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

刘大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革命"与"历史"的视角考察,刘大年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民主革命和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直接关联;"文革"后刘大年所坚守的革命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以革命史学观念为核心理念的"革命史范式"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刘大年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断想

刘大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学术上的是非功过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伏进退息息相关。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的基本形态是革命史学、政治化史学,其症结在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处置失当。刘大年曾是革命史学的建构者和捍卫者之一。在革命时代终结之后,对刘大年等代表的革命史学更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

郭沫若就凉山彝族奴隶制问题致刘大年函的写作年份及相关情况再考

笔者在写作《郭沫若就凉山彝族奴隶制问题致刘大年函写作时间及相关问题考》时,根据《刘大年来往书信选》注释提供的线索考证出郭沫若就凉山彝族奴隶制问题致刘大年函的写作年份为1953年。看见《刘大年全集》附录的胡庆钧致郭沫若函后,本文考证出正确年份为1954年。相应地,对以下三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一、胡庆钧20世纪50年代写作、发表研究凉山彝族奴隶制文章的情况,二、翦伯赞对凉山彝族是否是奴隶社会的看法,三、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学术生态。该事例很好地说明了以下三个道理:一、史料使用人对包括档案、日记、书信在内的所有史料都应疑而后用;二、史料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考证的重要性;三、史料考证只能尽力避免出现错误,因此,在自己或者他人发现错误时,一定要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加以改正。

刘大年与中日史学交流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多次赴日进行学术访问和讲学,与不少日本史家有深厚的学术交谊,改革开放后倾力推动中日史学交流砥砺,不仅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多元取法与繁荣发展,也着眼于化解历史恩怨的现实关怀,进而为中日友好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对于中日史学交流有前驱先路之功,体现出非同寻常的眼光和格局。

刘大年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与实践

刘大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学者们对其史学成就,已进行了不少阐述、总结和探讨,但对其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与实践,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刘大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呈现为四大特点:将历史人物融入历史情势中去分析评价、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反思,庶几将对历史人物评价方面的研究起到推进作用。

刘大年与近代史学发展

刘大年（1915—1999），著名的历史学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青年时期，他离开祖籍湖南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他在根据地参加抗战，同时开始研究史学。早年的学习与工作经历，使刘大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建国后，

刘大年史学研究述论——一种基于学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考察

刘大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回望他的一生学术历程,关注现实、服务政治是其史学研究的主要动力,以史论政、援政入史构成刘大年史学著述最突出特色。刘大年的史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比他早或比他晚的,大概都没有像他那样把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那么明朗、那么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刘大年史学堪称成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结合的典范。

刘大年与史学界“五老”

《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下)二册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6年9月出版。《书信选》反映大年先生的学术精神以及他和史界学人的交往。本刊发表五则来稿,表达我们对大年先生的敬意和怀念。

刘大年治学特点试析

本期设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专栏,刊登三篇文章,论述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白寿彝、龚书铎的学术特点、学术风格、学术人生。三位史学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学建设,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黄仁国先生参与过撰写《刘大年传》,积累、掌握丰富的刘大年研究资料。他从刘大年的学术著作、会议讲话、学术活动中所提炼出的刘大年治学特点,很好地反映了刘大年的学术风貌。薛莹(刘雪英笔名)老师在白寿彝先生身边工作十七年,是白寿彝先生晚年学术工作的得力助手。她写的《白寿彝先生的学术风格》,于解读白先生的论著中寓有自己的观感,严谨而富有情感。龚书铎先生于2011年11月不幸病逝。杨共乐、张昭军、邱涛三位先生以凝练的笔触,高度概括了龚先生的学术人生,是对这位卓有贡献的著名教授辞世期年的深切缅怀和祭奠。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现当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刊热切希望学界同仁更加关注和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研究。

刘大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创新问题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注意思考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史学创新的问题。他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史学创新；在继承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实现史学创新；主张充分挖掘利用新史料，密切联系实际开辟新的史学学术领域；建议中央领导同志关注开创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局面的问题；鼓励青年学子以创新的姿态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扬光大。刘大年的这些探索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推进史学创新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刘大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学化问题的探索

历史学家刘大年在改革开放新的时代条件下,结合自己的学术实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化问题进行了多维度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见解,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他强调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思想体系,要通过百家争鸣阐扬真理;主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穿起中国民族服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民族化;认为历史科学是事实的科学,同时也是理论的科学,主张历史研究要事实与理论并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现实的学术特点作了新的阐发,倡导将学术性和现实性放在科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侵华史”书写体系的建构——以刘大年、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为例

“美国侵华史”从“帝国主义侵华史”书写体系中独立出来并走向兴盛,是在抗战胜利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迎来高峰,产生了一系列著作和文章。其中,刘大年和卿汝楫的同名著作《美国侵华史》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的美国侵华史书写,被赋予了多重使命,既要颠覆民国时期历史书写中的美国形象,又要与美国政界、学界所炮制的“对华友好”论展开斗争,旨在通过系统梳理美国侵华的历史事实,厘定“侵略—反侵略”的历史基调,重塑人民群众头脑中的历史记忆。尽管这一史学课题因政治需求而产生,但新史料的发掘、新问题的提出以及新视角的开拓等,都推动了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发展。就刘大年和卿汝楫的著作而言,两者在研究范式上均属于早期革命史范式,具有同一性。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的娴熟程度不同,双方所建构的美国侵华史书写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刘著更符合历史实际,卿著则明显存在用史料比附经典作家论断的倾向。

刘大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理论贡献

著名史学家刘大年一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历史学的研究,是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面对各种思潮,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史学研究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早在1980年代初,他就强调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理论的区别,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和学科的发展。他对中国近代史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如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阐发,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刘大年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多方面的理论思考,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值得当代史学工作者发扬光大。

学术与政治——刘大年史学研究风格简论

刘大年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战士＂与＂学者＂双重品格于一身,一生秉持历史研究应为现实服务的理念,强调学术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史学成就与新中国50年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演变密切关联,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学术与政治是具有各自实践理念和独立活动领域、在观念上不可混而为一的两大系统。学术和政治意识形态结合并不必然地会损害学术,恰当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意识形态出发,同样可以有学术发现,可以取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学成就,这是刘大年史学留给后人的重要学术遗产。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革命意识形态及其规约下形成的革命史范式是学术与政治结合在观念和实践上的产物。研究刘大年史学风格有助于理解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张力与融合。

竖起中华民族脊梁——从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说起

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非常重大的社会影响,这主要是取决于其开创性、史料性和现实性。刘大年的反侵略思想不是僵化的言目排外,而是建立在长期的理论思索与深刻的历史反思上的自觉,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他反对在近代史领域美化侵略的言论,认为中国近代史归根到底是一个民族运动,是具有两个内容即近代化问题与民族独立问题的民族运动。以史为鉴,新世纪初,我们仍要继续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从回忆抗战到研究抗战——刘大年抗战史学研究再探讨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中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刘大年晚年10余载主要致力于抗战史的回忆与研究。他的抗战史学研究是在当下现实动机与学术动机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其成就主要表现为:在回忆抗战方面,他对抗战活资料有倡导与整理之功,并对抗战活资料价值有自己的认识;在研究抗战方面,他提出了以两个战场并存及其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抗战史研究理论体系。此外,刘大年对研究抗战史学的主要意义也有清晰的认识。

刘大年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20世纪80年代,学界的思想解放和百家争鸣迎来了国内的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春天。年逾古稀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刘大年,以其敏锐的目光和特殊的学术地位,参与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他作为首任会长,在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之后,积极组织了1990年代一系列讨论会,有效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史的科学研究。

改革开放后刘大年和黎澍的史学思想

1978年"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方方面面的巨变,史学界也不例外。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下,史学出现新的发展。刘大年和黎澍在马克思主义的深化、"革命史学"到"新启蒙"、"阶级史观"到"近代化"等几个方面为史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刘大年谈历史科学方法论问题

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上撰文谈及历史科学方法论问题。文章说,近代历史科学或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必须是一个足以阐明从社会经济基础、人的地位作用到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科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还必须是开放的、非封闭性的。今天我们现有的知识中从哪里去寻找合乎这个要求的方法论呢?中国传统历史学的方法论,有必须继承发扬的值得珍贵的部分。孔子传播《春秋》,对“义”与“事”两者平列。司马迁在《史记》上提出“义”与“法”并重。

刘大年对西方史学思想的认识与评论

在同辈学者中,刘大年的学术眼界较为开阔,他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且对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多有关注。在强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之同时,他对西方现代史学各流派中的合理因素并不拒斥,而是具体分析,倡导批判地吸纳,为我所用。这种理性的态度有益于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