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新女性”婚姻家庭观念的重塑——以袁静《刘巧儿告状》为考察中心

延安时期婚姻家庭的变革是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作家书写的重要内容。《刘巧儿告状》是袁静于1944年根据陇东传统婚姻纠纷案创作的秦腔剧本,不仅借此宣传了当时实施的婚姻家庭变革制度,而且还在文本中表达了“新女性”对婚姻家庭观念制度的某些思考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回应。这种历史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在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验证了个人与家庭、国家之间建构的关系。

刘半农书简续编

2024年是新文化运动健将刘半农(1891-1934)逝世90周年,为表纪念本刊推出专栏“新文化研究·刘半农小辑”。刘半农不仅为新文学贡献了创作实绩,也在民间文艺和语言学领域颇有建树,是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之一。先行研究大多聚焦于其创作实绩,对于其他新文化建树关注不够。本专栏两位作者王风、夏寅近年来为刘半农文献辑佚与研究做了大量工作,此次又发现并整理出一批刘半农书简。这批书简以刘半农的语音实验及其参与的民歌俗曲整理出版为主要内容,借此可以管窥刘半农介入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路径。另外,书简中有不少刘半农游戏笔墨创意设计的独特格式,可见其性情与文风。此点夏寅在考辨刘半农的两个隐僻笔名,以及发表于《语丝》的相关文章时又有更进一步阐发,精彩呈现了刘半农充满市井气的嬉笑怒骂风及《语丝》的一个侧面。

白话文百人百论之刘永济、龙榆生、梁实秋

刘永济刘永济,字弘度,湖南新宁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祖父刘长佑是湘军名将,做过直隶总督和云贵总督,他出生时祖父过世,家道中落。父亲刘思谦在云南和广东做过几任知县。刘永济少年颖异,六岁始读书。“我家有一书楼,四部的书,收藏很富。我幼年就喜欢乱翻乱看,没有目的,也没有计划。”

蒲松龄《述刘氏行实》的多重解读

蒲松龄的《述刘氏行实》深切表达了他对妻子刘氏的感念,文字简约含蓄,感情真挚。此文蕴含了大量蒲松龄婚姻家庭以及其妻刘氏人生理念的信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详细解读,可知蒲刘婚姻缔结的理念基础是德行为重,“不以贫为病”;蒲松龄一生科举之路举步维艰,家中贤妻是他成就背后的坚定支撑;她能体悟“山林自有乐地”,“但知止足”,尤其凸显中华优秀女性的智慧通达。有此根基,刘氏完全可以和蒲松龄平等对话。

《红楼梦》刘姥姥形象的佛教喻义——人间形象的救助者

《红楼梦》中刘姥姥形象及相关情节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刘姥姥虽是乡间贫婆,却有拔苦予乐的能力,其刘姓及牛性,不断“念佛”等信息,在在向读者提示了其身上的佛教特点。通过对这一形象的刻画及故事铺陈,曹雪芹打破了人们对于救助者的惯常理解,抛出他对大乘佛教菩萨独特的超越时代的思考:平民化、生活化,展现自性,依靠自力,具有禅宗“水牯牛”般服务众生的慈悲济世精神。

通俗演绎与运河文化的重构——以刘恩东连环画创作为中心

运河文化在雅俗文野、互融共生的底色上,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统一、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取材于运河文化的通俗文艺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当代价值。刘恩东在《大运河传奇》《降龙伏海》《曹雪芹与张家湾》等连环画作品中实现了多样的艺术性与深刻的社会性的统合,其艺术创作理念凸显了民间特质及民族化追求。

刘姥姥“最成功”在哪里——《刘姥姥进大观园》文本细读

语文教材在“阅读提示”中指出,“刘姥姥虽然不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却是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之一”,那么,刘姥姥为什么是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之一?这个问题值得探究。一、乡土眼光去“审视”贾府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设计刘姥姥这个形象,“最成功”之处在于她拥有“乡土眼光”,并让她用这种“乡土眼光”去“审视”贾府的光鲜亮丽。当林黛玉以一双俊眼审视过贾府的“大”和“雅”。

《刘姥姥进大观园》教学设计及反思

【教学目标及重难点】1.了解《刘姥姥进大观园》的主要内容,把握刘姥姥的性格特点,并探究刘姥姥这一人物在《红楼梦》中的作用。2.激发学生对经典名著的热爱,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学生文化自信。【教学流程】一、引导学生梳理情节,激发兴趣师: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学习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节选《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到这标题,你想知道什么?生:刘姥姥是什么人?大观园是什么地方?

刘华宝教授临证运用佛手经验

刘华宝教授为全国名中医,重庆市名中医,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肝胆病分会会长等职务。从医32年,创“肝脾两脏一体”[1]“肝为气之治”新说。“肝为气之治”思想既认为肝脏不仅具有调节人体一身气机运行的功能,同时认为肝病治疗离不开条畅通达肝脏气机。不论是胁痛、黄疸还是臌胀、积聚等疾病在治疗中均离不开调肝气这一根本治法。调肝气不仅是调和条畅肝之气机,还需要从肝气与肝血、肝阴、肝阳的关系入手,以肝气为本,兼和阴阳,才能使得肝脏阴阳协调,气血同治。

刘布谷基于扶阳与阴阳本体结构思想治疗冠心病PCI术后心绞痛经验

刘布谷教授认为冠心病PCI术后心绞痛的病理性质为本虚标实,标为痰饮瘀血内生,本为心阳亏虚。其基于扶阳与阴阳本体结构思想治疗冠心病PCI术后心绞痛,主张治病之道在于扶阳抑阴与扶阳化阴,治疗核心让阴阳回归其本位,治疗方法宜采用“扶阳三焦次第法”,即早期桂枝法温通上中焦,中期四逆法温补下焦,后期补中益气汤培土固元。依次第枢转中下,使沤渎畅通,以期内外相交,上下相应,最终达到阴阳和合的健康状态。

结合刘保和的“抓主症”小议乌梅丸的临床应用

刘保和绘制了人体气运动基本模式图,发展了腹诊理论,提出用方“抓主症”,总结出乌梅丸的使用主症有三:左天枢穴压痛;口苦咽干而下腹部、下肢畏冷,饮食欲冷,但食后不舒;左关脉浮弦无力或细弱无力。通过阐述乌梅丸方证的经典记载及古医家注释,结合3个乌梅丸应用案例,讨论如何“抓主症”,总结乌梅丸的临床应用体会。

基于要素分类的乡村风貌提升路径研究——以宿迁市刘圩村为例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乡村风貌提升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实践层面,各地政府先后编制了相关导则,丰富了风貌提升的实践探索。目前江苏省全面推进村庄生活品质和环境风貌提升工作,形成了宏观目标要求、中观风貌控制、微观要素管控的尺度内容。本文借鉴上海、浙江等地区乡村风貌要素分类提升的先进经验,结合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耿车镇刘圩村风貌提升工作案例,剖析问题与解决路径,重点围绕风貌要素构成、分类提升机制,探索要素分类提升模式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总结出村庄文化的在地性和村民对建设的主体性是关系到村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在相关理论基础上对风貌提升模式进一步探索与创新,以期为高质量推进风貌提升、彰显村庄特色文化提供借鉴。

刘邓大军医疗统计制度建设研究

在战役相继、战斗频繁的革命年代,为保证战争胜利,军队需要在卫生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但艰苦的医疗条件、有待缓和的医患关系以及较为薄弱的制度传统常常导致军队医疗卫生出现困境。全面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人员、组织、制度等方面不断强化医疗统计工作,并将医卫人员、伤病员、医疗物资等作为医疗统计内容展开重点建设。此举不仅有助于军队医疗卫生实践的改进,还推动了军队医疗卫生工作的建章立制,进而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卫生工作奠定了基础。

南丰刘壎著述编刻及著录问题辨正

宋遗民刘壎(1240—1319)的著述在元代皆以抄本行世,明正德间,同邑后辈符遂首次付刻,其后再次散乱,经明末刘氏裔孙冠寰搜讨,合刊为《水云村泯稿》。清初,其子刘凝等逐渐将《吟稿》《泯稿》《隐居通议》独立,后两种于乾隆年间入《四库全书》。嘉、道年间,刘烒、斯嵋父子继续校勘重刻,传世至今。经过自元至清的几次校刻,刘氏著述在编辑形式、文本面貌上均有较大变动。另外,相关目录书著录及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并附辨正。

刘半农的两个隐僻笔名和《语丝》的一个侧面

北京时期的《语丝》周刊上,有位作者曾以“卜效廉”和“敦甲”为名发表游戏性文字多篇;从内容来看,应是与主编周作人关系密切的熟友。经对相关成说加以辨证,考证出此人当系《语丝》的重要同人作者刘半农,而这两个名字则是他的隐僻笔名。这些化名文章生成于同人社交的语境之下,风格谐谑,用词俚俗,多含隐语,不但能够增益对刘半农思想性情的理解,而且映照出《语丝》一刊人事文章交相影响的一个侧面。

重庆荣昌刘家庙新见南宋十圣观音窟初考

重庆荣昌刘家庙十圣观音窟是目前所见大足地区以外同类题材的唯一一窟。此窟雕凿于南宋绍兴年间,其造像粉本虽源自巴蜀地区宋代石窟艺术的中心——大足,但也并非完全模仿,而是加入了荣昌当地工匠的个性理解和设计创造。川东大足、荣昌一带的十圣观音造像,不仅是宋代昌州地区极具时代性和地域性的观音群像,而且也是五代以来观音信仰加剧中国化、民间化、区域化和世俗化的鲜活物证。

基于疡科与中医肿瘤的联系浅析国医大师刘尚义“从膜论治,引疡入瘤”理论

“从膜论治”是国医大师刘尚义教授提出的理论,基于早期疡科理论的学习,刘老认为“在内之膜,犹如在外之肤”,故体内一些空腔脏器肿瘤,如将其外翻,则犹如外在肤之疮,故可将疡科的一些治疗方法运用的肿瘤治疗中,是为“引疡入瘤”,以疡法治瘤,疡药疗瘤。而这种运用也是基于两者之间存在的共同性。比如相同的病因病机:瘀血阻滞、痰湿凝聚、热毒蕴结,正气亏虚,以及阴阳为纲,整体观念的总则。该文将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浅析。

芥豆之微 大有可观——刘姥姥形象塑造的多重价值阐释

刘姥姥只是《红楼梦》中一位次要人物,然而却在《红楼梦》整体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多在刘姥姥形象分析、文本中的角色承担以及作用,对刘姥姥作为《红楼梦》中重点刻画的唯一普通农民的价值稍显重视不够。本文旨在聚焦刘姥姥人物形象塑造的多重价值,体悟《红楼梦》人物塑造的群像,揭示精妙的艺术手法,挖掘时代价值,希望能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展示一个可能的路径。

刘縯之死与舂陵军分化考论

在反莽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更始帝为消除潜在威胁,朱鲔等绿林将领为确保军政权位、尽忠更始帝,申屠建为尽忠更始帝、报私仇,李轶为获取更多军政利益,他们在不同动机下共同对刘縯实施谋杀,这是更始政权内部各利益集团矛盾激化所致。以刘縯之死为契机,更始帝分化舂陵军,任命刘赐为大司徒并指挥六部兵,将刘縯的下属划归其他将领,以官爵笼络刘秀的同时又有所防范;舂陵军内部也有不同政治抉择,刘良、刘嘉、刘祉等核心宗室成员与李通、李轶、李松等南阳豪族继续追随更始帝,樊宏、阴识、邓奉等选择留在南阳,而刘秀持节出使河北并谋求独立发展。尽管更始帝暂时消除了帝位威胁,但失去对绿林将领、刘秀的有效制约,这是更始政权败亡的重要因素,后南阳豪族势力被东汉政权吸纳整合。

“灭刘氏者龚也”:南汉宦官政治新探

刘谦、刘隐出身岭南地方豪强,因为文化弱势而积极与士人合作,坚持士人政治。刘䶮在位期间一直没有解决权力合法性问题,难以改变相对于士人的文化弱势处境,从而对士人不满,质疑士人政治,逐渐以宦官制衡士人,终于在晚年形成宦官政治取代士人政治的趋势。宦官在刘晟摆脱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刘晟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从而真正崛起,推动南汉正式形成宦官政治,导致士人在南汉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让士人产生强烈的政治离心倾向,为南汉政权的覆灭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