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刻刘绩《管子补注》考述——以陆贻典校跋本与南宋浙本《管子》比较为例

明代刘绩是弘治三年进士,著书颇丰。刘绩《管子补注》主要馆藏于国家图书馆。与南宋初浙刻本相较,刘本增加了二十余条浙本原来没有的注解,能够帮助正确理解原文,亦可帮助考查《管子》注的传播源流。刘本在内容上补充浙本的不足,在文字上修订浙本用字的讹误,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陆贻典以宋本精校《管子补注》,校本和校语具有文献价值。

《中都四子集》本《管子补注》考略

《中都四子集》本《管子补注》,是明万历七年(1579年)朱东光诸人翻刻明初刘绩《管子补注》而成。此本补充刘本脱漏文字,改正刘本因字形相近、因音同或音近、因涉上下文而产生的讹误;改正刘绩本的重复字词和其他讹误。但是亦有讹误,包括刘本有讹误,四子本亦误;或刘本不误,四子本误改者。四子本有补充刘绩本的句子,亦有漏刻。与刘绩本相较,四子本大量注释没有刊印。刘绩本、四子本有二十余条浙刻本没有的注解,可为解读《管子》和考查《管子》注释的传播源流提供帮助。

赵用贤本《管子》论略

明万历十年赵用贤本《管韩合刻》本《管子》,是在南宋浙刻本和明刻刘绩本《管子补注》基础上形成的新版本。此本补充浙本、刘本没有的文句,修订讹误之字,将刘绩本注释的精华部分刊印于上栏,并将赵用贤本人补充的注释亦刊印于上栏,印刷精美。此本用字比较正规,影响很大,明清众多版本以此为母本,清代研究《管子》的学者亦多以此本为底本。

《管子补注》刊刻年代考辨

文摘关于《管子补注》的刊刻年代,前人论说多有不同。本文认为:《管子补注》的作者为明代江夏人刘绩,大约刊刻于明弘治年间。郭沫若认为该书是“辽人著书入金翻刻,金本入宋再被翻刻”,其所依据的宋讳、辽讳、金讳并不可靠;丁日昌、莫友之称其为元刊本,是将黄丕烈所说“元(原)版”之“元”误解为“宋元”之“元”的结果。

总结过去 开拓未来——全国古籍整理理论研讨会述评

全国古籍整理理论研讨会于1993年8月24日在兰州召开,来自全国22个省市区的高等院校、社科院、出版社的专家学者70余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就古籍整理的传统方法和现状问题,以及如何面对市场经济走出低谷求得一条生存发展的道路各抒己见,献计献策。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谱写了自己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对古代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毛主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周总理亲自支持下,于1958年成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出版计划。十年动乱受到严重干扰。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古籍整理事业随之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许多高校成立了专业研究所。

郭沫若与古籍整理(续)

第四,古籍辨伪的典范。“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是郭沫若经常引用的一句古语。由于地上文献每每“真伪杂糅、时代混乱”,而地下文献则“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迹”,所以地下文献就成了地上文献的鉴定标本,“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郭沐若说:

劉績《三禮圖》内容考論

明代學者劉績以其所著《三禮圖》而名世,其作多與禮書、禮文有異,内容真僞迄無考論。現勾稽禮文、禮圖、出土實物等進行考釋,以爲劉績《三禮圖》代表了明代禮圖撰作的最高水準,然亦有失當之處。

文子问题后案

近些年大量竹简、帛书重见天日,使学者们耳目为之一新,"走出疑古时代","重建中国古典学"的时机已经来临。作为开放式的口号,无论是"走出疑古时代",还是"重建中国古典学",都还需要学界不停地总结经验,乃至逐一地考评文献,才能使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渐趋明朗。

《淮南子·兵略》札记五则

《淮南子》的内容非常丰富,研究者众多,但是各篇之中仍然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传世的版本异文和战国秦汉出土材料,我们尝试对《淮南子·兵略》4处内容提出新的解释,并对篇中讨论的“以少胜多”的思想内容略作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