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年代学家刘坦及其学术成就

历史年代学家刘坦,是一位民间学者,天津武清王庆坨镇人。他终生探讨历史学,在星岁纪年的研究上绝学特立,受到中国科学院郭沫若、竺可桢的重视。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一书,至今仍是这一问题的唯一专著。这部卓越的著作,特别清理了西汉末刘歆的纪年体系,揭示其造伪行为,指出历代学者对于中国之星岁纪年皆认识偏颇、讹误,对此一一廓清,取得破解千古迷茫的成就。

《左传》《国语》被刘歆窜乱的一项铁证——历史年代学家刘坦之说申论

《左传》是否被刘歆伪造或窜乱,争议极大,涉及《国语》一书。运用历史年代学家刘坦对星岁纪年的研究成果,分析《左传》《国语》内出现的岁星纪事,可以找到刘歆窜乱二书的铁证。刘歆《三统历》制定了十二星次的新名称体系,是此前各种书籍文献所无,《史记·天官书》仍采用先秦石氏"星经"的名称,即为明证。而新的"星纪"、"大梁"等十二次名目,其思路和来源,只有刘歆才可能设定,他出于构建新学术体系之目的,加之政治投机需要,遂采取书籍文献上作伪、掺假的行为,结果身败名裂,这是学术史上的一大教训。

刘坦的《论殷历纪年》及其历史年代学思想

民间历史年代学家刘坦,针对唐兰、陈梦家二位先生运用所谓殷历论证夏商周断代年限,撰文以理清殷历的来龙去脉,指出殷历缺乏完整的历史纪年,且与《竹书纪年》并非同一体系,不能拼合使用。纬书中的殷历资料,更无利用价值。刘坦独特的年代学思想,一是审查相关资料的来源,决不能采用无稽之说;二是强调不同体系的历法之间,不可穿凿拼凑;三是对历法等知识体系,首先应正本清源,辨明实质,不急于直奔具体历史年代的考索。这对于当下改进治史方法和学术风气,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后汉书》纪年订误三则

《后汉书》关于汉章帝刘炟、顺烈梁皇后梁妠的享年及东海恭王刘强的在位年数记载有误。查考《后汉书》所载,对比其它载籍,运用本校和他校之法,可以证知,汉章帝的享年,"年三十三"当作"年三十二";顺烈梁皇后梁妠的享年,"年四十五"当作"年三十五";东海恭王刘强的在位年数,"立十八年"当作"立十六年"。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新识五则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四卷本出版后,虽得学界诸多好评,但仍然留下一些尚须梳理的问题。作为该书的作者之一,本人有五点新的认识:《宋书》、《魏书》皆属于官修史;《资治通鉴纲目》的编纂中,赵师渊的贡献其实不大;明代《咸宾录》一书之刘一焜《序》内的星岁纪年,是依据汉代刘歆的《三统历》,这通过民间学者刘坦的著述可以破解;而清入关前纂修的太祖实录,书名有过几次变化;康熙年间之戴名世文字狱,促使王鸿绪匆忙地进呈《明史列传稿》。这些关于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认识,值得关注。

庚子风云

一年一度的“风云”迟到了,不光迟到,还多了个“冠名”。“庚子”这个词充满了中国味儿,它是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六十个天干地支组合中的一对。干支纪年萌芽于西汉,到了汉章帝刘坦执政的元和二年(公元85年),干支纪年被以政令的形式颁行于全国,此后各朝各代除实行年号纪年之外,并行以干支法作为纪年。直至辛亥革命后到新中国成立采用公元纪年以来,干支纪年作为一项古老的中国传统,也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