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土改中的划分阶级成分和反封建问题

划分阶级成分是土地改革中极其复杂而又重要的工作,是决定土地改革运动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苏南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复杂,地少人多,平均占有量少,工商业及副业发达,又兼有田底权、田面权之分,义田、义庄、义仓、义宅比较普遍。因而苏南农村虽然也存在封建剥削,但在表面上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心不强,给土地改革的发动带来了困难。针对苏南农村的特点,苏南区委对各类阶级成分的划分制定出了详细的规定,通过农民与地主面对面的激烈斗争,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斗争过火和错划、漏划的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苏南区委对此偏差进行了纠正,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苏南土改通过划分阶级成分和反封建斗争,消灭了地主阶级,摧毁了苏南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开始了农村经济建设的新篇章。

财富与剥削在苏维埃革命划分阶级中的演变及启示——以中央苏区为例

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创造及阶级剥削的理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基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苏维埃革命中对此进行了早期的实践。中央苏区在摧毁旧的剥削社会和建设新的苏维埃社会过程中,先是以财富多寡来论阶级剥削,并推行共产平分财富的政策;继而以革命前是否"劳动"与形成"剥削关系"来区别阶级剥削,注意保护中下层劳动者的财富;最后将创造财富中的"劳动"及其"剥削关系"计量化,进一步保障此前土地革命中受到打击的中农、贫农劳动者的财产。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共在苏维埃革命中的艰辛探索,并在如何全面分析价值创造的要素、如何合理解决收入平均问题等方面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历史唯心论的观点

第一次公开明确地提出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标准的是康生。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他就在一次接见群众时提出这个问题,说列宁关于划分阶级的定义现在已经不够了,区分阶级还要从政治思想范畴上看。在一九七○年一次会上,他说得更加具体:“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整个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

马列主义划分阶级的标准不容篡改——批判林彪、“四人帮”关于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谬论

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那个窃据高位的顾问,为了实现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肆意篡改马列主义关于划分阶级的标准,人为地制造和扩大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那个臭名昭著的顾问就曾说过:“过去从经济范畴上划分阶级,这是对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存在。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形成及历史贡献

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形成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复杂的党内因素: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内部逐渐分化,“反共”“分共”时有发生;而共产党内部普遍缺乏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无法分清敌友问题。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承与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阶级划分理论,形成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划分理论。在阶级划分标准上,他认为“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是两大基本标准;在“阶级结构”上,他将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划分为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五大阶级。毛泽东的阶级划分理论有着突出的历史贡献:它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科学指导,还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的阶级划分问题——以湖南平江为例

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成功与准确划分阶级成分是分不开的。当时的阶级划分不仅政策性强,而且充满着斗争,使广大农民阶级分清了敌我善恶,对提高农民觉悟起到了很大作用。

河北新区土地改革中农村阶级的划分

1949年冬开始的河北新区土改,虽然明确了以1933年两个文件和1948年1月任弼时报告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但是在划分阶级的工作中仍很难准确掌握兼营土地者以及处于富农与富裕中农之间农民的成分。同时由于农村固有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关系等原因,新区土改在阶级划分中仍然出现了与老区土改错划和提高成分的类似问题。

如何定义中国中产阶级:划分中国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

中国中产阶级迅速成长,但如何定义和划分中产阶级,却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考查了西方中产阶级概念的源起和当代新中产阶级概念的内涵,以及中国人对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解,参照西方中产阶级划分标准,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状况,设定划分中国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三个标准,并采取2011年CASS-CGSS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了中国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规模。

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探讨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进程中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社会关系进行了实质性重构,即以阶级关系统摄各种社会关系,将其纳入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框架;二是通过对乡村社会成员的重新命名和归类,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等级秩序;三是治理和被治理技术的发明,既借助阶级隔离术和阶级融合术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又通过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的建构促使农民自觉融入了党和国家的治理轨道。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理论--兼论"中产阶级"的阶级属性

马克思主义依据不同的社会集团对生产资料的不同所有制关系划分阶级的理论,仍然是我们认识阶级本质和阶级关系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工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正确分析"生产资料"和"所有制"范畴的演变,是我们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的关键。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理论,完全可以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着的阶级阶层的科学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划分标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适用——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以收入、收入源泉、职业为标准划分阶级。他们认为,未获充分发展的生产力、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阶级形成和存在的三大条件。从他们关于三大条件与阶级形成、存在关系的具体论述中,笔者认为,以生产资料支配权与剩余劳动支配权这样一个二元标准划分阶级应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根据这种标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等五大阶级。剩余劳动的支配关系即是阶级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必然是剥削关系,并不必然导致阶级之间的对抗或斗争。

践行革命:华北土改运动中的阶级划分

阶级分析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是同质、固化、二元对立的,强调冲突和斗争;社会意义上的阶级是异质、流动、多元互动的,强调关联和交融。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尚未达到“阶级对立简单化”的程度,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便不得不在两种阶级图景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阶级划分的标准和程序时常与党的阶级政策相偏离,这不能简单视为政策执行中的错误或偏差,而是政策弹性和适应性的体现,从中可以发现革命实践的辩证逻辑。

中国共产党阶级划分词语之变迁--基于对土地革命和改革的主要法规和文件的文本考察

1931年至1951年,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数次土地革命和改革,颁布了一系列指导土地革命和改革的法规与文件。本文对一些相关的主要法规和文件的文本进行了梳理,考察了中共阶级划分词语及相关政治衍生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并分析了这些词语变迁的特点。通过这些分析,既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中共进行土地革命和改革目标取向的差异,以及对不同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中共建构政治话语的基础。

身份政治:国家整合中的身份建构——对土改时期阶级划分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作为社会学基本概念的身份,也具有丰厚的政治学意义。本文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并参照已有相关研究资源,探讨了农民身份系统在国家与农民两大行动主体的互动性关系中生成、延续、转型的动因、过程和机制,并以农民身份变迁为切入点探究了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方式、能力和限度以及农民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观念的转变。在土改时期阶级划分过程中,农民的身份系统经历了一个颠覆和重构的过程,它是国家意志与农民意愿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致或偏离:阶级理论与基层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以江西石城为例

本文选择了宗族较发达的江西石城为个案,以乡、村两级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基层土改中的阶级划分标准、土改理由与中共的阶级理论之间关系。至于阶级划分标准,中共强调的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及其使用关系;土改一般是以乡或村为单位,乡、村的土地分配状况地区差异较大,基层的阶级划分标准与中共的或一致或偏离。总体而言,基层遵循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阶级划分的标准,只是一些"无地主或富农"的村庄出现了"拔高"阶级成份现象。面对"偏离"时,往往是"客观性现实"服从"表述性现实",出现了划分标准的政治化、主观化。至于土改理由,中共认为是"两极分化严重";而在基层,"有(大)地主"、"无地主"状况均可能存在。如江西石城"土地分散",中共要面对无"阶级敌人"可斗的尴尬,但却有大量公产的存在。基于中共关于公产的阶级剥削性的理论解释,基层土改将大量公产纳入到"地主、富农"统计。这不仅修正了基层乡村"无地主"的结论,而且使革命顺利进行。

从乡土社会到阶级社会:土地改革与阶级划分的权力实践

本文首先考察了1947年开始的农村土地改革与阶级划分,以党-国家——社会关系作为连续谱,分析了两种西方立场下看待土改运动的观点。其次,分析了土地改革如何从外部进行制度性植入,进行阶级再造与社会结构的重塑。尽管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定义,也不同于西方的阶级制度,共产党将"阶级"的概念输入给农民,实现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持续介入与动员,在运动中建立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秩序。再次,分析了阶级划分与社会整合的关系。阶级划分并不具有社会分层制度的相对稳定性,而是为运动政治服务。最后,早期农村基层社会的整合促进了"全能主义政治"的推进。国家采取的二元对立的治理技术与民间社会互构,自上而下的运动政治培育了民间力量的政治参与方式,使他们继承了阶级斗争的遗产,在之后的重大社会事件中掀起了运动政治的高潮。

马克思恩格斯阶级划分模式的文本学考察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两条思维轨道上来思考阶级划分的。一个是理论构建的轨道,一个是实践分析的轨道。在理论构建的轨道上,他们运用抽象的思维方法,发现了两极阶级的对立以及两极中间的中间阶级,形成了三元的阶级划分理论模式。在实践分析的轨道上,他们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维方法,发现了两极阶级和中间阶级的多样的现实表现。现实中并没有,当然他们也不会形成阶级划分的实践模式。唯有科学坚持马克思恩格斯三元的阶级划分理论模式,才能正确把握由当代中国所处历史方位所决定的社会分层的复杂性,才能正确把握由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所决定的阶级关系及调整阶级关系政策的复杂性。

1949年前华北农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标准及影响

1949年前华北农村土地改革中的阶级成分的划分标准问题。文章首先以1949年前华北农村阶级与社会的状况为背景,通过阐述共产党和基层群众不同的划分标准,分析了基层群众对划分阶级的心态,并揭示了划分阶级的多重标准产生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影响。

现实社会主义阶级划分探因

现实社会主义存在阶级划分 ,是由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状况决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完善和三大分工的存在是现实社会主义存在阶级划分的主要原因。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 ,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消除私有制、完善公有制、消灭三大分工 ,才能为逐步消除社会主义的阶级划分现象创造条件。

马克思阶级划分理论的多维阐释辨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对马克思阶级划分理论的新阐释，应予以辨正。阶级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利益共同体。它的故土在生产而非市场，以技术剥削和工作剥削为基础的阶级划分理论难以成立。阶级划分的基础是从经济领域开始，但一个阶级是否形成还要看他们的阶级意识怎样，看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如何，作为上层建筑的权力不能作为划分阶级的独立标准。知识和文化作为精神性生产要素，依赖于物质性生产资料，所谓“知识资本”并不必然形成“知识阶级”，与其说“知识分子新阶级”，还不如说是“阶级的新知识分子”更为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