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匠作则例”与“营造则例”概念的再反思

作为研究清代营造业的一手资料,匠作则例很早就受到建筑史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然而,对“匠作则例”这一概念的定义却长期模糊不清,其内涵和外延在研究者的认知与讨论中不乏争议。目前,学界普遍采用王世襄先生提出的匠作则例定义,然而,这一定义却与史学界公认的“则例”概念存在矛盾,同时,由于缺失年代范围的必要界定,在外延上也存在疑问。在从文献学层面厘清了“则例”“匠作则例”与“营造则例”三个不同概念的源流与区别之后,不难发现,“匠作则例”实际上是清代独有的一类特殊文献,它是清代记载营造业与手工业的技术做法、用工用料以及物料价值的规范性文本,其性质既有官修,也有私辑,形式既有抄本,也有刊本。在文献学意义上,匠作则例应当被视为一个专门概念,它与清代则例有交集,但并不一定属于则例。而“营造则例”这一概念定义相对模糊,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对于记载建筑营造类内容的则例,称之为“营造相关匠作则例”更加合理。

清代《户部则例》的百年编纂与演变

《户部则例》在调整清代国家财政和社会经济管理方面具有其他法律不可替代的功能,对于维系当时社会的正常运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朝在九十八年的时间里纂修《户部则例》有十五部之多,理清不同时期《户部则例》沿革演变的基本情况,可以澄清人们关于《户部则例》的出现时间、编纂次数等基本信息说法上的混乱,而《户部则例》的编纂史也再次展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独特演化机制。

为中华法系“诸法合体”正名——基于对清代《户部则例》的考察

单独以律典研究中国古代法,常会与近现代部门进行比较,也很容易视“诸法合体”为中华法系的“落后”特征,由此掩盖了“诸法”配合的实用功能。《户部则例》是清代各门类法律中重要的法律,它以行政类、经济类法规为主体,民事类、刑事类、军事类法规混杂其间,具有“诸法合体”的特征。其成因除了古今“法律部门”划分依据的不同,还包括乾隆初年法律编纂制度的变化,以及清代“权力集中”“综合治理”的政体特点;不过“诸法合体”并未混淆《户部则例》与《大清律例》《吏部则例》等其他法律的界限,它们各自的面貌、功能显然不同,不同法律分工明确、有效衔接,形成了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也成为展示“诸法”配合发挥功能的典型代表。中华法系“诸法合体”这一特征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不能以其缺乏现代性而简单否定。

清代《都察院则例》版本探析

清代都察院是国家最高的监察机关。《都察院则例》是乾隆时纂修会典则例时有关都察院那一部分的底本,因纂修进度不同而出现二卷本和六卷本。两者初藏于清宫内阁大库,1910年京师图书馆落成,从内阁大库移至京师图书馆。但六卷本的卷二(一册)仍遗留在故宫,1949年流入台北故宫博物院。

《清式营造则例》图版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梁思成先生所著《清式营造则例》自出版至今,已经五十三周年了。五十多年前,一代宗师梁思成先生以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为课本,以参加过清宫营建的匠师们为老师,以北京故宫为标本,并广泛收集工匠们世代相传的秘本,对清代建筑的营造方法及其则例进行了考察研究。

《1961纽约区划则例》立法目的及其实施路线

《1961纽约区划则例》的总目的是"为了促进公共健康、安全和福祉"。区划是立法目的的载体,是立法目的的分解、深化与空间化,区划也是实现立法目的的手段。早期区划的目的是"排除那些不受欢迎的土地类型,从而对现状加以保护",这就使得排他性成为区划的基本原则。《1961纽约区划则例》的"一张图"分区体系是综合分区的一种类型,这种基于用途的分区体系和指标化的体位规则更符合城市管理的规律与需求,并且在复杂的大都市管理实践中取得了相当的效果,显示出较广泛的适应性与生命力。本文简要地回溯美国及纽约的区划历史,系统分析1916和1961两个区划则例文本,探索区划管制的基本逻辑与核心技术工具,试图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法治化管理提供案例参照。

清代法律位阶关系新论——以《大清律例》和《户部则例》的关系为例

作为清代法律体系的主干法律,《大清律例》与包括《户部则例》在内的部门则例均是具有重要实用功能的基本法典,它们分属于不同的门类,在调整方法和条文内容等方面具有互补性。就法律体系内部的效力等级而言,《大清律例》并不存在凌驾于《户部则例》之上的法律位阶,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发生作用,彼此间是一种分工与配合的关系。部门则例是中国传统法律部门发展完善的最后阶段,标志着清代法律体系已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法制的完备形态。

康熙《现行则例》：从判例法到法典法的回归

康熙《现行则例》：从判例法到法典法的回归郑秦叛例法与成文法冲突的历史渊源中国传统法律以国家制定法为主要特征，特别是成文法典的制定，公元前５世纪战国时期魏国的《法经》开其滥觞。其后，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法，历秦、汉、魏、晋、隋、唐、宋、明、清各代莫不修律...

康熙朝《刑部现行则例》的修颁时间、传本及特色

清代官方文献对康熙朝《刑部现行则例》的完成和颁布时间记载并不清晰,甚至存在颇多差谬,康熙十九年四月癸酉日的这则记载应是误记,康熙朝《刑部现行则例》的奉旨颁布日期应该是康熙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沈家本点校的传本内容也有错误之处,应根据"上谕"等史料推断其准确内容;《刑部现行则例》的修订具有其自身的特色,如立法技术概括性不强、行政指令色彩极浓、保留了比较鲜明的满洲特色或边域文化特征等,这些特征反映了康熙朝法例的行文习惯与民族情结。

从《理藩院则例》与《卫拉特法典》的比较看其民族法规的继承性

《理藩院则例》是清朝治理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专门法规。它是清朝制定的民族法规中“体系最为庞大”、“内容最为丰富”、“适用范围最为广泛的一部”。它对蒙古族及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司法等诸多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它把行政法...

晚清则例纂修特点与政治变迁

晚清则例纂修的风气,既注重各部院则例的修纂和重纂,又注意中外通商和经济的发展,着力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则例的纂修。晚清则例的纂修和实践与政治气候之变动、社会思潮之转换有着密切的关联。总体而言,洋务运动以前的则例纂修和应用还沿袭着乾嘉之世的思路;洋务运动后,契合时务的则例开始凸显编纂的必要性,一批旧有的则例虽时有续补,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新则例的纂修迫在眉睫;戊戌时期,删削、修改则例的呼声甚高,反映了当时帝党集团进行政治改革的愿景;清末新政时期,则例的变革与社会思潮交相互动,重在经世实用、有裨治道的则例的编纂和实践成为则例编纂新的取向。

清代则例的特点及其利用

消代则例是清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史料,通过与会典的对比,归纳了则例的两个突出特点,并据此指出利用则例进行清史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

清代回疆立法——《钦定回疆则例》探析

1759年清代统一新疆后,为加强对这个多民族地区的统辖,针对回疆特有的民族、宗教与文化制定了单行法规——《钦定回疆则例》。作为清代少数民族立法的重要成果,《钦定回疆则例》在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新疆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清朝《理藩院则例》的整理研究概况

本文将近年来学术界对清朝《理藩院则例》的资料整理、研究概况，作一简要回顾，主要对其名称出现的时间、与《蒙古律例》的关系、体例版本、性质等有争议的问题作了阐述，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理藩院则例》的关注。

略论清政府辖制新疆的法律——《钦定回疆则例》

《回疆则例》是清朝统一新疆后为有效辖制回疆地区而制定颁行的一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司法管辖诸方面的重要的民族法规。作为清朝少数民族法制建设的主要成果之一和少数民族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回疆则例》以“因俗以治”为立法原则,在体例、内容、性质方面具有突出的特点,在清朝统治新疆前期为边疆稳定、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则例初探

清代则例是清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史料,通过与会典的对比,归纳了则例的两大突出特点,并据此指出利用则例进行清史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

点校注释本《钦定理藩部则例》评述

众所周知,校注出版重要古籍是一项学术性很强,难度相当大的科研工作。做好了可嘉惠学人,功德无量;反之则得不偿失,甚至贻误世人。为有益于古籍整理工作和学术研究,本文不避求疵之嫌,指陈张荣铮、金懋初等点校注释《钦定理藩部则例》一书之失误,以利学术风气的改善。

略论《理藩院则例》刑例的实效性

本文通过清代史籍记载及案例证实《理藩院则例》不仅是理藩院的部门则例,而且是一部施行于蒙古地区的综合性法规,其刑例是当时现行的蒙古刑事法规。

略论清代的西北边政方略——以《蒙古律例》、《回疆则例》为研究对象

《蒙古律例》和《回疆则例》是清代治理西北边疆最为重要的两个民族法规,充分体现了清朝"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边疆治理方略。这有利于清朝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的差异,实现对西北边疆的有效管辖和开发,基本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有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近代,在西方国家主权观的侵袭下,清朝通过《蒙古律例》和《回疆则例》等管理西北边疆的传统方略,在巩固疆土方面,已是无能为力。为应对挑战,十九世纪晚期,清朝政府加快把行省制推向边疆的步伐,"移民实边"。《回疆则例》和《蒙古律例》,相继完成各自的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略论清代《回疆则例》立法特色及现实意义

清代《回疆则例》是一部由中央政府(清政府)制定的,涵盖行政、军事、宗教事务管理、经济贸易管理以及刑事犯罪及诉讼制度等多种内容的、带有一定民族自治性的综合性法律,而不仅仅是清政府治理回疆地区的单行行政法规。清代《回疆则例》这部适用于回疆地区的法律,在立法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上体现了诸多时代特色,诸如对于中央律法与地方民族习惯法、宗教法规的关系,对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处理,对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的尊重等,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