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创业环境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5~2019年中国256个主要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赋能作用以及创业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整体来看,创业环境在数字经济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赋能中未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然而,就创业环境的分指标而言,除政务环境外,公共服务、金融支持、市场环境和人力资本均在数字经济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赋能中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赋能作用明显强于中东部城市。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

以2011~2021年中国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30个省份为样本,探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型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创新创业促进效应,该效应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中、信息基建与创新基建维度、处于较低市场潜能分位点的地区中更为明显。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除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外,商品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区域创新关联,均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创业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强化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存在“抑制—促进—减缓”的门槛特征,且目前部分西部地区仍处于抑制阶段。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集聚具有知识溢出效应、技术引领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对提高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选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存在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型特征。中介机制分析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速人力资本流动和加强环境规制,对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产生先增大后减小的非线性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东部地区、沿海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空间分析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对邻近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倒“U”型特征。基于此,政府部门及相关企业应营造高技术产业集聚新环境、完善要素配置新机制、定制差异化区域发展新方案,以促进区域创新创业活跃度提升。

农村电商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研究——兼论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

随着“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电商扶贫、数字乡村建设等工作深入推进,我国县域网络零售市场规模和农产品上行规模不断扩大,县域经济潜力进一步释放。本文着重分析农村电商及创业活跃度对县域经济发展效应,研究发现农村电商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区域异质性估计系数来看,农村电商发展对县域经济促进作用呈“自东向西”依次递减趋势。从作用机制分析来看,农村电商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进而影响县域经济发展。最后,为更好地发挥农村电商助推县域经济发展效应,本文提出设立农村电商示范县标杆,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应用,加强创业扶持和培训等相关政策建议。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促进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其效应如何是一项值得关注的议题。本文基于2004—2021年中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科技金融政策通过人才集聚效应、金融助推效应、科技创新效应和消费扩张效应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异质性分析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对东部地区城市、高市场化程度的城市,以及服务业尤其是非生产性服务业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科技金融政策所产生的创业效应能够有效转化为就业创造效应,但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本文研究结论为有效发挥科技金融政策的创业效应,实现稳就业、促发展的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证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文章选取2011—2021年30个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从发展性、共享性和持续性三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通过创业活跃度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作用呈现“中部>西部>东部”特征。此外,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激发大众创业是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中介渠道。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在采用工具变量、滞后一期以及其他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均得到一致可靠的结果。最后,本文提出数字经济通过加快建设新基建、发展新产业以及提高创业活跃度加快全社会共同富裕的实现。

国际运输通道对地区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中欧班列开通的准自然实验

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也是中欧经贸合作的关键领域。通过构建2000—2021年中国地级市层面面板数据集,基于中欧班列开通这一政策冲击,使用渐进双重差分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国际运输通道对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显著促进了新企业的形成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高,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中欧班列主要通过提升外部市场可达性与促进区域创新高质量发展,进而提升了地区创业活跃度。此外,中欧班列对创业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地区以及距港口较远地区,其作用更强。

财政科技投入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兼论地方政府财政策略互动行为的空间效应

财政科技投入对于地方政府贯彻新发展理念,激发地区创新创业活力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07—2020年我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财政科技投入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投入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发达地区的财政科技投入的效果更为显著;财政科技投入对服务业创业活跃度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前期投资大、回收期长的制造业的创业活跃度未产生显著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财政科技投入主要是通过创新效应,引致投资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作用于创业活跃度。进一步将地方政府竞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后发现,在地方政府财政策略互动行为的作用下,财政科技投入促进创业的效果得到提升。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创业活跃度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抓手,也是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7—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该结论同样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高收入水平、青年组、高教育水平、高数字素养省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驱动效应更明显。

税收营商环境优化能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

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是充分激发城市创业活力、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12—2021年286个地级市的数据,以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对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如何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税收营商环境优化显著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提升人才集聚水平进而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异质性分析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效应在低行政等级城市、资源型城市、劳动密集型行业、服务业中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为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以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中国建设是否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基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经验证据

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排头兵和示范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治理提供了新模式与新路径。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能够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非资源型城市、中心城市和低营商环境城市,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有助于资源型城市、非中心城市和高营商环境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主要通过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数字产业集聚来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创业活跃度提升,还能推动邻近地区创业活跃度提升。因此,应扩大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试点范围,采取因地制宜的建设战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推进数字产业集聚,强化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的应用为农民创业活动带来了新机遇,对于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11—2022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数字技术对不同地理区位的农民创业活跃度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整体上看,数字技术应用通过不同形式能显著促进农民创业活跃度的提升。第二,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民创业活跃度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在全国整体水平层面,人力资本水平对数字技术应用与农民创业活跃度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第三,数字技术应用对农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技术应用对东部地区农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较中西部地区更显著。

行业垄断及创业活跃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从共同富裕的发展性、共享性与可持续性三方面构建共同富裕指数,利用2008—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与A股上市公司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解释垄断程度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对创业活跃度进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分析。研究表明:垄断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存在非线性特征,创业活跃度在其中充当着中介变量,起调节作用;异质性研究发现行业垄断对于共同富裕的抑制效应“数字经济领域>民生领域>资本市场领域”;通过将垄断程度数据滞后一期、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重新测算共同富裕指数、进行缩尾处理以及剔除直辖市等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因此,垄断会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通过反垄断法来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制定差异化、层次化的反垄断措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省际创业活跃度提升路径研究

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创业活跃度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本文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出发,以中国30个省份2012—2022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对省际创业活跃度影响。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债务水平较高的省份往往具有更高的创业活跃度;进一步分析显示:不同地区之间新质生产力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策环境等因素有关;同时地区竞争程度作为中介变量,在新质生产力与创业活跃度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因此,各省份要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培养创新型人才,积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创业生态环境,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推动创业活跃度。

自贸试验区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分析

自贸试验区作为国家政策的重要实践基地,对于激发城市创业活力具有显著影响。本文采用2006—2019年我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探究自贸试验区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能够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并且在Ⅰ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提升效应显著大于Ⅱ型大城市;对中等和高度市场化水平的城市在创业活跃度方面的促进效果显著,而对低市场化水平的城市则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自贸试验区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和高端要素集聚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为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积极作用,后续应更加注重在不同区域实施差异化政策,持续推行市场化改革,以激发城市创业的自发性和积极性。同时,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引进工作,提升城市技术密集度和知识密集度,从而更好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落地实施。

服务外包政策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来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证据

基于2006—2021年我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创业活跃度的赋能效应。研究表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提升了城市创业水平,实证结论在经过PSM-DID、二阶段DID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三重差分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政策与服务业制度开放政策具有协同效应,且政府数字注意力越高,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赋能创业活动的作用越显著;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的创业赋能效应在对外开放水平高、资源依赖度低、营商环境良好的城市中更为明显。文章丰富了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地区经济内生动力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论文基于中国2011-2019年272个地级市样本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度模型、泰尔指数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创业活跃度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地区特征以及差异性表现。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创业活跃度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递增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区域异质性。差异性分析发现,区域总体差异基本呈缩小趋势,四大区域的差异均主要源于区域内。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创业活跃度与农业经济韧性

选取2011—2022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方式测度数字乡村建设和农业经济韧性,并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和多面板门槛模型探究二者关系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增强农业经济韧性。在东部地区和粮食主产量较高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激发创新创业活跃度,对农业经济韧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深入实施乡村数字化发展战略、加快推动创新创业发展动力升级和探索各地区农业差异化发展模式的政策建议,希冀为持续增强农业经济韧性、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新思路。

社会信用与城市创业活跃度

本文在探析社会信用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理论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8年中国285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城市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表征社会信用,并与用于刻画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新增企业注册信息相匹配,实证分析社会信用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信用能够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替换不同度量指标、排除相关政策影响、考虑滞后效应、更换研究样本和剔除异常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信用通过促进劳动力集聚、吸引风险投资以及降低交易成本三方面机制,进一步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信用对中西部地区城市、一般等级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更强,其有利于提升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创业活跃度,但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不明显;不同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存在正向空间关联性,社会信用不仅能够激发城市的创业活力,还有利于提高相邻城市甚至地理距离更远关联城市的创业活跃度。

制度组态视角下数字生态激发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基于NCA与fsQCA的研究

如何优化数字生态环境激发区域创业活跃度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管理问题。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中国31个省区市为案例,检验了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数字能力与数字社会5个条件对区域创业活跃度的组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数字基础、数字经济是区域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其重要性程度依次为数字政府、数字基础与数字经济。存在“政府统筹—市场决定型”“政府赋能—市场调节型”“市场调节—社会助力型”“政府统筹—社会助力型”4类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制度组态。存在3类产生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制度组态,呈现出以下2个特征:数字生态中各要素均表现不佳;在缺少政府统筹或赋能的情况下,即使市场发挥调节作用,也不能产生高区域创业活跃度。研究揭示了数字生态影响创业活跃度的多元路径,对优化地区数字生态环境,更好激发市场主体创业活力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