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缴费负担转嫁与高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趋势——理论推断与实际证据

高龄农民工特指户籍仍在农村、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50岁及以上劳动者。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大概出现在2010—2014年。与人口结构尤其是年龄结构相对应的刘易斯转折点前后,高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负担和用人单位缴费负担转嫁内在地决定着高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刘易斯转折点之前高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偏低,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高龄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会增加,实证检验证实了这一理论推断。为了提高高龄农民工未来的养老保障程度,提出以帕累托改进原则推进高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督促高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做好高龄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实施多样化的高龄农民工养老保障方式。

“刘易斯转折点”下的中国体育发展战略调整

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和"涨薪潮"的背后其实隐含着深刻的人口问题,即我国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成为历史,支撑我国经济迅速崛起的人口红利也逐渐式微,人口结构的变化预示着我国正在进入发展经济学定义中的"刘易斯转折点"。这种背景下,提高人口素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便成为我国成功走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关键。在人口素质中,健康素质无疑是最根本的,而体育恰恰在促进人体健康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正是基于此,本文认为建立完善的国民健康促进体系是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重要举措,而体育事业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体育也应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转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方式,加大群众体育的投资力度,提升学校体育的教学地位,完善体育产业的发展平台,走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刘易斯转折点、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持续增长研究

本文从人力资本、储蓄与投资、制度创新三个层面研究了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通过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实现二次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衰退;人力资本、储蓄率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初始人均GDP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说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条件收敛;人口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人口类型的转变是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两个标识性变化。由于中国二元经济转化和人口类型转变的特殊性,其刘易斯转折点呈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即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特别是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滞后于人口类型的转变。户籍制度、城市的二元体制、转移的劳动力素质不高、第三方和雇员组织发展滞后是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因此,改革户籍制度、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城乡就业以及加速培育第三方和雇员组织是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题中之议。

“刘易斯转折点”的区域测度与战略选择:国家统计局7万户抽样农户证据

借鉴发展经济学界测度东亚经济体"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7万抽样农户数据,对我国"刘易斯转折点"进行测度,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在2010年前后总体上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我国同时面临保障粮食安全、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实现农业现代化三大任务。为更好应对我国人力资本培养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挑战,需尽快完善人力资本培养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基于农业部门工资决定的视角

文章从刘易斯增长模型的经典著作入手,廓清刘易斯模型的关键假说,以农业部门工资决定原则变化的独特视角,即农业部门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平衡性,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接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西部少数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呈现。本文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刘易斯转折点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得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围绕刘易斯模型建立时的假设条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农业政策调整——基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

处于刘易斯转折点时期的中国农业面临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挑战。本文通过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三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对刘易斯转折点时期中国农业政策目标和主要政策措施提出了建议,认为中国农业政策目标仍然要将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充分保障农业生产力,保证农民收入与其他产业从业人员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并在此前提下有效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从政策措施来讲,应加快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将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更直接与农民收入挂钩;严格坚持现有农地所有权制度,通过鼓励使用权流转、发展农村合作和协作组织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通过倾斜的税收及金融政策促进农村工业发展。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文献述评及思考

本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而第二种观点持相反意见,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从不同视角认识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刘易斯转折点",应对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更好地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以及做好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准备,实现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协调转型。

农地流转与产业转移——研究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一个崭新视角

关于我国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我国是否已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各方争执不下,至今仍无定论。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即以农村土地流转作为切入口,结合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研究我国的人口红利以及所谓刘易斯转折点问题。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般所认为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判定标准只适用于我国的局部地区,同时,区域间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先后具有时空层次性与梯度性特征。

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

本文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理论,验证出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此后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挑战,台湾地区采取针对性政策,弥补了台湾劳动力的短缺,实现了台湾经济的顺利转型。祖国大陆东部地区目前的发展状况类似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台湾,已逼近刘易斯转折点,可借鉴台湾经验;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距离刘易斯转折点仍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应抓住东部逼近转折点的时机,实现从东部到中西部的产业转移。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吗——一个综述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对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出现,学界仍分歧较大。本文在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从剩余劳动力测算、人口流量与存量争论、工资上升原因解释及其他指标解读等方面对相关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整理,并据此指明了进一步研究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问题的方向。

人口转变、刘易斯转折点与农村劳动力迁移研究

从人口学与经济学视角出发,分析了人口结构快速转变及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揭示了人口转变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和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出现的新变化,提出挖掘人口红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劳动者教育水平等建议,推动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有序合理迁移。

“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

本文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出发,推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应该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然后从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变化、非正规就业规模变化等角度检验了这些推论。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中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我们应该调整教育结构,增加培训投入,提高职工的知识技能,以应对产业升级的需要。

我国城乡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辨析及延伸探讨——基于湖北省村镇调研的城乡二元关系研究

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引发了我国是否已出现所谓"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将"城市—乡村"的发展看成一个交互的连续过程,而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体制和显著的区域差异则导致了该理论分析上的诸多困惑。文章在厘清刘易斯模型的各种预设条件及其与中国现实差异的基础上,对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述评;然后以湖北省村镇调研为例,从城镇化的微观机制视角检验相关研究的主要观点及政策建议。最后,文章试图为中国特色的"二元关系转折点"现象提供解释框架,并基于微观机制研究的启示而讨论其政策含义。

"刘易斯转折点”的学术论争及劳动力转移新特征

根据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的多个典型特征,利用宏观数据并结合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的微观数据,基于多个判断标准,对我国何时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直到2008年前后才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与经典刘易斯模型及其他国家经验不同的是,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时,我国仍然有9000万左右的富余劳动力。今后的劳动力转移将呈现以较高教育程度的年青人转移为主和中西部就近转移的新模式,劳动力转移数量不再主要由工资差距决定是转移新模式的最主要特征。

中国劳动力供给刘易斯转折点探讨——基于中日比较的视角

刘易斯转折点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基本变化。基于3个假设,借鉴日本城镇化水平、人口变动、经济转折点经验,结合中国城镇化未完成、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的实际,利用1990—2014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城镇就业人数和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预测中国将在2028年左右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在到达转折点之前,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能满足城市工业部门和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同时政府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要把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基于农民工“过渡性”特点的刘易斯转折点分析

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农民工的过渡性特点出发,利用改造后的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转移现状,解释了民工潮和民工荒交替发生的原因,结论认为当前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在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和工资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认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上来。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与对外贸易政策转型

我国二元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开始步入劳动力相对短缺的阶段,各项政策都应为顺应客观趋势而作出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作为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变量,应及时调整以促进二元经济的转型,尽量降低其转型成本。本文先通过分析二元经济的三大指标的变动趋势,得出我国二元经济已面临转折的基本判断。然后通过回顾二元经济在开放经济中的发展历程,认为外贸政策是二元经济模式确立和发展的重要变量。再然后运用系统分析法认识到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关键在于促进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分析了不同导向外贸政策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作用。最终得出在刘易斯转折点下,外贸政策要由单一出口导向型向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相结合的模式转变的结论。

从中国农业发展看“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自"民工荒"出现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仍是未来农村工作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