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创始控制对R&D投资的影响——基于管家理论的实证分析

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治理角色是影响企业R&D投资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管家理论探究民营企业创始控制对R&D投资的作用机理,并以2008-2015年的沪深交易所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与非创始控制企业相比,创始控制企业实际控制人更多表现为管家行为,有更强的R&D投资倾向和强度。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积极效应受到实际控制人超额控制权的抑制和市场化进程的强化,而危机时期实际控制人丧失控制权的危险缩减了两类民营企业R&D投资的差异。本文得到的启示是,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市场化进程、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维护创始控制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超额控制权,以强化创业企业进行R&D投资的源动力,进而实现民营企业的创新驱动。

控制人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创始控制人与战略投资控制人的分析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大潮流背景下,以2007—2020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创始人和战略投资控制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创始控制人有利于上市公司积极推进企业的数字化进程;而财务和产业投资控制人均会抑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且财务投资控制人的抑制作用更强,数字金融和控制权进一步强化了以上的回归结果。单独控制人、纵向产业控制人和专业财务投资控制人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研究表明,公司的创新投入和产出、信息透明度在控制人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关于公司控制人与数字化转型之间关系的研究视角和内容,对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与企业投资偏好——来自创始人控制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企业投资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行为及程度与企业长期投资强度正相关、与企业短期投资强度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家族企业处于成长期或成熟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对企业投资偏好才具有上述影响。经济后果分析表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有助于提升长期投资强度及降低短期投资强度,进而改善企业绩效水平。本文不仅丰富了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的相关研究,也对创始人控制家族企业的投资偏好给出了更多的解释。

超额控制权与企业现金持有——基于家族创始人控制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动态权衡理论,选取2007年~2017年中国沪、深A股家族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超额控制权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内在影响。研究结论显示:(1)家族超额控制权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2)而家族创始人控制能够有效的抑制家族超额控制权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在控制了超额控制权的影响之后,进一步研究发现:(3)与非创始控制家族相比,创始家族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低于非创始家族。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在微观治理层面,进一步证实了家族超额控制的“寻租观”,与此同时也揭示出,创始人在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

创始人控制、控制链长度与真实盈余管理

从控制链长度的视角出发,去探寻金字塔结构对于家族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对于金字塔结构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利用2012~2016年我国A股市场金字塔持股结构的家族上市公司数据,对控制链长度变化与家族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家族企业的控制链长度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而依据最终控制人是否为公司创立者的分组检验结果显示,控制链长度与真实盈余管理的正相关关系,仅在非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样本中成立。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进一步分析发现:与非创始人控制家族企业相比,创始人控制的家族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明显更低。

互联网企业创始人控制权对企业长期业绩的影响探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创始人掌握了公司主要控制权。在互联网企业创始人担任CEO的情况下,互联网企业的特殊性使得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相对传统行业更小。通过对上市互联网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创始人担任CEO对企业创新有正向影响,此外,创始人CEO掌握控制权对互联网企业的长期业绩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其控制权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呈倒"U"型变化。

股权融资过程中创始人控制权维护--以阿里巴巴为例

创始人控制的企业,因创始人的创业精神成为市场经济中佼佼者。为了企业扩展,股权融资成为创始企业的一种选择。然而,股权融资必将伴随着创始人的股权稀释,创始人丢失对企业控制权的风险随之增加,创始企业的优势也将丧失,例如俏江南、雷士照明等。文章以阿里巴巴的融资历程为案例,从股权、社会资本等方面分析了马云团队维护阿里巴巴控制权的策略。研究发现,马云团队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策略维护控制权:第一,严格控制融资规模,一切以保护控制权为准;第二,通过联合小股东,对抗大股东解决了稀释股权的问题;第三,合理运用社会资本,控制股东大会和管理层;第四,合理利用法律规定,推行合伙人制度,牢牢控制董事会。文章的启示是,在融资发展过程中创始人要维护控制权,首先应尽可能通过控制融资规模,并与小股东结为联盟,以制衡其他大股东在股权数上的优势,保证股权控制;其次,在无法拥有股东大会层面的控制权时,应通过股权、社会资本控制与环境适应性控制权配置等牢固掌握董事会层面的控制权。

双重股权对创始人控制权的影响研究——以小米集团与优刻得为例

小米集团和优刻得分别是我国香港和内地第一家以差异表决权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梳理两公司双重股权对创始人控制权的影响,可发现:两公司的商业模式均需要在初始阶段进行长期投入,创始人掌握控制权利于公司实施长期发展战略,投资者对创始人人力资本的认可使得创始人在持续募集股权资金的同时保持对公司的控制。创始人通过持有多倍表决权类股票实现以较低比例的持股获得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的控制权,通过占有过半数董事席位获得董事会控制权。创始人控制也可能会导致创始人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风险,可以通过增强信息披露、规范特别表决权的适用范围、完善股东权益保护的法规制度三个方面来降低这一风险。

创始人控制权保持、双重股权结构与投资者利益保护——基于股东异质性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创始人与企业融资过程中引进的外部投资者在股东利益、股东目的、股东能力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随着股权的不断稀释,创始人与投资方的控制权争夺时有发生。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保证创始人的控制权是当前理论和现实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从股东异质性视角出发,以京东和阿里巴巴两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研究法探讨双重股权结构对创始人控制权保持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作用机理,并对双重股权制度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效应提供市场反应证据,以期能为面临控制权争夺风险的企业的融资选择、公司治理结构设计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

创始人控制权的市场效应--以京东明尼苏达事件为例

对于科技创新型企业而言,创始人掌握控制权对公司的长远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公司创始人的个人形象受损,也不可避免地会对公司市场绩效产生影响。本文以京东明尼苏达事件为例,运用事件研究法对创始人控制权的市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创始人掌握公司控制权的情况下,公司创始人个人形象受损短期内会对公司市场绩效造成负面影响,但良好的发展倡议有利于改善公司长期市场绩效。

家族控制特征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代理理论,分析创始家族控制、家族管理控制、家族两权分离三种家族控制特性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并通过308家家族上市公司2008～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创始家族控制以及家族管理控制对家族企业研发投入倾向和强度有正向影响;家族两权分离削弱了家族企业的研发投入倾向和强度。家族成员应更多地参与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掌握管理控制权,同时减少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程度,以降低代理成本,强化家族企业研发投入,实现创新驱动。

组织冗余与我国民营上市企业风险投资:创始人控制的调节作用

组织冗余对风险投资活动的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明晰,有必要结合具体情境进行讨论。文章利用我国147家民营高科技上市公司2008-2010年数据,考察了组织冗余与民营企业风险投资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创始人控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组织冗余与民营上市公司风险投资活动之间呈"倒U形"关系,创始人及其家族控制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在风险投资活动上的冗余资源配置。文章研究结论表明,冗余资源对民营企业风险投资活动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创始人及其家族对民营企业的心理所有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企业战略决策更具有长期导向性。

创始股东控制权威与经理人职业操守——基于社会资本的“国美电器控制权争夺”研究

在家族型上市公司中,创始股东往往会利用控制权威剥夺中小股东的利益,从而造成公司价值的损减。这时,经理人是否会为了保持"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职业操守与创始股东争夺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本文基于社会资本分析视角,将创始股东控制权威视为对经理人的社会资本控制,将经理人保持职业操守赢得的收益归为从内外部社会关系网络中取得的社会资本支持。然后,根据上述两个概念构建了经理人决策模型,详细解读了国美电器治理实践中的"控制权冲突"事件。经研究得知:理性的经理人会综合权衡创始股东控制权威和保持职业操守对其社会资本的影响,并以此选择是否争夺创始股东的控制权。

小米集团实施双重股权结构的分析

我国长期以来都实行的是“同股同权”(也称“一股一权”)的股权结构模式,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治理水平的提升,我国也开始推出双重股权结构模式。小米集团是港交所发布新规后首家采用双重股权结构模式在港交所上市的企业。分析小米集团实施双重股权结构的原因、实施后对创始人控制权的保护、以及实施后对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提出从法律层面加以保护,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不断提升创始人自身能力几项建议,以克服双重股权结构带来的其弊端和风险,进一步推进双重股权结构模式的发展。

我国实体企业创始人的控制权保护探究——以南玻集团为例

本文以实体企业南玻集团为例,介绍了南玻集团创始人股东与外来资本宝能系代表前海人寿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控制权争夺的来龙去脉,研究得出:企业股权太分散、创始人持股比例过低,以及目前我国单一的同股同权股权制度是导致公司控制权争夺的主要原因,相应地从企业内部完善公司章程、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完善外部法律保护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企业创始人控制权保护的策略。

浅议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

阿里巴巴选择到美国上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马云坚持同股不同权,以此来保护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权;而中国香港认为此制度违背了其一贯坚持的"同股同权",不符合相关上市规定。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成功,刷新了IPO交易最大规模。本文阐述了阿里巴巴不在国内上市的原因,详细分析了阿里合伙人的"同股不同权"制度,并对阿里合伙人制度的优缺点进行了归纳,从中得到创新启示。

我国股份有限公司适用同股不同权思考

同股不同权,作为同股同权规则的例外,指的是企业针对创始人股东和外部公众投资者发行两种具有不同表决权能的股份,从而满足创始人维持对企业控制权需要。近年来,大量国内企业采用同股不同权的股权结构赴美上市,许多新兴资本市场国家(地区),诸如新加坡、中国香港也纷纷修改有关“同股同权”的规定。对于是否在我国适用同股不同权,学界掀起广泛的讨论。本文从同股不同权的基本内涵出发,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经济发展环境,尝试论证我国股份有限公司适用同股不同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富则思安”吗?——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民营企业积累财富到一定程度之后是选择追求一种安稳的处世态度还是采取积极进取的策略,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问题。本文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尤其是业绩反馈理论等分析了处于相对富有状态中的民营企业追求安稳、规避变革的可能性,并探讨了企业内部经营控制和外部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当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高于期望水平而处于相对的富有状态将促使它们采取一种追求安稳的策略,富有程度越高则"思安"的可能性越大;第二,在创始人控制企业的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富则思安"的行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在家族二代掌控的民营上市公司则更具有"守业情结",在企业获得满意绩效时更倾向于采取安稳的战略;民营上市公司在采取完全由职业化管理的情况下,职业经理人决策的风险规避意识使得企业更加偏好"富则思安";第三,外部激烈的市场竞争遏制了民营上市公司"富则思安"的行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促使企业即使处于富有状态也要"居安思危"。

双重股权结构下的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基于Facebook收购WhatsApp的案例研究

企业股权安排的核心是寻求"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有效匹配和均衡,基于股东同质性假定的"一股一票"投票权设计,因其与股东异质性现实的偏离,并不一定是唯一以及最优的匹配方式。以股东异质性客观事实为基础进行投票权制度创新,或许能提供新的洞见。本文以Facebook收购WhatsA pp为研究案例,从股东异质性视角,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探讨双重股权结构对创始人控制权保持和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治理机理,及其产生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效应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创始人与外部股东在投资目的、资源基础,以及风险承担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此时双重股权结构作为适应股东异质性现实的制度创新,能通过制度化控制权来源保持创始人控制权,并通过维持和保护独特的企业文化、贯彻企业长期战略、提升管理层抗压能力、提高管理层决策效率路径产生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效应。并且,这种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效应的产生依赖于基于心理所有权和资产专用性投入的创始人自我约束机制控制以及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约束。本文从股东异质性视角深化了对双重股权结构治理机理的理解,也为化解当前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与创始人控制权保持"矛盾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启示。

双层股权结构在中国:市场需求与立法认可

双层股权结构以及其他类似的制度安排是经营者与股东争夺公司控制权的一种结果,认可此类特殊的股权结构是相关法律适应公司运作需求而作出的适应性变革。因此,对法律移植而言,制度是否被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当下的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交错并行以及持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民营企业以及混合改革中的国有企业成为这一制度的需求者,公司法与证券法应当为满足市场需求提供制度支持,作出适应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