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刚果案看《基本法》框架下的国家行为

中国自1997年7月1日起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实行一国两制,给予香港高度自治。然而,一直强调"高度自治"不等同于"绝对自治",在主权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上,香港的法院并没有管辖权。但自香港回归以来,每当中央在香港行使《基本法》赋予的权力时,香港便会出现很多争议,那些争议反映香港仍然有很多人不了解《基本法》框架下的中央和地方关系。香港实行普通法,判例对人们理解《基本法》的落实十分重要。本文希望透过刚果案讨论《基本法》框架下的国家行为,从重大案例中体现中央在香港的主权角色,令人们更了解《基本法》的实施。

香港“刚果(金)案”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释《基本法》

2011年,香港特区法院审结了一起涉外案件——"刚果(金)案"。中央人民政府首次介入审理过程,香港特区终审法院首次提请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解释《基本法》。学术界目前多从法律角度研究这一案件。这是必要的,但该案在政治层面的意义更为重要。本文认为,"刚果(金)案"的审理反映了回归以来中英在特区司法领域较量的继续,而该案的圆满结案则对"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司法建设和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国际不法行为责任条款的具体运用探析——以2005年国际法院《关于在刚果境内的军事行动案》为例

1999年,民主刚果向国际法院起诉乌干达案,当事双方选择向国际法院起诉来解决纷繁复杂的争端,使得国际法院得以依照国际法公正客观地对它们之间的争端进行实质性裁断。这一举动本身对促进以和平手段解决国家之间争端有着重要的意义。国际法院对本案的判决进一步阐明了现存国际法在国际责任问题中免除国际行为不法性的一系列问题的规则,为这些协定国际法和习惯国际法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证据。

刚果(金)案对完善《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的启示

《香港基本法》被喻为香港特区的"小宪法",其制定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核心内容源自《中英联合声明》及一系列外交谈判,某些具体领域因求同存异的需要而刻意保持了模糊,以留待时间及后人的智慧去解释。香港回归十多年来,两地法律和学术界围绕基本法解释问题争议不断,有些人甚至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如"洪水猛兽"。本文试图在探寻《香港基本法》法律解释机制的背景及其实践的基础上,辩证反思有关问题,特别是通过分析刚果(金)案释法这一最新案例的影响及启示,加深对基本法解释领域形势发展的认识,并就今后进一步完善释法工作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

国家豁免案件中的外交介入问题--兼评FG公司诉刚果(金)案

涉及国家豁免的案件,由于可能影响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多国家的外交部门往往会以一定的方式介入案件。但在是否介入的考量、介入方式的选择上,又是极为谨慎的,以防止构成非法介入而妨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美国长期的国家豁免实践中,国务院曾多次以提出“豁免建议”的方式介入司法过程。我国外交部在香港法院FG公司诉刚果(金)案的审理过程中发出三封信函,以表明中央人民政府的立场。无论在介入的必要性,抑或介入的方式和程序上,外交部的做法都不失适当,并未妨碍香港司法独立。

对香港终审法院就“刚果金案”提请人大释法的看法

香港终审法院最近就刚果民主共和国诉美国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公司一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请求。这是香港终审法院第一次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的有关规定提请释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积极、慎重、高度专业地处理本次释法,并尤其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国两制视野下的国家主权豁免问题:分歧与协调

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是一项国家习惯法,在实践中当今世界各国有绝对主权豁免和限制主权豁免两种做法。刚果(金)案是香港回归后香港法院首次受理的以外国国家为被告的案件,该案引发了在一国两制背景下对国家主权豁免问题的探讨。中国政府在司法实践和外交实践中一向坚持国家主权绝对豁免主义,即使在签署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之后,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必须或必然放弃绝对豁免而转向限制豁免。香港回归前在主权豁免方面适用英国《国家豁免权法令》,采用限制豁免的主张;回归后,有关国家主权豁免的制定法缺位,香港自由判例法中不存在合适的"先例"可被遵循,原英国判例也只能作为参考,而无法律拘束力。在此情形下,香港法院没有必要也没有充分的法律理由采用限制豁免的做法。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外交问题,因此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与法院间的关系。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香港和中央政府在处理国家主权豁免问题上的分歧,还是需要尽快出台《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