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沅《诗》《易》恒解中的女性道德观

刘沅(1768-1855)是生活于清中后期四川成都的一位大儒。他著述极丰,其思想被称作槐轩学说,博大精深,代表性著作为《十三经恒解》,《诗经恒解》《周易恒解》是其中两部。《周易恒解》中刘沅通过《易经》义理和六十四卦中相关卦爻——《坤》《家人》《姤》《归妹》的内外含义建构了其关于先天女性道德观。《诗经恒解》则是在其先天道德伦理范畴下具体阐释的女性道德观。刘沅关于女性道德伦理的阐释,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儒家知识分子对全社会女性道德的总体评价和认识。刘沅从周代王公贵族的后妃妇德、夫妇之德、晚辈女性之德,以及《诗经》中女性失德的反面事例阐释了他对女性道德的看法。这在当时思想文化环境下是一种认识上的突破,无疑具有进步性。

刘沅易学思想及其影响

刘沅是清代经学家、易学家,他致力于建构以易学为核心、以儒学为本宗而融摄佛、道的思想体系。他认同“四圣”作《易》说,主张易学研究应义理、象数兼治而以义理为主,认为圣人作《易》的目的在于穷理尽性以顺性命。他主张融通三教、归宗孔圣,充分肯定佛、道二教的价值,将其心性之学融入解《易》论《易》中。刘沅的治《易》特色和成就,不仅为刘氏后人尤其是其孙刘咸炘所继承和弘扬,也对后世其他治《易》学者如蒙文通、马振彪等颇有启示和影响,这些都促进了易学的进一步发展。

刘沅《拾余四种》述略

刘沅(1767—1855),字止唐,又字讷如,号青阳子,成都双流人,清代四川著名学者,人称“川西夫子”。刘沅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考中拔贡,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考中举人,但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清嘉庆元年(1796)进京会试三次不第,又逢家中突遭变故,不得不归乡奉养母亲,主持家事。后刘沅放弃仕途,在乡中开立私塾授徒教学,并精研学问。

刘沅对朱子《大学章句》的辩驳及其思想史意义

活跃于嘉道年间的"经学巨擘""川西夫子"刘沅,以推尊原典,恢复孔子、曾子《大学》本义为取向,以推动理学义理下行为诉求,向朱子学的精髓《大学章句》展开系统的辩驳。他从最完整地表征理学价值系统的《大学》之义理骨架"三纲八目"入手,全盘否定朱子对"三纲领"的解释,认为朱子所解妄牵己意,师心蔑古,完全背离圣人本旨;进而撇弃朱子以"格物"为"八条目"之统领,并以"诚意"取而代之。刘沅的辩驳显豁融通儒道、暗合阳明以及重视肉身的理论特质,一方面弱化了朱子的权威,减杀了朱子学在清代中晚期复振的力度;另一方面推动了《大学》义理向通俗化、可接受性和可实践性的转化,透显出觉民行道的现实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借此亦映照出清同治之前巴蜀哲学悉尊宋学、罕受汉学洗礼的学术取向,力证乾嘉汉学只是江南一域而非全国性学术现象,显现了理学区域化进程中的异质和差异,成为探究中晚清巴蜀哲学乃至朱子学学术格局和样态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尊孔与重经:郭沫若对刘沅经学的发挥与超越

郭沫若与刘沅都是蜀学历史长廊中标举一代的典型人物。作为蜀学后劲的郭沫若,对乡贤刘沅以"恒解"为特色的经学思想做了发挥与超越,在"尊孔原儒"、回归儒学元典和发掘孔孟人本精神方面,同声异气、前后呼应,延续蜀学精神学脉,推动蜀学的近代发展与时代转型。

刘沅的“《易》教人修德”说

在《周易恒解》一书中,刘沅首先认为,人秉太极浑然之理气而有先天本然之心(性),人已生之后,因物欲的障蔽而产生后天之心,回复到先天之心(性)的惟一途径是复性之功。其次,他认为《易》之卦爻无不蕴含有天地万物之理,《易》之书"万象咸包""万理咸具",它是人们修德以复性的重要依据。由此,刘沅提出了"一部《易经》无非教人修德"的观点,并总结出了一系列德行修养之方法。

刘沅易道会通思想研究

刘沅是清代巴蜀地区的重要学者,毕生致力于构建以易学为核心、以儒学为本宗、儒释道相互融通的恢弘学术体系,易学与道教的思想文化会通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沅敏锐地洞悉到"穷理尽性"是贯通儒道的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他以《周易》为津梁,通过"先后天之心""取坎填离"和"存心养性""存神养气"两组概念的对比分析,研究儒道之间的互动、融合,推动了易道会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刘沅及其学说湮没不彰的原因

刘沅是清嘉道年间一通儒。他著作等身,熟稔儒家经典,思想见解独到。其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力避空疏与私见,惟求合于圣人之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径路,可谓是清代思想史上的一颗遗珠。但对其事迹和思想的认知与定位,后世学界很长一段时间模棱两可,莫衷一是。本文在深入阅读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刘沅的思想特点和刘门的开展,分析刘沅及其思想在晚清民国时期湮没不彰的原因,拨开迷雾,展现时代大变迁中的刘沅认知与研究。

刘沅与成都武侯祠

刘沅是清代四川有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主持了清道光年间成都武侯祠塑像的调整,在祠内刻建了大量的碑碣,并著有《明良志略》等有关武候祠的著作,还积极关心当时在成都西郊所发现黄忠墓的保护。在他的影响下,一百多年以来其后裔都非常关注武侯祠的文物保护,并积极出力。

贯通儒道:刘沅对儒家经典《大学》的创造性诠释

刘沅作为清中晚期蜀中大儒、民间宗教槐轩道的创始人,对儒家经典《大学》的诠释不同于宋、明理学一派,认同《大学》古本,注重义理阐发,对《大学》本身的真实性并没有怀疑,有更多同情的理解和宗教的敬意。刘沅对《大学》从心性修养论角度阐发性命伦常之理所作的贯通儒道的创造性转化和诠释,在众多的《大学》诠释文本中,独树一帜,反映了清中晚期传统中国社会下层思想心态之动向和理学思想被宗教化及普遍化的情形,在推进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当下,值得关注与借鉴。

清代四川刘沅金石学简论

刘沅为清代中期四川著名学者,著有《槐轩全书》。金石学作品主要为碑记、墓志铭,涉及社会各个方面。这些金石学作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补正史之讹缺、保存史料、补地方史料之缺少、阐发学术旨趣,通过对这些金石学作品的研究,可以对四川地方史、学术史以及经济史有一定的助益。

刘沅祖孙留在新都的翰泽

新都桂湖碑林,广陈宋代苏东坡和黄庭坚,元代王庭筠,明代文征明和杨升庵,清代刘石庵和何绍基等历代书法名家墨迹的碑刻,碑文书体千姿百态,蔚然壮观。在进桂湖碑林大门右边碑廓第五个玻璃框内,珍藏着两通并排竖立的诗碑,各宽78厘米,高1.6米。左边一通下侧的小木牌上写着:“清刘沅桂湖诗四章。刘沅字止唐,双流人,著名学者,善诗文书法。此碑初刻于1850年。”右边一通下侧的小木牌上写着:“

质朴融通 延展乡情——刘沅声泥塑作品特色初探

中华传统艺术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泥塑作为中国民间特色艺术,不仅承载着创作者的思绪、情感,更能够传播民间文化与乡情,实现泥塑作品与民间艺术的质朴融通、共生相融。刘沅声作为梅州市非遗代表性传人,他的泥塑作品大多围绕着客家文化进行创作设计,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乡土文化气息、质朴性等特点。当前,泥塑作为一种风格质朴、形象特色的造型艺术,不断的被社会大众所青睐。为了更深一步促进中国泥塑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以刘沅声的泥塑作品为例,探析其特色与设计思路,从而促进我国客家泥塑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刘沅《诗经恒解》中的君子道德

刘沅是生活于清代中后期四川成都的一位大儒,他在经学著作《诗经恒解》一书中对《诗经》中多次出现的“君子”一词做了独具特色的诠释。他认为君子必须具备相应的德性,而《诗经》中所体现的最主要的德性即是儒家提倡的贤、义、智三种道德。刘沅在《诗经恒解》中认为君子首先需有德,其德性包含勤政、选贤能和孝。刘沅心目中,君子必是有贤德之人;应时时刻刻践行“义”,顺理而行;应当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君子的“智德”,即智慧的品质和德性。

民間學人劉沅“和會三教”觀念建構——以“生死議題”爲中心的討論

在清代辟佛老的文化氛圍之中,知識精英對於佛、老思想,儘管承認其益於教化的社會功能,在理論上,卻保持儒學概念之純浄性。然而,民間學人致力於'和會三教'觀念的建構。知識精英與民間學人就此命題呈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使儒學在清代呈現出回歸原典與和會佛老的兩種文化走向。兩種文化走向間互相拉扯、對話,使得儒學在清代,展現出觀念重構的思想史意義。本文以劉沅(1768—1855)爲主綫,通過對生死議題的探討,觀察他的生命體驗以及對'和會三教'議題的理論建構。作爲民間學人,他處於官方與民間、知識精英與大衆之間的雙重邊緣。獨特的地位,促成了他的'和會三教'思想。通過對劉沅的個案研究,可見三教交涉思想在清代呈現出觀念建構的走向。文章前言部分簡述清代官方與知識界對於佛、老思想的態度,此爲劉沅'和會三教'思想的'他者'與對話對象。其次,界定劉沅和會三教時的儒學立場。'吾儒'的立場,是三教和會之基點,佛、道思想在儒學的範疇内和會。復次,分别以生死議題中'壽'、'孝'(側重於葬禮中之孝心、孝行)兩個概念爲核心,探析劉沅如何和會儒道、儒佛。'壽',是儒、道共享的概念,劉沅通過儒道兩方面的雙向論述,分别强化儒學的宗教性、道教的道德性,使得二者得以接榫。'孝',是儒佛間的矛盾點,對於儒佛的和會,劉沅更加突出儒家的立場,以儒家之孝義來詮釋佛教,選擇性地接受佛教喪葬禮儀。本研究展現了在官方與知識界以外,儒學在清代的豐富面相與闡釋空間以及和會三教觀念的思想活力。

劉沅《書經恒解》述要

劉沅是清代中晚期四川著名的大儒,其代表作之一《書經恒解》是對《尚書》的再解讀。劉沅認爲《尚書》是"先王治天下之大法",具有政書的性質,希其在清代也能復明於天下;劉沅也不認同古文《尚書》乃僞書之説而爲其翻案;再加上清代流行的蔡沈《書集傳》亦有錯漏,故作《書經恒解》。他在解經時表現出廣徵博引、盡除門户之見的特點。《書經恒解》自成書以來經多次刊刻,有多種版本流傳,通過考證梳理,今傳版本主要有七種。

刘沅易道会通思想对“钦安卢氏”扶阳医学的影响

“钦安卢氏”扶阳医学由郑钦安开创,继由其弟子卢铸之及后辈传承发展,其学术思想中的核心立意源自刘沅易道会通的哲学思想。刘沅以易学阐释天理,以性命之学诠释人道的方法以及追求后天复返先天而达尽人合天境界的思想主旨使钦安卢氏重视周易,以易解医。在认识人体上,将坎离作为构建人体生理观的核心要素;认为坎中一阳,乾元之气是却病延年的立足点;治病立法上,会合坎离,保持真气畅旺是达到治疗目标的路径;姜(生姜、干姜、高良姜、炮姜等)、桂(桂枝尖、肉桂、官桂等)、附(制附片、天雄片)可作用于坎中一阳,扶助真气流行,故临床多用。其理法有助于临床把握核心,厘清次第,化繁为简。

清儒刘沅及其孟学思想

刘沅(1767—1855年),字止唐,号讷如,又号清阳居士、碧霞居士,有“川西夫子”“塾师之雄”美誉。刘沅以“立说”和“教化”闻名,被清国史馆立传表彰,著有《槐轩全书》,其中包括《四书恒解》在内的十三部经学著作全部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足见其学术地位之不凡。近年来,学界对他的关注逐渐增多。《四书恒解》是刘沅经学思想和理学思想的重要载体,国史馆本传称其“于四子书中极为发明”。

刘沅的先天后天说

刘沅以清代学人的眼光,在对理学的批评中阐发自己的新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先天后天说。认为先天之心即是性,后天之心即是情。既强调先天之心与后天之心的区别,又要求制情复性,通过修养,由后天之心向先天浑然之性转化。刘沅提出先天后天说,是对理学的扬弃和发展,也是刘沅思想独特的创新之处。但刘沅的先天后天说亦存在着一些可议之处。

刘沅对理学的批评

刘沅以清代学人的眼光,对理学之名、理学道统论、理学心性论、理学知行观及其流弊提出了批评,在对理学批评的过程中他阐发自己的新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先天、后天说。同时刘沅也一定程度地受到理学的影响,并不完全反理学,而对理学价值观有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