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简论

全面探讨了《刘注》对《斐注》规范史注体、材料取舍得当等方面的继承与超越,并分析了刘孝标为笔记小说作注而形成的独特释文色彩,和其性格特点对客观谨慎的注释态度形成的影响。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书的时代特色研究

刘孝标在注释《世说新语》时,征引涵盖经、史、子、集四部的典籍达450余种,这些引书一方面体现了典籍的流传情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魏晋的时代文化,甚至昭示了后世文体的分化。

从训诂学与校勘学角度考察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自注”的注释功能

刘孝标学识精博而又能够融会贯通,在注释《世说新语》的过程中旁征博引,使得某些现在已经亡佚的文献又以分散条目的方式保存于注文之中,因此其注文具有极高的价值。本文主要从训诂学与校勘学角度考察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自注”的注释功能。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书格式研究

刘孝标学识精博而又能够融会贯通,在注释《世说新语》的过程中旁征博引,使得某些现在已经亡佚的文献又以分散条目的方式保存于注文之中,因此其注文具有极高的价值。文章主要从引书格式角度考察刘注中征引注的方式方法。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体例探析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注疏体例严谨,足堪后人式法,然而却少有人论及。其体例具体可分为补阙、纠谬、备异、论辩、存疑、释典、疏理、别见等八端,其中尤以补阙、纠谬两者最为重要。

《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所记孝行探析

据《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可知,魏晋时期最受推崇的孝行主要是:能满足父母在物质方面的特别需求;为父母寻医问药,甚至自学医术为父母治病;在公开场合赞扬父母,维护父母的尊严和声誉;守丧期间不顾身体健康,尽情地表达哀思;处理忠孝关系时先孝后忠;等等。孝行是评价道德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它影响着一个人的社会声誉和地位,也对能否进入仕途以及职位的升迁有显著影响。魏晋时期孝子众多,孝行突出,是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和世家大族重视孝道的结果。

试从《世说新语注》看刘孝标的治史态度

刘孝标作《世说新语注》,是以审慎严谨的治史态度、求真务实的精神来完成这部作品的。在作注的过程中,重视史料文献的搜集,有着多问阙疑的态度,尊重历史史实,力求揭示历史真相,最终使得《世说新语注》成为一部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史学材料。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评议

对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体例,历代学者都有过研究和论述。有学者将其体例具体分为补阙、纠缪、备异、论辩、存疑、释典、梳理、别见八端,其中尤以补缺、纠缪两者最为重要。本文旨在结合上述八端,对《德行》第四则、第三十则,《政事》第十六则,《文学》第一则、第九十七则,《赏誉》第九十五则,《品藻》第五十一则,《纰漏》第三则进行评议。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诗话拾沈

刘孝标注是《世说新语》最早、最好的注释之一。刘注中保存着大量的诗话资料,内容十分丰富。刘注中所引诸书多已亡佚,梁以前的诗话资料藉此得以保存,为中国诗话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

裴松之《三国志》注与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历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和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都是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两者已经融为一体。目前,史学界对注书的研究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就,但还主要集中在对其中一部书的个别研究。试将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与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放在时代背景下,从注书的背景、方法和所引书目三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

《世说新语》宋刻本对唐抄卷刘孝标注文删改现象论略——兼论“减注”的文体意义

《世说新语》的文本传播在南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面世后正式进入印本时代。然而,宋刻本对唐抄本的刘孝标注文有较为集中的删改,或为字句脱讹,或为大段删削。本文在文献比勘的基础上,对宋本删改刘注的特点和原因加以分析,其一为删除易让宋人产生歧义的官职、郡望名,其二为添加“别见”“已见”结构,使注文体例臻于完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减注”现象所折射出的文体意义。

《世说新语》及刘《注》词语释义商榷三则

《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中的"致"、"推"、"疑"三个词语在一些辞典中解释有误。"致"的意义是"义理、名理","推"的意义是"屈服、推崇","疑"的意义是"嫌弃、不满"。

试析《世说新语》刘注对所引文献作者的处理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征引文献众多，其中有的标明原作者，有的未标作者。刘孝标在处理这些文献的作者问题上坚持的是区别性原则，这一原则是在整体观指导下进行并体现着整体观的，这表明刘孝标是以史家观点而注《世说》的。

刘孝标《世说注》撰著时间考

刘孝标《世说注》的撰著时间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已有的一些观点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本文从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所需要的条件出发,结合其生平经历,并综合运用各种材料,得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新结论:刘孝标《世说注》的撰著时间当在梁武帝天监十五年(516)至普通二年(521)之间。

裴注与《世说新语》及刘注之关系

在中古文化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及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是非常重要的三部典籍。通过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刘义庆编撰《世说》时,取材上深受已经流传近十年的裴注的影响;而刘孝标在为《世说》注释时,也在体例和选材上对裴注多有借鉴。

论刘义庆、刘孝标对《世说新语》认识之差异

刘义庆、刘孝标分别是《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和作注者,刘义庆虽追求内容的真实性,但也不完全排斥道闻途说,所以《世说新语》被写成了一部介于子、史之间的小说;而刘孝标认为它是一部史书,所以他作注时是以史学的要求对其进行补阙、纠缪,这使《世说新语》具有了史书的特征。他们的这种态度的差异也造成了后世人们对《世说新语》文体的争议。

异同与得失:《世说》与刘孝标《世说注》新论

《世说》分类逐条、精简记述魏晋名士的佳言趣事,《世说注》则是对它的补充注释,前者意在风流鉴赏,后者则考证其真实性,可见二者有好尚与体类之异。研读《世说注》1880条注释,其重点在集史传以叙身世,备异闻兼究虚实,间或解释字词与典故,可见刘孝标的作注意图,重在《世说》真人逸事的史传相关性与传闻可信度。故《世说注》与裴松之《三国志注》为近,而与汉儒训诂文辞音义、训释名物制度之传统相背远。《世说》采缀近代名贤相传佳话,旨在彰显风范,而又不避习语,口吻酷肖,刘注以注史体例注志人小说,着意备异征实,而轻忽字词训释,在增强《世说》史学征信力的同时,也部分背离了原著的好尚立意与秉笔倾向,并由此带来顾此失彼、反客为主与凭空发难的注书缺失。

《世说新语》及《注》成书年代考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最著名的志人小说,为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南朝梁时,刘孝标又为其作《注》,其影响遂更大。笔者对《世说新语》及孝标《注》的写作年代进行了考证,得出的结论是:《世说新语》成书于宋元嘉九年至元嘉二十一年间(432-444),而《注》则成于梁天监元年至普通二年间(502-521)。

《世说新语》及刘《注》四音节同义连文词语拾零

前辈时贤对刘义庆《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的研究可谓至夥,然而仍有一些词语训释尚未涉及,如有一些四音节同义连文的词语,虽"字面普通",但要达其确诂殊非易事。这里选取"高朗英迈"、"高爽迈出"、"标俊清彻"三个词语略加考辨,也为揭示古汉语中多音节同义连文现象提供一些资料。

刘义庆自注《世说新语》考

传本《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有"庆校众本"一语,研究者多以字误释之,晚清李慈铭、谭嗣同则主张刘义庆曾自注其书,但后世之学者或漠然视之,或斥其妄谬。实际上,刘义庆自注《世说新语》,南宋汪藻《世说叙录序》已留下线索。《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成书于萧梁,而今存其注不仅避宋武帝刘裕讳,亦避刘裕祖靖讳,此可谓刘义庆自注《世说新语》之内证。为自撰之书做注,东晋南北朝之际颇为常见,刘义庆自注《世说新语》,亦受时风熏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