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刘申叔遗书》

钱玄同总其成的《刘申叔遗书》,是同类书籍中更为成功的一种。钱玄同在躬亲此役的过程中,提出并坚持"尊重历史,表彰学术"的指导原则,设计了严谨的体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钱玄同曾以思想偏激著称,但他在指导本书编辑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于故友的深情,对于学术持有的大视野,以及知人论世的客观与平和,又说明他是一个至情至理、平实通达的人。研究这段历史,对进一步认识钱玄同,尤其是其晚年思想,无疑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南桂馨与《刘申叔遗书》编纂始末

南桂馨和刘师培多年至好,为了实现好友的临终遗托,他从1930年开始着手编纂《刘申叔遗书》。编纂过程中,南桂馨总裁其事,郑裕孚负责誊录校勘,钱玄同负责全书的策划。南桂馨"不负死友"的"仗义"之举,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刘申叔先生遗书》编误举例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1884～1919)去世后,遗作散于四方,好友南桂馨1934年起出资搜集整理,直至1938年才全部刊行,题为<刘申叔先生遗书>.

《青年杂志》与《甲寅》月刊相异论

近年来,研究者对《甲寅》月刊越来越重视,一般认为其与《青年杂志》之间存在密切的渊源关系。目前,至少有十多篇论文从相承相继的角度来谈二者的关联,对撰稿人队伍、发刊宗旨、栏目设置、刊物风格、编辑思路、广告倾向等诸多方面展开过讨论。然而,对于理解新文学的发生而言,二者的相异性其实更值得探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答新文学何以由《青年杂志》揭开序幕。

钱玄同与刘师培关系述论

钱玄同与刘师培既有世谊,又有政治上、学术上的相通和认同,二人相识后,过从甚密。但刘师培1908年以后背叛革命,助袁复辟,反对新文化运动等,也为钱玄同所指责。钱玄同以1908年为界,把刘师培的政治和学术分为两个时期,认为刘"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钱玄同从尊重历史出发,对刘师培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做出了十分客观的评价,并在晚年编辑刘师培遗书,为中国学术界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钱玄同与刘师培的交往反映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近代化过程中所走过的人生轨迹。

黄侃和章太炎

黄侃东渡日本学习法政期间,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因参加革命而亡命东京的章太炎。此后黄多次求教于章,他曾说章先生是最先教他圈定《礼记注疏》的人,如无章先生的指点,他是没有勇气读下去的。章对黄的才华十分赏识,曾说:"季刚从余学,年逾冠耳,所为文已渊懿非凡。"黄决计归国之际,请求章先生临别赠言,章说:"你要拜一个好老师常常指教你才好!"黄问:"什么人好呢?"章说:"到北京找刘申叔(师培)吧!"黄答:"暂时不想去北京!"章又说:"到浙江瑞安去找孙诒让好!"黄答:"不想到浙江!"

南桂馨和刘师培

研究刘师培,很容易涉及阎锡山的重要幕僚南桂馨,但史学界对南桂馨的研究非常薄弱,与其在北洋时期的实际作用远不相符。而既有关于南刘关系的研究,所依据资料基本出自南桂馨一方的叙述,存在严重的偏听偏信问题。需要借助当时的报刊报道、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书信等材料,方能重建南桂馨与刘师培的关系,及其资助《刘申叔先生遗书》出版的前后情况。

刘师培与郭象升交往考论

刘师培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无法绕过的大家,他与山西学者郭象升的交往尚未受到学界注意。刘师培与郭象升结识于阎锡山幕府,并结下深厚的友谊。两人学术交往频繁,经常切磋学问,相互砥砺。刘师培离世时,郭象升曾亲手参与殓葬。郭象升对《刘申叔遗书》的整理和编订,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入考察刘师培与郭象升的交往,不仅对刘师培的生平事迹研究有所补充和推进,对郭象升文章学思想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扬州书信”所见刘师培《遗书》编纂考

1934～1938年,南桂馨、钱玄同、郑裕孚等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许多学界名人都曾先后参与其事,成为当时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新近发现的"扬州书信"披露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原始资料,使人们对刘师培《遗书》的编纂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刘师培佚文两篇

笔者曾辑《刘申叔遗书》外佚作,成《刘申叔遗书补遗》,[1]然刘氏佚作仍时有发现。[2]近阅民国报纸,又检得刘师培佚文两篇,兹录于下。一、1912年刘师培与章太炎书原载上海《亚细亚日报》1912年6月4—7日第7版,题作《刘师培与章太炎书》。太炎先生执事:往昔愳民溢尤,谝佞善言,梼昧弗察,凶怒愤兴,上乖君子澄忿之贞,下违晋阳佩玮之训。远复祗悔,匪一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