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锻炼”的《野草》与鲁迅研究--从刘雪苇《论〈野草〉》说起

刘雪苇的鲁迅研究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代表了1940年代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在纪念和研究鲁迅的基础上希望继承和追随鲁迅的情感倾向。刘雪苇在《论〈野草〉》中将《野草》视为鲁迅自我思想锻炼的见证与成果,富有创见地探讨了文学写作本身对于作家思想锻炼的影响作用。刘雪苇的鲁迅研究代表了一种从生命角度进入鲁迅世界的方式,在当代鲁迅研究中影响深远,这种“作为思想锻炼的鲁迅研究”的方式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致命的暗合:张禹与刘雪苇的鲁迅研究

刘雪苇对鲁迅思想一贯性的捍卫和张禹对鲁迅一以贯之的革命本色的强调,不约而同地站在学术的同一面上;他们对鲁迅从自身汲取力量的论述,突出了鲁迅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具有一贯和坚持的思想品格的现实主义革命人。

夏衍致周扬信解读

1953年6月15日,任上海《文艺月报》主编的唐弢就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一书观点的批判问题,致信请示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夏衍,夏衍将此事写信告诉周扬并附唐的信。

最是校园不平静

当姚文元还在上海滩上做文学批评家时,他就常常对大学里的师生和研究机关的科研人员加以奚落,说他们只不过是关在高墙深院中做学问的人,借以反衬出他自己是个社会斗争的战士。其实,1949年以后的中国校园里,从来就没有平静过。我们的领导,开始则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为要把他们移植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来,就得不断地进行改造;后来,又发现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是滋生修正主义的温床,为了反修防修大计,更须彻底地加以整顿。所以,学校往往成为政治运动的中心,而知识分子也就难得能坐下来研究学问了。比较起来,在我做大学生的那几年:1953年秋—1957年夏,教学秩序还相对地稳定一些,不像后来那样,动不动就“停课闹革命”,或者长期下乡搞运动。在那四年中,我们没有下过工厂、农村,总共只停过两次课:第一次是1955年夏天由反胡风运动进而进行全面的肃反运动;第二次则是1957年夏天的反右运动。但不停课并不等于不革命,不下乡并不等于不搞运动,那四年,学校仍进行了许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