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创作主体论——对梅洛-庞蒂《塞尚的疑惑》的解读

梅洛-庞蒂的《塞尚的疑惑》是其早期有关艺术理论的论文,主要是运用其知觉现象学的思想重新阐述创作主体的问题。在他看来,对于创作主体,我们既不能在其创作之前用他的生活经验来"解释"他的创作,也不能在其创作之后用他对其作品的辩解来"分析"他的创作,只有"悬置"一切先入之见,"描述"他的创作过程,"描述"作品在这一过程中的显现,我们才能理解他的创作的意义。因此,创作主体只有参与到作品中才能和作品一道显现出来,这一"参与"要求创作主体必须是有身体的存在和共他人的存在。

才情并重的创作主体论——北宋中期词学思想研究之一

宋代词学思想在神宗、哲宗朝步入成熟期,创作主体论的发生则是词学思想成熟的标志。"才情并重"是这时期词学创作主体论的主要特点。所谓"才情并重",一是强调"多情对景易感"的心性;二是讲究学问与功力,即"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学问与功力在创作中主要表现为征引故实与化用前人诗句。这时期词学创作主体论多为零星散漫的议论,但它构建了创作主体论的基本框架。

文学社会学视域中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论

工农兵文学的创作主体不是一般的文学作者,而是须取得思想认同的专业文学工作者和工农兵业余作者。他们从事的不是个人的写作,而是工农兵的阶级写作。他们作品产生的动因不是情感动因,而是思想动因。同时,他们必须十分重视作品的社会效果。他们实际上不是创作的主动者,而是创作的被动者。这是由倡导者的政治文学观所决定的。这种文学观的创作主体观,导致了文学的趋同化现象,但又对当时的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同时,建国后的工农兵文学创作主体,也在努力改变创作的被动地位,创作了一批有文化意蕴的作品,完全否定它们是不公允的,也是不科学的。

中国画创作主体论

当代中国画创作主体有一种“非学者化倾向”。在他们身上很难再找到中国“文人画”大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中国画是悠久的中国文化土壤的产物,强调中国画创作主体的品德性、文化性、学术性,是中国画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洪迈创作主体论解析

通过对洪迈存世文献的基本考察,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其讨论文学创作主体的基本主张。总的说来,洪迈对于创作主体的道德判断和要求,高于其对创作主体的文艺判断和要求。这固然是受到了儒家正统文艺观念的影响,但更与其个人的政治经历密切相关。同时,洪迈并未完全否定创作主体对文艺性的追求,相反,他主张创作主体应当具备真性情,更鼓励创作主体之间的交流和借鉴。这些主张都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性灵说与创作主体论

本文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剖析评述了“性灵说”的内涵及其理论价值,指出创作主体的“识”是作家创作勇气和胆略的标志,而“情”则为“性灵说”的核心,是创作的生命;“公安派”还从诗“趣”这一接受的视角,进一步肯定了创作的主体性。“性灵说”复苏了作家们的主体意识,也打破了“七子”的复古论调,给明末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

柳宗元的创作主体论

贬谪以后文学创作的自觉使柳宗元对文学创作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他认为创作主体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二是读百家书,旁推交通。三是感激愤悱,伸以歌咏。可以说柳宗元对创作主体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这些论说不仅对当时的古文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灌注了新鲜血液,成为我们民族的弥足珍贵的一份理论遗产,确实值得后人珍惜。

“德学才识”说——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主体论

在中国古代“内重外轻”的文化模式和表情达意的文学倾向中,文学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心灵素质一直受到关注。中明以后启蒙思潮的勃兴和个性意识的伸张,孕育、催生了一系列完整意义的创作主体说。综合而言,古代文学的创作主体论讨论得最多的是作家的“德”、“学”、“才”、“识”及其相互关系。它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本体强烈的表意特征对创作主体的内在要求。

大众文学创作主体论

决定大众文学品质的,不是创作主体的身份、地位和生活阅历,而是与精英文学创作主体不同的独特的创作心理和思维方式,这就是:线性想象,扇形心理,以及表现欲望等。要做到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真正融合是不容易的,这种融合也没有必要成为文学发展的方向。

审美创作主体论及其价值——叶燮诗歌理论管窥

叶燮的《原诗》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少有的系统性很强的理论专著。在本文中,我们着重探讨的是《原诗》中诗歌的创作主体论——“才、胆、识、力”,并认为文章就是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的产物。叶燮的诗歌创作主体论使作家创作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它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构建更为完整的艺术创作主体论,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和促进作用。

论皎然《诗式》的创作主体论

论皎然《诗式》的创作主体论徐安琪中唐的皎然既是一位诗僧，也是一位诗论家。据赞宁《高僧传·道标传》记载，他的诗歌与当时著名诗僧灵澈、道标并称于世，有“之昼，能清秀”的口碑。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则称：“释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其诗论专著《诗式》脱颖...

“志、旨、才、气”——刘熙载创作主体论初探

刘熙载注重观照创作主体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并从人格修养、主体情感特征和艺术修养等方面开掘主体精神。他认为,创作主体所持之"志"与所具备的"气"奠定了艺术作品的根本基调,同时强调主体才情的重要性,又表现了关注现实生活与回归自然的旨趣,从而为创作主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浅谈《书谱》创作主体论

孙过庭《书谱》是书法美学史上一部重量级著作,创作于初唐,可谓承载前贤思想之精华,开启后人书学之道路,书法爱好者无不品读细究之,因此其学术成果甚多。本文仅从创作主体角度探究了书法家完美人格的修养,是前往艺术最高境界的通途。

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创作主体性问题反思

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于其是否会取代人类作家的讨论日益增多。与二十多年前希利斯·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相比,人工智能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挑战堪称一次新的“文学终结论”,它直接关涉到文学创作主体的本质和地位问题。目前,学界对于人工智能写作持两种不同态度,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反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与反主体性的二元思维方式。事实上,讨论人工智能写作主体性问题应该摒弃这种二元思维方式,重新回归到对文学创作论的反思上来。传统文论将创作主体视为作者情感思想的表达和语言能力的呈现,但人工智能的出现为理解创作主体性提供了新视角。从创作原理角度看,思维与语言的同构性使人工智能写作具有了“准主体”性;从审美意蕴角度看,人工智能揭示出审美的公共性问题,为理解文学创作主体带来新的可能。

探析播音主持创作主体及特征

从播音主持创作主体到文本主体,再到接受主体,是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传播实践证明,播音主持创作主体只有将文本主体和接受主体都纳入自己创作的视野,重视与它们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才能圆满地完成播音主持的各项工作任务。

AIGC创作主体的合理性分析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艺术创作、内容生成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引发关于其法律地位的深刻讨论。分析AIGC与人类创作者的创作过程、生成内容的特性及其与人类作品的相似之处,为这一议题提供深入的法律与逻辑分析。AIGC展现出与人类相类似的创作能力,为AIGC作为著作权法创作主体提供了坚实基础。尽管AIGC的创作过程是基于算法和数据的驱动,但其内部决策机制使得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主选择创作方向、风格和元素,与人类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自主性选择相呼应,进一步强化AIGC作为创作主体的地位。AIGC与人类创作都涉及创造性的表达,使得AIGC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意义上与人类作品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

袁枚《续诗品》与创作主体素养研究——以“博习”“尚识”为例

学生主体性丧失、创作素养不足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写作基本功薄弱、对现实生活体验不强和缺乏识别能力等方面。清代袁枚《续诗品》中“博习”与“尚识”可以培养才、学、识三者兼具的创作主体素养。“尚识”可以构建学生的主体性,“博习”中有识之学是学生进行主体性写作的前提。“博习”和“尚识”结合可以帮助学生扩大生活体验范围、增强他们选择辨别能力和形成独特见解。

身体哲学视域下创作主体身与心的生命交织探究——以杨丽萍为例

目的:文章以著名舞蹈家杨丽萍为例,探讨基于身体哲学的理论框架,创作主体如何在舞蹈创作中实现身与心的生命交织,以揭示舞蹈创作中身体与心灵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如何影响并塑造出独特的舞蹈作品。方法:通过分析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表演艺术,深入剖析身体与心灵在艺术创作中的互动与融合。结果:研究发现,杨丽萍的舞蹈作品充分展示了创作主体在身体哲学指导下的艺术实践,她通过独特的舞蹈语言将个人的身体体验与情感体验融为一体,形成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舞蹈作品。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在舞蹈创作中,身与心的生命交织是不可或缺的。身体作为舞蹈创作的媒介,承载着舞者的情感、记忆和认知,而心灵则为舞蹈注入灵魂。杨丽萍的舞蹈创作证明了身体与心灵的相互作用,她通过舞蹈将身体与心灵的交织展现得淋漓尽致,为观众带来了深刻的艺术体验。结论:杨丽萍的艺术成就不仅源于其精湛的舞蹈技巧,还在于其对身体与心灵关系的深刻理解与运用。杨丽萍以身体作为艺术的媒介,通过身体语言的精准表达,展现了内在关注的情感与哲理。

论人工智能技术对艺术创作主体构成的延伸——以视觉艺术为例

目的: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新的媒介技术全面介入艺术创作领域。尤其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艺术创作主体的构成呈现出新的特征。文章尝试从技术的视角切入,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打破与延伸传统艺术创作主体构成的边界,以重新认识人工智能技术下艺术创作主体的构成。方法: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尝试理解人工智能如何与艺术家共同参与艺术创作,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如何降低艺术创作的门槛,使更多人参与到艺术创作中。结果: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传统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则被彻底颠覆,人人都有可能获得艺术创作的机会,并成为艺术家。艺术家这一群体不断扩大,不单是职业艺术家增多,越来越多的跨学科创作者、非人类创作助手也进入艺术创作这一行列。并且,互联网上易于获取的AI应用程序大量出现,致使艺术创作的门槛大大降低,艺术创作主体的构成变得丰富起来。结论:人工智能技术彻底打破了艺术创作主体构成的边界,从具有专业艺术技能的艺术家,到跨学科艺术创作者、非人类助手、互联网用户等,艺术创作主体的构成被延伸,“人人都是艺术家”成为可能。

对AIGC可版权性认定中“创作主体”地位的反思——基于中美案例的对比分析

美国版权局的“黎明的扎利亚”案与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春风送来了温柔”案通过创作过程的分析确定创作主体的归属,但对创作主体对创作过程控制程度的要求不一,这导致两案判决结果的截然不同。问题在于,创作主体是否为AIGC可版权性认定的必要条件,以及创作主体应否实现对创作过程的控制。依据著作权制度的基本理念及其激励机制的要求,创作主体是AIGC可版权性认定的必要条件。参考侵权责任法的因果关系理论,当人工智能使用者对生成结果和介入因素有所预见时,可以构成AIGC的创作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