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附庸更始到聖人受命:劉秀集團的崛起及其合法性身份的擇定

劉秀自南陽起義,終至河北建立東漢帝業。南北轉移是劉秀集團崛起的必經之路,也是其自我身份合法化的確立之途。新莽末年,舂陵諸劉藉助漢宗室背景起事,以復漢爲宗,擁立更始漢朝。初臨河北,劉秀以附庸更始帝爲旗幟,得到信都勢力的擁戴,逐漸坐大。之後孕育“聖王受命”思路,終至於“正當”地背叛更始。這一過程中,劉秀有意淡化集團的地域性和宗族性,形成“與天下英雄共功”、“能者受命”的創業論調,否定更始帝因襲漢資的合法化思路。由建武元年即位儀式,“承天生民”的皇帝—天子身份被確立。但同時,劉秀也以“繼統”自居,“不稱受命”,對抗隗囂、公孫述的異姓受命論。劉秀在“創業”與“繼統”之間因時而變,不斷調整合法性策略。“創革—中興”的雙向敍述確保了劉秀在不同時局下能游刃有餘,也留下東漢立國性質的不確定性和游移性。

两汉之际的东、西格局——以刘秀集团的东方建构与“长安系士人”的西方流寓为中心

两汉之际的政治文化运作呈现一种地域分野的东、西格局。这一格局肇始于新莽时期东方灾荒对西方的冲击,关中出现“东方圣人受命”的谣言。崛起于关东的刘秀集团顺应谣言,围绕谶纬的“卯金出轸”和“东都洛邑”,编织“东帝”说。前汉遗臣“长安系士人”流寓于更始帝及陇蜀诸西方政权,在重建旧汉与另立新汉之间摇摆,一度支持隗嚣“西伯”和公孙述“白帝”诸西方受命说,最终以刘氏尧后论融入洛阳新汉朝。立足于东方或西方,能理出不同的天命承续线索。从东西格局入手,考察两汉之际合法性建构的复杂历程,揭示其时从复汉、易姓到新汉的舆论演变轨迹,此为东汉前期“创革”与“中兴”的合法性争议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