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刘呐鸥:"战间期"在上海的《猺山艳史》、《春蚕》电影论争

本文以"战间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态势与上海的发展状况为背景,结合鲁迅与刘呐鸥的生平与文艺观,从当时的史料出发,细致追溯《猺山艳史》和《春蚕》两部电影从制作到上演的经过,考察鲁迅和刘呐鸥之间围绕这两部作品展开的论争。

都市文化理性与刘呐鸥的都会小说

将刘呐鸥的都会小说置于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这一现代都会背景,置于都市文化与创作审美、作家创作与都市言说方式的研究层面,我们将会“发现”:性爱剥离,迷恋与逃逸,叙论合一,是刘呐鸥都会小说的主要特性。刘呐鸥都会小说所显现的都市文化理性,是刘呐鸥小说的新姿态,也是现代中国都市文学应该具有的表现方式与文学视角。

“电影的”电影的追求——论刘呐鸥的电影观

由于对“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论争的定性,作为“软性电影分子”之一的“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的电影观迄今没有得到具体分析和公正评价。本文通过仔细解读刘呐鸥发表于《现代电影》杂志的一系列电影论文和评论,对他的思想、观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试图还原一种历史的客观真实,并揭示其可能存在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实践意义。

审美观照与现代眼光——刘呐鸥的电影论

刘呐鸥是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创作的始作俑者,也是颇有建树的电影理论家,他以审美的态度观照电影,用现代的眼光探寻电影,其理论表现出独特的思想个性和美学价值。他联系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特点,来解释电影的运动性特征;要求以精湛的艺术描写都市生活的繁华与迷乱,坚持形式与内容并重的创作理念;强调兴味与娱乐,重视电影的大众文化和工业文化的属性与品格。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和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敏感,使刘呐鸥的电影理论具有较多的合理成分和某种前瞻性。

20世纪20年代中国都市的现代性表达——刘呐鸥《都市风景线》的创新价值

刘呐鸥20世纪20年代末创作的都市小说,具有题材的重大开拓性和现代城市文学的全新艺术品格。在中国城市化程度极低,农业文明背景广大深厚的历史环境中,刘呐鸥的都市小说在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拓荒性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穆时英、刘呐鸥的身份、死因及其他

在现代文学史上 ,穆时英、刘呐鸥在伪上海时期的活动扑朔迷离 ,死因说法各异。结合新发现的资料和汪伪时期上海报界的实际情况 ,可以肯定 ,他们都效力于汪伪汉奸政府的新闻宣传 ;穆时英是中统人员但被军统误杀 ;刘呐鸥因赌场经济问题被青红帮暗杀 。

试析刘呐鸥的实验纪录片《持摄影机的男人》

刘呐鸥拍摄于1933年的纪录片《持摄影机的男人》的视听语言具有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初创时期的电影语言先锋性。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电影美学观念,似乎提醒我们:对那个年代的电影研究还有很多值得再界定的地方。

“孤岛时期”的穆时英、刘呐鸥

现代文学史上,穆时英、刘呐鸥在伪上海"孤岛时期"的活动扑朔迷离,对其身份、死因说法各异。这对"新感觉派"的研究很不利。现结合新发现的资料和汪伪时期上海报界的实际情况,认为他们都曾效力于汪伪汉奸政府的新闻宣传;但穆时英并不是汉奸,他的身份是中统特工但被军统误杀;刘呐鸥虽然是汉奸,但他是因赌场经济问题被青红帮暗杀,不是政治问题。

30年代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刘呐鸥电影理论初探

20世纪30年代,电影理论家刘呐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探讨电影特性以及表现的可能性的问题.其核心观点在于,从电影本体出发,认为电影是一种独立的艺术.电影有自己独立的语言系统,就是影像和声音.从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电影是现代机械社会的产物,电影的节奏与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密不可分.刘呐鸥提倡纯粹的“电影作者”,他认为导演才是一部电影的作者.刘呐鸥的电影理论长期以来不被人重视,今天来重读刘呐鸥,是必要的.

刘呐鸥与日本新感觉派

刘呐鸥是中国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他最先从日本引进新感觉派 ,其小说创作有与日本新感觉派相同的特征 ,如表现悲观、虚无、寂寞的世纪末情绪 ;崇尚主观、表现自我、尊重感觉生活 ;表现现代都市机械化生活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但刘呐鸥的小说缺乏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象征性、乡土气息和诗化色彩。

论刘呐鸥小说的想像性存在的现代性

刘呐鸥小说通过作品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将作为想像性存在的现代性成功地编织成一份可读的文本。其小说中的现代性成为影响人物选择和故事发展的根本因素,对现代性的强烈和自觉认同,导致了小说主人公幻象的产生和异化的可能,加深了他对现代性及其表层的都市生活的困惑。鉴于从近代以来,对自身文化普遍焦虑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来说,刘呐鸥小说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刘呐鸥、鲁迅电影观比较——以《猺山艳史》《春蚕》论争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刘呐鸥和鲁迅围绕着电影《猺山艳史》《春蚕》发生过激烈论争,可以看作是“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的很好注脚。后来,受到多种历史因素影响,《春蚕》成为中国左翼电影的重要标本,《猺山艳史》却几乎消失在电影观众视野之中,这不仅反映出电影评价标准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显示了时代历史与电影之间的复杂关系。

上海《晨报》上的刘呐鸥、穆时英集外文

20世纪30年代上海《晨报》的《晨曦》和《每日电影》副刊,是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文学和电影副刊,但学界对它们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其上刊载过不少有价值的文章,是颇为重要的文献,其中就有为《刘呐鸥全集》《刘呐鸥全集·增补集》《穆时英全集》所失收的集外文,如刘呐鸥的小说《你夫人是中国人吗?》,穆时英在软性硬性电影论争中的《血腥》等。

家庭的变质与缺失——论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小说

家庭在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小说中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和对两种关系的叙述促使了刘呐鸥和穆时英小说中家庭形象的变质与缺失。家庭对于理解刘呐鸥和穆时英小说的主旨，窥视现代性进程中的都市人的精神撕裂状态具有特殊意义。

刘呐鸥:游走在上海的文坛与官场之间

刘呐鸥在上海所从事的"新感觉派"文学译介与创作,带动了"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潮流,对台湾现代派文学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他的"软性电影"理论具有前卫性,但在民族危机时刻,救亡压倒一切,趣味主义的提倡显然不合时宜;他介入汪伪政权,并遭到枪杀,从而被视为"汉奸文人"。若从一个不敢暴露自己身份的台湾人角度来对他进行分析,则可以反映出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尴尬身份,折射出1920-40年代日本、大陆和台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可以揭示出他在台湾文学史上长期缺席、在大陆文学史上定位暧昧、充满讹谬的原因。

早期传统叙事模式的探索——程步高、刘呐鸥、费穆的电影实践

戏剧化叙述方式不断发展,其在中国早期电影叙事模式中逐渐沉淀下来,并且为以后国产电影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本文就部分影视作品的叙事模式进行了考察,如刘呐鸥、费穆、程步高的电影等,这些导演在此种模式中不断进行创新与摸索,无疑对中国电影叙事方式的本土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与此同时,传统叙事模式也逐渐成形,促使中国早期电影的叙事方式有了新的突破。

都市里拒绝神话——论刘呐鸥小说的文化解构意义

用文本细读法来分析开创“新感觉派”小说风气之先的《都市风景线》,可以发现它对当时文坛流行的“爱情神话”、“乡土神话”的解构和反拨“启蒙神话”的深层文化意义,使批评者对“新感觉派”小说的研究能够回归文本,而非观念先行因袭旧说,这对于批评者研究当下的都市文学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都会性爱与情爱的不同感应者——试论刘呐鸥小说的“性”、“情”观

性爱与情爱是刘呐鸥小说中的两个重要元素，而活跃于都市的男性和女性则是这两个元素的实践者。他们虽然都是性爱与情爱的参与者，但对性爱与情爱的感应却不同。

解读刘呐鸥都市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

作为新感觉派的先行者,刘呐鸥以独特的笔触描摹着上海大都市生活中的女性躯体。小说中对于女性的身体叙事,迎合了以享乐为题旨的消费文化。正是这种身体异化背后的文化建构,揭示了男性话语权利的中心地位仍未改变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