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体育权的宪法属性——一个“半真正未列举权”的视角

体育权在我国宪法上未予明确列举;通过受教育权、文化权、休息权和生命健康权等权利直接推衍,也颇为勉强;但宪法总纲关于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规定,宣告了体育的重要性。因此,根据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理论",体育权可谓我国宪法上一项"半真正未列举权",应予保障。但鉴于中国法律实证主义的思维习惯,将体育权在宪法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明确列举,最为妥当。体育权入宪,有助于明确体育权的宪法权利属性,有助于彰显体育权的时代内涵,有助于突出体育权的国家义务,有助于促进政府积极履行有关国际公约。

未列举基本权的宪法解释方法——以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为中心

如何保护未列举基本权,是宪法学的重要课题。美国最高法院往往从宪法文本中找到权利的来源依据,再根据基本权利分析模式,辅之多元化的宪法解释方法,实现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积极从宪法文本中推导出未列举基本权,同时要擅于利用各种宪法解释方法。

法官能否推定未列举权利?——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述评

在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明确推定了宪法隐私权,这一判决激起了对美国宪法第9条修正案的激烈讨论,法官能否推定未列举权利成为一个聚讼纷纷的问题。本文围绕此问题,梳理该判决书中的各种意见和争论,表明争议源自对不同宪法解释和推理方法的信奉,而背后则触及对宪政的体制与理想的争论。

未列举基本权利论纲

文章通过分析宪法中的未列举基本权利的非真正未列举基本权利、半真正未列举基本权利、真正未列举基本权利,认为前者可通过现有宪法条文的解释而予以保护,而后两者之保护必须动用概括性基本权利条款。该种条款许多国家宪法均有所规定。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与推导需要有一定的标准以及方法。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证成——基于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的分析

未列举权利的证成是一个司法实践的过程,也是一场制度正当性的博弈。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中法官通过援引第九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发展伴影理论和实质性正当程序理论,运用类推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并诉诸历史和传统、自然权利学说和人权保障基础原理,确证了婚姻领域的隐私权——一项宪法未列举的权利。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之中纠结着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的分野,蕴含着解读宪法乃至司法的不同理念。究其根本,未列举宪法权利证成过程中包含的两难选择是司法审查与民主原则紧张关系的呈现。

论中国语境下宪法未列举权利的保护路径

宪法未列举权利的保护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参考域外司法保护模式的有益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语境,我国宪法未列举权利的保护路径应为:依照宪法制定一部人权基本法,实现宪法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变,然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在个案中通过对该部人权基本法中的"未列举权利条款"和相关条款的解释,实现对宪法未列举权利的间接保护。

论宪法未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化

本文采用比较分析和价值分析的方法,介绍公民基本权利具体化应遵循由抽象到具体、由概括到明确、由静态到动态、由确认到交互的基本原则。在对宪法进行修改时,应对基本权利的内容予以必要的扩充,对基本权利内容的规定也要明确,从而体现宪法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宗旨;应使基本权利在一般法中均得到明确、具体的规定;应在宪法中确认宪法的直接效力,同时赋予人民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权;在宪法中增加未列举权利的条款,确立公民基本权利全面保护的原则。

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文本模式及证成

宪法文本的有限性和权利体系的开放性使得对权利的完全列举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权利需求,从而在宪法列举权利外产生了宪法未列举的权利。缺少未列举权利的宪法权利体系只是由有限的权利组成的封闭的权利系统,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公民对权利的需求。基于宪法的根本法性质,宪法未列举权利指的是公民不可缺少的基本权利。权利是时代的产物,是个人生存条件的法律表达,保护宪法未列举权利既可以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能克服宪法文本的局限性。

我国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判断方法

当人们对某种权利的欲求达到一定程度时,往往出现使之"入宪"的呼声。未列举权利理论的提出可以打破这种长期以来的迷信。人权条款为我国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栖身之所。判断未列举权利,首先需要对权利的层级化分类。判断未列举权利总的标准为"足够基本";具体标准为该权利主体具有高度的普遍性,该权利性质与生命权、人格尊严息息相关,公民对该权利产生了强烈要求。

宪法未列举权利基本问题研究

摘要：对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基本问题做一简单的梳理，对宪法未列举权利作了定义，分析了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类，论证如何对宪法未列举权利进行证成，并说明进行宪法未列举权利研究的意义等，以期能引起我国对宪法未列举权利研究的足够重视。

浅论宪法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

权利是有层次的,权利按层次性可分为基本权利和一般性权利。宪法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全部权利进行保护,因为基本权利是人生而就有的、涉及人的本质和本质特征、关乎人的尊严和幸福的权利,并且它是不断发展的,具有不可穷尽性,宪法只是对现有的基本权利的确认和认可。因而宪法未列举的基本权利的宪法性认可和保护值得加以认真对待。

法规与官方文件中"等"字英译研究--中外文件列举性词语对比

本文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文中列举性"等"字的翻译,统计了"列举未尽"翻译和"列举煞尾"不译的数据,以及列举未尽的各种英语表达法的使用频率。为了证明这两份文件英译文的合理性,本文进而对比了国外五份英语法规文件的相应数据。对比研究显示,《宪法》和《政府工作报告》英译文用词与国外文件大致一致。最后,根据中外权威文件的英语用词特点来审视部分中国法规文件的用词,以确定后者的用词是否妥当,从而体现出本研究的应用价值。

助词“等”与“等等”的作用

多项并列可以有列举已尽、未尽之分,单项式也有已尽、未尽之别。助词"等""等等"可以出现在列举未尽的单项式之后,尚未见到出现在列举已尽的单项式之后;二者都可以出现在列举未尽、列举已尽的多项式之后。并且"等""等等"的后面都可以出现其他词语。

“等暴力性犯罪”的辨析——对刑法第81条第2款的理解

刑法第81条第2款中的“等暴力性犯罪”是指具体的罪名还是具体的犯罪行为;“等”作为助词,是表示列举未尽,还是列举后的煞尾,学界分歧很大。但通过对司法解释的解读,显然此处的“暴力性犯罪”为具体罪名,非具体犯罪行为;根据刑法其他条款中“等”的语义、罪刑法定原则和行刑谦抑原则的要求、现代刑罚的目的、刑法适用存疑时有利被告的原则,“等”应理解为列举后的煞尾。建议未来修改刑法时,尽量用语明确,消除歧义,或者是取消第81条第2款中引起歧义的“等”,或者是在刑法总则第五章中以立法解释的形式用条文界定刑法典中“等”的涵义。

论宪法未列举权利

基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性、成文宪法本身的局限性和基本权利内容的发展性,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宪法文本中将应当受到保障的基本权利尽数列举,由此而产生所谓宪法未列举权利的问题。相对于宪法已列举的权利,宪法未列举权利以何种形态存在,如何去证成与保障,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可以使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能够不断接纳新的权利而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不至于僵化;同时又可以合理区分宪法权利与普通法律权利,避免宪法对权利的保护不堪重负。

“人权条款”：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安身之所”

从我国宪法"人权条款"(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在宪法规范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在中国法文化背景与当前时代背景下来看,它具有作为宪法具体权利的总括与成为宪法基本原则和价值的功能,且内在包含了对于宪法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保护。宪法未列举权利条款可以在不损害宪法稳定性与宪法权威的前提下为新兴宪法权利的保护提供规范支持。我国宪法的"人权条款"为宪法未列举权利提供了"安身之所"。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和保护,是各国宪法实践中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从各国的司法实践和学说理论来看,目前有三种认定方法最为流行。第一种是求诸历史的认定方法;第二种是"人的尊严"概念指引下的认定方法;第三种是以捍卫民主为取向的认定方法。这三种方法虽然都不能够建立起一套客观的、唯一的判断标准体系,但却是认定未列举基本权利之可行的方案和思路,对于建立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未列举基本权利认定方法极具启发意义。

论住宅权在我国宪法规范上的证立——以未列举宪法权利证立的论据、规范与方法为思路

住宅权是一项基于人性尊严而产生和发展出来的基本权利,宪法对住宅权的确认为公民获得相应的住房保障提供了根本法的依据。然而我国宪法并未完整地规定住宅权,因此,从宪法规范上解释出住宅权,对住宅权在我国获得宪法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求诸未列举宪法权利的理论,从住宅权证立的实质论据、规范依据和论证方法三个方面,证立了住宅权在我国宪法规范上是存在的。

从“限制权力”到“未列举权利”——时代变迁中的《美国联邦宪法第九修正案》

对于《美国联邦宪法第九修正案》的含义有"限制权力派"和"未列举权利派"的争议,双方各自从历史、语境和文本论证自己观点的正当性。前者更接近制宪者的"原意",后者则体现了对第九修正案的当前理解。在宪法实践中,二元联邦制终结前,大法官们把《第九修正案》理解为限制联邦权力的解释规则;二元联邦制终结后至今,随着联邦权力的扩张而逐渐将其理解为保护个人未列举权利规范依据。这一变化是大法官们立足于现实,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运用司法技术回应时代转型和社会需求的结果。

未列举权利的认定方法与判断标准

《未列举基本权利的认定方法》一文将未列举权利的认定方法归纳为"求诸传统的认定方法"、"‘人的尊严’概念指引下的认定方法"和"以捍卫民主为取向的认定方法"三种,这一归纳是不全面的,而且存在着混淆认定方法与判断标准的嫌疑。美国学者提出的原旨主义方法、文本主义方法、建构性的方法、推定的方法以及其他学者提出的未列举权利的认定标准和评价标准,可以视为对该文的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