“（刑鼎）”、“殹”、“历”三字的疑难与困惑：枣阳曾伯陭钺铭文之再研读

在出土于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21号墓的曾伯陭钺铭文中，可见有“（刑鼎）”、“井”两个“刑”字。有学者据“（刑鼎）”字推定西周时期早已有“铸刑鼎”事件，因而判定该器在中国法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对该钺铭文之误读与过度解释“（刑鼎）”字、“则”字的结果。曾伯陭钺属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之器，是曾国国君权力的象征物。其铭文所见“（刑鼎）”、“井”这两个“刑”字，当为古文字常见的所谓“同字同辞异构”现象。“（刑鼎）”字、“则”字乃至兮甲盘铭文，均与“铸刑鼎”事件没有任何关联。曾伯陭钺铭文“非历殹井（刑）”一句的解读，仍存有疑惑；尤其关于“历”字的含义，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如何看待春秋期间郑铸刑书、晋铸刑鼎的法律意义

春秋期间郑国“铸刑书”和晋国“铸刑鼎”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二次公布成文法”,而是在周天子势衰,周朝法律制度失去作用后,各强国在政治上争霸的同时,也在制订和公布自己的法律制度方面争霸的反映,而其中尤其以郑国“铸刑书”和晋国“铸刑鼎”为典型。叔向和孔子对此提出的批评意见,并不是反对公布成文法,而是反对这些国家抛弃周朝的法律制度而代之以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

春秋铸刑书刑鼎究竟昭示了什么巨变

对于春秋时期郑国铸刑书和晋国铸刑鼎的两大事件,过去人们一般只关注其"成文法"和"公布"的历史意义。春秋时期,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非常固定的社会关系安排——"礼治",无论是从实际操作层面还是思想基础方面都受到激烈的挑战。各国铸刑书刑鼎,为"救世"需要而被迫采取了"缘法而治"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否定了过去的宗法礼治模式,否定了以礼法之网罗一切生活的社会控制理念。因此,铸刑书刑鼎的要害在于社会控制模式的巨大转变。

刑鼎源于何时——由枣阳出土曾伯陭钺铭文说起

2005年公布的曾伯陭钺属于古书中所说的"刑器"。其铭文表明,该钺是配合刑鼎使用的刑器,由此可知刑鼎至少在西周已经存在,远早于春秋末的范宣子铸刑书。上古铸刑书不一定必在鼎上,与鼎类似的其他礼器,都有镌刻刑书的可能,其性质和刑鼎是一样的,兮甲盘即为其例。《左传》所载叔向、孔子反对铸刑书,乃是攻击不符合礼制而滥造刑鼎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是刑鼎制度衰微后的产物,其与东周时代立法、司法权力趋于分离,程序性礼制的法律功能减弱,条文化律令模式萌芽的产生等社会现象密切相关。

晋刑鼎再议——兼向庆明同志请教

在探讨和研究孔子法律思想的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专家学者的指教,庆明同志的《"铸刑鼎"辨正》(载《法学研究》1985年第3期)就是其中之一。本着不断修正错误、追求真理的精神,现就《"铸刑鼎"辨正》(以下简称《辨正》)一文谈点自己的想法。

论法律公示的起源和意义

公元前 5 36年 ,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 ,将法以律条的形式固定并颁布于民 ,首启法律公布公示之肇端。但是 ,这一代表当时先进的法律思想的举动却招致了晋国大夫叔向的强烈批评。其后 ,晋国于公元前 5 13年铸刑鼎 ,也遭到了孔子的强烈谴责。子产与叔向、赵鞅等与孔子的分歧 ,反映了先秦时期“礼治”与“法治”两种治世思想的激烈冲突。

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刑法存在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子产铸刑书首开我国古代成文法创制之先河,此后的历代立法都闪耀着罪刑法定主义思想的光芒。唐律较全面地体现了罪刑法定主义思想。中国古代罪刑法定主义思想对我们当前立法、司法有重要指导意义。

试评孔子政治思想中的几个问题

孔丘的政治思想究竟如何,历来聚讼纷纭。有人认为他主张开历史倒车,反对现实变革。其主要论据是:孔子“从周”、“复礼”、“隳三都”,以及反对“以田赋”、“铸刑鼎”。其实,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观点,“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