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感知、组织创新氛围与人才创新绩效——人才自我创新期待的中介作用

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区域创新与组织创新的最终落脚点是人才创新。以人才自我创新期待为中介变量,结合东部城市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系统考察政策感知与组织创新氛围对人才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感知和组织创新氛围均对人才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才自我创新期待在政策感知与人才创新绩效之间、组织创新氛围与人才创新绩效之间均发挥中介作用;与政策感知相比,组织创新氛围对人才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为解释政策感知和组织创新氛围影响人才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组织管理者通过激发人才自我创新期待提高创新绩效。

人才政策支持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来自高层次人才补助的经验证据

在“双碳”目标下,中国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创新发展,而绿色创新的核心资源则是人才。为考察政府的人才政策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人才政策支持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并从内外部资源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其次,通过知识宽度法测度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利用2007—2020年834家重污染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才政策支持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考虑内生性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人才政策支持对大企业、高技术人员结构企业、高竞争性行业的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内外部环境来看,人才政策支持具有资源嫁接的信号功能,并通过优化创新资源结构、增加外部融资两条路径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研究结论可为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缓解“专利泡沫”提供有益启示。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变迁逻辑与未来展望——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是党和国家为发掘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所制定的一系列措施和方案的总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经历了试点探索、理性反思、巩固发展三个阶段。经济发展需求、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价值观演变等构成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变迁的深层结构,政策变迁在核心理念和学科范围上呈现路径依赖特性,政府、高校、社会三者的互动构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展望未来,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需通过观照宏观制度情境、明晰路径依赖规律、加强关涉主体协同以及完善人才成长机制等来增强政策适应能力、激发政策优势潜能、促进政策系统整合、确保政策效能提升,以此全面提升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

政策协同视角下的拔尖创新人才衔接培养:价值意蕴、协同困境与突破策略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拔尖创新人才衔接培养政策协同涵融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命题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当前,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衔接培养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实践探索,但依然面临着政策协同困境,集中体现在宏观层面的法律政策保障问题、中观层面的政策主体协同问题以及微观层面的协同机制建设问题。未来需要通过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加强政策顶层设计提高拔尖创新人才衔接培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通过营造政策文化环境并从政策制定和执行两个层面加强政策主体统筹协同,通过优化结构性机制、程序性机制和配套性机制来进一步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衔接培养的一体化协同。

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工具-目标”适配性分析--基于2010年以来的15份政策文本

为探析国家层面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工具选择及其与目标的适配性,选取我国自2010年以来颁布的15份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文本,基于政策工具理论构建“工具-目标”适配性分析框架,发现在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工具选择上,政府偏向使用能力建设工具,旨在通过提升高校能力和人才自身能力,为创新发展打好人才基础;在政策目标维度上更重视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且与其他政策目标的重视程度差异明显。目前的政策文本存在能力建设工具使用过溢的风险及对人才引进政策目标不够重视的问题;在“工具-目标”适配性方面,存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问题。我国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应从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政策目标管理过程的完善和促进“工具-目标”的适配均衡三个角度进行优化。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政策协同及其优化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我国应对国际竞争、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全面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亟须整合当前多项培养政策,促进政策协同与优化。“英才计划”“拔尖计划”“强基计划”是我国当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三大典型政策,在目标定位、颁布机构、政策受众、实施链条、效果溢出性等方面具备协同基础。三大政策的协同在确立发展方向、衔接选拔培养环节、提升培养质量、促进同质化项目发展上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机构职责模糊、机制横纵阻隔、过程竞合冲突等不足。进一步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协同,应从机构协同、机制协同、过程协同入手,完善政策法规,明确主体职责,强化学科融合,提升上下互动,促进资源整合,凝聚共识。

高等教育如何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基于日本政府科学技术发展相关政策的分析

日本建成世界重要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其高等教育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日本政府通过制定全面而系统的科学技术政策,引导和支持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根据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的阶段划分,其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进程可以划分为国立大学领衔引进和移植国外科技制度、高等教育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大学成为科技发展和创新的主阵地三个阶段。在政策指引下,日本高等教育主要通过推进产学官合作、培养研究型人才、提高教育和人才国际化水平等路径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同时,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两级分化趋势加剧、功利主义盛行等问题。有鉴于此,完善顶层设计,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优化科研环境和人才待遇,警惕和防范可能出现的高校两级分化趋势加剧、功利主义盛行等问题,是日本高等教育促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政策创新与柔性动员:边疆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的机制探索 基于云南“干部规划家乡行动”的扎根分析

边疆民族地区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区域,人才振兴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引擎与关键环节。基于对云南“干部规划家乡行动”进行调研、访谈所获得的资料及整理形成的案例库,结合云南省乡村人才振兴的相关政策文本,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提炼出边疆民族地区实现乡村人才振兴的一种驱动机制,即通过政策创新激活乡村人才“引擎”,辅之以柔性动员的方式用乡愁乡情引发各类人才的情感共鸣,能够不断激发乡村人才振兴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云南“干部规划家乡行动”的实践初步证明,政策创新与柔性动员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进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条有效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人才政策创新研究——基于N市“科技特派员”政策创新的多源流分析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而地方政府主导的乡村人才政策创新则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之一。本研究基于金登多源流理论,构建一个“双阶段耦合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以此分析影响N市科技特派员政策创新和持续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地方性乡村人才政策上升为国家制度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在两个阶段不同程度的耦合,以及政策企业家在两个阶段的不同程度干预,促使“问题之窗”与“政治之窗”相继开启,N市科技特派员政策得以从地区性人才政策创新上升为国家制度安排。

地方人才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经济效应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人才已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项关键因素。而作为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具有直接影响。地方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人才政策,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各项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此,本文以常州为例,深入探讨了地方人才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经济效应,以供参考。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思路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话题,但关于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如何选拔和培养这类人才,尚缺乏成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引导。本文旨在对创新潜能、发展、成就的理论以及对应的识别、培养、文化支持等社会实践做一个系统概要的阐述。首先,在拔尖创新人才的界定上,本文提出了创新的五种形态和创新人才的两种不同类型。第二,在创新人才的识别问题上,本文提出了基于人才动态发展观并结合“总体筛选”和“个体考察”的人才识别模式。第三,在发展和培养问题上,本文提出兼顾成长阶段和领域具体性同时突出“探索未知”和“开放性”的培养模式。第四,在创新成就的文化支持上,本文探讨了如何在创新实践中营造兼容认知多样性和鼓励自由探索的生态环境。第五,本文进一步针对现有教育体制提出了五个实践策略上的着眼点。最后,关于教育实践的政策导向,本文提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和四种认知误区。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

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招生选拔目标上注重考查拔尖创新人才的T型知识结构、创造性思维和强烈的内在动机。在选拔手段上普遍采用综合评价机制,多数大学侧重对学生申请材料的整体评价,少数大学侧重个人独特品质的整体评价或是对学生学习环境的整体评价,但均看重多元考试成绩和学习背景,只有少数高选拔性私立大学注重对学生非学术因素的评价。在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质量和公信力的制度保障上,美国大学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但制度保障缺乏透明性,考试机构和高中则主要发挥基础性作用。其对我国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选拔的启示,一是科学考查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多样性特质,二是优化以统一考试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综合评价机制,三是在人才选拔过程的公平性上继续完善管理制度保障。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人才政策评价--以中关村与东湖高新区为例(2009-2013)

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关村和东湖高新区2009年以来的46项人才政策进行定量研究,笔者发现示范区人才政策体系日趋完善,但政策制订尚未形成"合力";政策价值突显人才队伍的综合建设,中关村已逐步按人才类型颁布专门化政策,且注重政策的与时俱进,而东湖高新区稍显滞后;人才激励与人才保障政策是两区优先考虑项,而对人才培养与流动政策则缺乏关注;人才政策工具呈现向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联合出击的局面。

上海与韩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政策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上海和韩国现行的主要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挖掘韩国人才培养政策可借鉴的优势特点,为上海人才培养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完善提供启示。研究发现,二者在政策对象、政策目标、政策实施和政策评价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上海人才培养政策可以在扩大培养对象范围、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综合培养体系等方面进一步考虑。

江苏三大区域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比较研究

高效的人才战略体系是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完善的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有利于建立好的用人机制,对于加强科技人才的引进、流动、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分析了江苏省科技创新人才政策体系,通过对江苏省13个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的比较得出目前人才政策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原因,最后提出进一步完善科技政策制定的若干建议。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人才政策文本计量研究——以京汉沪三大自创区为例(2009-2018年)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重要政策试验场,其科技人才政策制定与执行任务重、周期长、影响广。本文基于颁布年度、适用范畴、政策工具和执行效力四个维度,运用文本计量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中关村、光谷和张江三家代表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科技人才政策,比较了彼此政策文本的异同,呈现政策出台阶段性波动,综合型政策占主体,政策工具应用领域分布不均,多主体发文且应对型政策居多等文本特征;选取关键指标分析了科技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表明:科技人才集聚规模稳步上升,人力资本加速积累且个体创新效率提高,但人员结构尚待优化。最后,从统一政策框架、增强群体指向、健全工具体系和重视评估反馈四个方面,提出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人才政策的创新思路与建议,以期为其科技人才政策试验与推广提供借鉴。

我国科技人才创新能力的政策激励

有效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是发挥我国科技人才资源优势的重要手段。从政策角度探讨如何有效激励创新型科技人才充分发挥创新能力,对我国科技人才队伍的创新能力进行了分析,对政策环境进行了综述。

区域协同创新视角下的人才政策:模式分析与路径选择

随着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加大、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快,以政府为主导的地方本位主义人才政策,有的对产业发展需求无法做出快速反应,有的对"大区域"发展有明显制约。人才政策改革势在必行。研究针对地方人才政策制约区域协同发展这个问题,以国内外研究为先验知识,提炼出区域协同创新的三种模式,并就三种模式进行了比较。在归纳我国人才政策促进区域协同创新的现实路径的基础上,对理论路径进行了探讨,提出"大区域"人才政策协同创新的多元治理模式。最后,结合我国发展实际,给出以人才政策促进区域协同创新的几点建议。

推进辽宁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执行模型研究

在金融危机和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背景下,提出推进辽宁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执行的综合模型,分析该模型构建的思路及框架,诠释该模型的构成环节及主要内容,进而提出可供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更好地推进政策执行的模型要素函数关系式,阐述每个函数表征的政策意蕴。

竞争、发展还是学习:地方政府人才政策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

实施人才政策创新,广泛吸引人才,是当前部分地方政府进行竞争的重要手段。以2005～2017年间进行人才政策创新的华东"六省一市"地市级政府为对象,运用事件史方法,分析探讨人才政策扩散过程中地方政府进行再创新的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规模、级别相当的城市间的直接竞争和自身发展需求是驱动政府人才政策创新的关键因素,而周边城市竞争和向特大城市学习对人才政策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且部分地方政府人才政策学习和创新的能力较弱。因此,地方政府间需要加强人才政策的学习和交流,提高人才政策扩散和创新的速率,夯实满足地方发展的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