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士大夫殉节的理性精神探析--以明代刘宗周为例

殉节现象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突出表现。作为宋明理学的殿军,刘宗周以死殉节凸显了传统士大夫精神中的理性特质。这种理性精神在道德实践中提供普遍客观的道德原则来约束道德主体,以引导道德主体走向善。正是在这种理性精神的指引之下,刘宗周以儒家生生之道作为普遍原则,以道观之破生死,以道行之而成仁,以感性生命殉理性精神,体现了儒学的“道义担当的传统”和“道德理想主义的真精神”。其殉节的本质是化生命为精神,以精神守护和捍卫伦理实体。这对于我们今天守护中华民族这一伦理实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宗周“万物一体”论探赜

“万物一体”是宋明理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刘宗周将生生之仁视为“万物一体”的本体论依据,将人与万物意义世界的共生共建视为“万物一体”的实际表现,将人人本具的“知痛痒心”看作个体实现与万物一体的现实津梁。他认为个体在将识仁体与做工夫合而为一的践履中可返归到与万物为一的本然之境,在此境界中,个体平等地看待自我与他者,不执着于自身境遇的顺逆穷通,在勘破生死中彻底消解由自私带来的物我隔阂。“万物一体”论在刘宗周思想中有重要地位,涉及到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等诸多方面,对此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推动刘宗周思想的整体研究,也有助于厘清“万物一体”思想在宋明理学中的发展走向。

明代心学的心气关系与一元论哲学建构——以王阳明、湛若水、刘宗周为中心

气论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议题。在传统的唯物、唯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心、气往往被视为对立的两个概念,心学与气学亦被划分为对立的学派。事实上,“气”这一中国哲学传统概念,具有丰富的面向,不能仅将其理解为形而下的物质性存在。气为明代心学建构一元论体系的重要范畴,亦是抵挡佛教或王学末流玄虚之风的理论基石。王阳明虽认为气之“至灵至明而为心”,在其重视价值世界的视域下,气更多视为心之流行,为良知学提供实然性的基础。湛若水继承白沙重气的理论传统,以气为理论基点,建构一元论心学体系,主张“气之精灵中正处即心”,在万物统一于气的基础上强调心对气的主宰性。刘宗周师承许远孚,受甘泉一脉以气言心的影响,认为“心即气之聚于人者”,人心亦可由气参与天地大化。

刘宗周与毛奇龄骈文之差异分析

刘宗周与毛奇龄皆为浙东学派代表,长于经史,但骈文成就不容忽视。毛奇龄尊崇儒家本经,对刘宗周其人其学推崇备至。在骈文创作方面,刘宗周主于实用,但不废骈文之美。毛奇龄追求唯美,然亦重视骈文根底。在骈文特征方面,刘宗周一派学者风范,毛奇龄尽展才子深情。在骈文师法上,刘宗周与毛奇龄皆法乳于《楚辞》,但刘宗周尊唐代陆贽,雄厚笃挚;毛奇龄喜六代徐庾,古艳华润。比较刘宗周与毛奇龄的骈文,可观照浙东学派与清代骈文嬗变之一隅。

“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从刘宗周的《大学》诠释看其对阳明心学的救正

阳明由《大学》切入,成功地挑战朱子并创立新说,开启了不从《大学》而入就难以把握其思想的义理架构的学术格局。当前学界关于刘宗周对阳明心学的补偏救弊考察虽不乏关注,但少有从宗周最为倾心的《大学》注本切入展开的,这不仅背离阳明心学的学术进路,亦与宗周自身的问题意识相悖。作为乘心学流弊而起的学者,宗周针对阳明心学依循《大学》建构的思路,针锋相对地诠解《大学》,从文本和义理两方面辩难和救正心学,以“扭转‘六经注我’”“‘诚意’置于‘良知’之上”“打并本体、工夫为一”“以慎独为格物”的理论新诠形式,堵塞和填补心学漏洞,继而更新、生成和延续阳明心学,并仰赖宗周在宋明理学中殿军的地位,衍生出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推动晚明阳明心学由脱略经典朝向经典主义转进;二是深化和完善心学的意识结构和工夫体验,更为关注道德的纯粹性和自觉性问题;三是推动阳明心学由玄虚空谈朝向健实一路发展。

慎独填其诗,风骨溢其间——简论刘宗周的诗歌创作

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号念台,浙江绍兴人。明代著名的理学家,也被称为明朝最后的一位儒学大师。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后,累官至南京左都御史,为官刚正,敢于直谏,屡遭贬谪,不改其志。面对晚明千疮百孔的国家社会,他坚持慎独正心、匡世济民,在政治上倡导君主要走尧舜之道、行尧舜之事,在诗歌中批判现实、寄托胸臆。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陷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时,正在进餐的刘宗周即恸哭绝食以身殉国。一生致力于讲学和著述的刘宗周著述宏富,约三十多种,收为《刘子全书》四十卷、《刘子全书遗编》二十四卷。

刘宗周《人谱》体系的涵盖性辨疑

关于《人谱》的适用对象,向来存在歧异甚至冲突的看法。这些看法都对《人谱》作为完整体系的一面认识不足,存在对部分文本特性的不适当理解和夸大。《四库提要》对《人谱杂记》“参以福善祸淫之说”“为下愚劝戒”的论断,包筠雅《人谱》工夫只适用于士大夫阶层的论断,均在此列。通过对《人谱杂记》作用的分析,可以认识到《人谱》体系的整体性。《人谱》正续篇和《人谱杂记》是一个整体,既非仅针对“下愚”或“上智”,也不是可以分开的两种工夫,而具有普遍适用性。

刘宗周政治思想平议——兼论儒家德治的实践困境

刘宗周的政治思想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君心为治国之本,君主应自觉地修身正心,而修养的关键是慎独;其次,天下不可以一人理之,国君要礼敬大臣,集群臣之力,实现君臣共治;第三,官僚士大夫们应群而不党,摒弃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杜绝党派门户之争。宗周的这些主张仍然不出儒家德治的范围,仍然是圣君与贤臣的理想格局。由于用道德教化取代政治,忽视了政治领域自身的规律,在皇权专制下的具体政治实践中,儒家的德治理想通常很难落到实处。

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性”与刘宗周的“意”的学说

一种详尽而深入的研究发现,在西方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之"意"与中国宋明新儒学家刘宗周的"诚意"之"意"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期而遇的理论的相契和一致:二者都把"意"视为我们自身生命的目的属性、可能属性、激活属性、整合属性以及体现属性,并由此把"意"最终视为我们自身生命乃至整个宇宙的终极性的本体论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哲学理论上的"同"却难掩二者之"异"。由于囿于中西各自不同的哲学传统,如果说刘宗周的"意"的学说乃为一种重视生命修为的亦本体亦工夫、本体与功夫并重的学说的话,那么,梅洛-庞蒂的"意"的学说则仅仅停留于纯粹理论的慧观的层面。这使二者本质上看似一致,但就哲学宗旨而言却迥然异趣,并从中以一种典型理论个案反映出中西哲学之间固有的深层差异。

刘宗周“本体与工夫”的语境分析

蕺山认为本体与工夫是内在统一的,本体是工夫的依据和提领,工夫是本体的展开与落实。即本体而言工夫,工夫不流于支离;即工夫而言本体,本体不沦于玄虚。不过,鉴于晚明王学末流“任心而废学”的轻浮狂放之风,蕺山在本体与工夫之辨中更重视于工夫中见本体这一思维向度,致有“工夫之外无本体”之说。于工夫中体认本体,也就是自在的先验理性通过人的道德实践而转化为自觉的道德意识。

牟宗三与刘宗周论寂感真几:比较与省思

寂感真几在牟宗三哲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最后的理学家"刘宗周对寂、感、几之论述亦有甚深奥义。通过比较两家论述可知,双方在创造性问题乃至根本性思维方式上存在重大差异。反思这种古今差异,对于当前中国古典思想研究不无裨益。

论刘宗周《中兴金鉴录》中的史学意识

《中兴金鉴录》是刘宗周晚年编纂的一部历史著作 ,其最初的动机是向弘光帝提供龟鉴。随着中兴理想的破灭 ,宗周将先前欲上未果的《敬陈中兴第一义疏》改造、扩编成是书 ,流露出的史学意识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选择历史事件要以其“历史性”为依据 ;2 .认识历史事件的方法是对其“历史性”进行“具体的解悟” ;3.评价历史坚持“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相结合的原则 ;4 .历史发展最终由“诚意”决定。

黄宗羲对刘宗周学术的承继及其师门护持之功

学界论及黄宗羲,却极少提到其老师刘宗周,事实上黄宗羲对蕺山学有着多方面的承继。黄宗羲是《刘子全书》编刊最为重要的推动者;又承续老师未竟之事业,完成了《孟子师说》与《明儒学案》的编撰;《明夷待访录》等著述以及甬上讲学等活动也有着老师的影响。刘宗周死后,黄宗羲不遗余力护持师门,为了维护蕺山学宗旨,与其他同门多有论辩。他光大师门的努力也得到了诸多认可,将其与孔门之曾子、朱门之黄幹相提并论。

刘宗周基于恕道的“公”的哲学

恕道是仁学的基本工夫,在理学仁学语脉中,"公"的观念是重要的政治思想。在理学"公"之观念谱系中,颇具近代色彩的明儒对"公"的主张,主要由刘宗周等东林学人提出。刘宗周之"公"所奠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己"的恕道,有别于传统恕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之仁,其特点是对治己私,从而达到廓然大公之仁。"己所不欲,勿施于己",蕴含一己与万物的同一性,根源于刘宗周所说的"心统于一,一统于万"的本体论。在一万相即的同一性中,可以"一恕推万恕",因此可以经由对治己私的改过工夫,从而达到天下大公,这种改过工夫,体现了刘宗周深刻的政治哲学:面向天下公众的政治领域是经验的领域,具体而言是个人经验的汇集,其成就的途径,恰恰是个人从对于过错的反思当中开辟出来的。

论高攀龙与刘宗周哲学思想之异同

高攀龙(1592—1626)是东林学派重要创建者和领袖之一,学宗程朱理学与之同时代的刘宗周(1578—1645)则追踪心学,是蕺山学派的创始人。他们在当时都有相当声誉和影响,学者并称高刘。在朝时,反对奄党专权,声气相援,关系密切。在哲学思想方面,有同有异,各有自己学派的特色。本文试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一下这两位学者的哲学思想。

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刘宗周的“慎独”思想及其在道德修养上的重要意义

"慎独"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刘宗周认为,慎独是成圣成贤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对人的品德最重要的考验。慎独要发扬人的道德主体性,通过知过、记过、讼过和改过,逐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刘宗周的慎独思想对今天人们进行道德修养、提高道德品质仍然有重要的意义。

晚明王学演变的一个环节——论刘宗周对“意”的考察

刘宗周是明代王学的殿军,其哲学思想大致可以归源于王阳明。王阳明曾对意志与理智的关系作了考察。他强调意志的作用,但又肯定了普遍的理智对意志的制约。在王门后学中,泰州学派着重发挥了王阳明注重意志作用的思想,并由此提出了“造命却由我”,“意为心之主宰”的命题,把自我之意的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从而走向了唯意志论。刘宗周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泰州学派的局限,并试图通过对意(意志)知(理智)等关系的重新规定,以纠泰州学派片面突出意志作用之偏。刘宗周对意的考察,客观上构成了中国哲学(特别是王学)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一点,刘宗周的弟子黄宗羲已注意到了:“先师(刘宗周—引者)所以异于诸儒者,正在于意”。(引自《年谱》卷中)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更深入的研究。

刘宗周《论语学案》探微

《论语学案》是刘宗周在万历年间教授学生的讲稿,代表了他不惑之年前后的学术思想。刘氏虽学宗程朱,但又深受心学影响,在理学和心学交汇下,其治学呈现出了自己的特色。这在《论语学案》的注释中有明显的体现。其一,重慎独,针砭王学末流;其二,统合理学、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