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创新增长能力测度与评价——以山东省为例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断提高农业创新力与竞争力,是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整体布局与安排。首先,文章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经济、生态、人力资源、科技创新、农业现代化等5类农业创新增长能力指标体系;其次,利用秩和比法将山东各市各类指标进行秩和比测度分析;再次,建立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档评价;最后,根据评价结果对山东各市农业创新增长提出可行性建议。

基于产业聚集的知识溢出及累积性创新增长过程研究

知识溢出是创新主体之间跨边界的知识扩散和转移,产业聚集与知识溢出的内生互动过程首先是产业聚集促进创新主体聚集区域的知识溢出;创新性知识要素在聚集区域的知识溢出效用与直接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又增强了产业间的内聚引力。创新模型进一步表明,创新性增长不但是创新主体所在区域产业聚集的动机,知识溢出效用还最终决定着全局性创新增长水平,区域创新强度是联系知识溢出效用和累积性区域创新增长的桥梁,强化知识创新的公共物品属性是实现全局性创新增长的关键。

研发的内外溢出效应与区域创新增长——基于2001～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2001~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研发活动及其内外溢出效应同区域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基础研究抑制了研发内外活动对区域创新产出增长的影响;应用研究能直接推动创新产出增长,但却降低了其他两类研发活动对区域创新产出的贡献,也未能较好地利用研发外部的创新影响因素;试验发展较好地推动我国现阶段的区域创新,能直接促进区域创新产出,也能提升其他两类研发活动对区域创新增长的边际贡献,但未能提升外部创新因素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网络演进与中国创新增长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涉及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创新等多层次的立体式网络分工,在新科技革命的影响下,这一分工模式中的生产链和创新链将日趋短小化、区域化和本地化。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越来越受到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其竞争性与排他性在不断加强,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国家攀升至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难度趋于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国创新增长的战略与政策导向至少应包括: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并举,为提升网络分工地位奠定科技和制度基础;坚持开放合作共贏,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网络与创新网络,避免可能出现的“脱钩”趋势。

沿海创新增长极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当代世界的创新增长极,是以硅谷为代表的产学研紧密融合、协同创新的科学园区。新加坡等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创建科学园区,打造创新增长极,能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转型升级,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在打造升级版的创新增长极。我国现有经济开发区、大学科技园和高新区虽已是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但分属商务部、教育部、科技部等分管产、学、研的不同部门,条块分割严重阻碍产学研协同创新。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带,可选取若干科技中心城市为试点,把产学研各自为政的各类开发区整合成一体化的国际科学园区,打造升级版的创新增长极,能有力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

撬动创新增长的杠杆是什么

创新驱动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解决企业高库存、产能过剩和高杠杆等中国经济增长老问题的新思路,下一步的关键是能否在具体举措上找到正确有力的抓手,并落到实处,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驱动创新增长的区域发展体制:内涵、逻辑与路径

创新一直以来被视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是区域竞争力提升的根本。伴随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区域创新格局也不断演化。为促进区域创新增长,并以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各国的区域政策体制不断进行改革,旨在为本地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支撑。但是近年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在经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扩大,尤其是区域创新差距的扩大。现有的区域发展体制、政策战略不能为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效支撑。以驱动创新增长的区域发展体制为研究对象,基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创新地理演化的背景,提出驱动创新增长的区域发展体制的基本内涵及逻辑特征,并对中国、美国、欧盟的区域发展体制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不同典型国家和地区创新主导型区域发展体制的共性与异质性,最后提出驱动创新增长的区域发展体制的构建路径。

创新增长经济模型中的企业行为状态分析

创新增长经济模型中的企业行为状态,是根据其模型特点的分析而得到的两种必然的企业行为变化趋势。正是因为这种模型特点使企业的宏观经济行为状态与企业的微观经济特点相结合,进而分析推理出在当今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变化与发展的四种可能性形式以及这些形式发展变化的必然途径。并以此为基础,对企业的发展去向进行了较严密的理论分析,以便为企业的可能走向进行有效调控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APEC经济体创新增长合作现状和趋势分析

2009年提出"创新增长"议题后,APEC各成员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数字人力资源培育、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发展、维护数据隐私、规制合作等领域开展了诸多项目和行动。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等因素影响,APEC各成员的合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未来,APEC各成员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强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和创新数字化转型,以推动亚太地区的创新型可持续发展。

非研发投入、知识积累与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

基于最新发展的SBM-DDF模型,测度2008～2014年中国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指数,并将制造业行业的知识积累异质门槛纳入非研发投入驱动绿色创新增长机理框架,运用改进的动态门槛回归方法,构建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考察行业不同知识积累门槛下非研发投入对绿色创新的异质影响。研究发现:当前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整体水平较低,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且行业异质性显著;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绿色创新水平在样本考察期内变化没有较大增长,甚至呈现一定幅度下降趋势;总体上,制造业非研发对绿色创新增长具有显著有利的促进效应。随着知识积累水平加强,非研发创新路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非研发投入对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呈现出明显的门槛效应特征。当制造业知识积累水平位于7.736和9.313"临界规模"时,最有利于非研发路径进行绿色创新。研究为探索促进制造业绿色创新增长的动力来源、路径选择与政策设计提供了有效参考。

空间一体化视角下高技术产业创新增长研究

通过构建空间一体化视角下多区域内生创新增长模型,分析创新投入、空间一体化影响创新增长的逻辑机制。理论表明,较高的创新成本不利于创新增长;较高的产品空间一体化和技术一体化程度有利于创新增长。实证发现,创新积累显著促进创新增长,创新成本则相反;提高空间一体化程度和本地市场规模能够促进创新增长并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空间一体化是影响创新增长分异的诱因,市场空间分割、市场规模有限是制约西部地区创新增长的重要因素。提高空间一体化程度、提高创新效益、扩大产品市场规模是促进高技术产业平衡充分发展的重要路径。

创新成本、空间分割与创新增长分异研究——基于空间经济增长理论

针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成本差异缩小而创新增长差异扩大的谜题,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增长理论,从"成本—空间"视角对传统创新理论进行时空整合拓展,构建了分析创新成本和空间分割影响创新增长分异的内生创新增长理论.研究发现:(1)随着创新成本的区际趋同,空间分割成了影响创新增长分异的关键因素;(2)降低产品市场分割程度、技术空间分割程度以及扩大市场规模有利于促进创新增长;(3)对于创新落后区而言,打破空间分割、扩大市场规模是缩小与创新领先区创新增长差异的有效手段;(4)基于省级层面数据和空间动态面板模型的高技术产业创新增长实证分析,从全国和区域层面均有效验证了理论命题.最后提出了促进高技术产业平衡充分发展、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建议.

APEC创新增长及中国的对策

2008年金融危机给亚太地区和全球的经济予以沉重打击,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高度依赖出口贸易和国际资本,在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和经济疲软时,暴露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和单调性,凸显出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与定义经济增长模式。基于此,2009年以后增长战略成为APEC合作的优先议题。文章针对后金融危机时代,APEC关于创新增长议题提出及优先合作领域的变动,以期中国在促进APEC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区域经济方面,站到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以新的姿态和思维继续推进APEC合作进程,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创新增长贡献应有之力。

纽约州食品经济的创新增长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本地食品有很多期待。如何才能在不提高当地食品物价的情况下既能提高农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做到支持农村农业经济发展。本文以纽约州田野商品中心为案例,从当地产品供应链、食品系统建造等方面,剖析纽约州食品经济创新增长的密码。

深圳创新增长与公共政策研究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是世界城市史上唯一一座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通过产业连续升级实现高水平研发制造和创新发展的城市.文章从创新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深圳产业创新成功经验,其中包括创造更多赢家围绕产业链形成发达的分工创新体系、鼓励企业节点创新、营造创新蜂聚的环境.通过梳理深圳市4项具有代表性的推动经济创新增长的发展规划与公共政策,发现深圳政府支持了能够有效缩小企业边界高效率的专业化分工,创造了极具特色的官产研资介一体化的创新体系,推动形成服务市场竞争的产业联盟,共同探索重大的产业技术发展趋势和细致的创新支持政策.归纳出城市公共政策制定的核心是实现科学引领和重视成果落地;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下,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制定提升创新能力目标集;在数字化时代,推动科学技术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大咖建言:探寻“双碳”路径 实现创新增长

当前,中国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并提出了力争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目标。实现"双碳"目标将给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刻的变革,同时,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科技创新为先导,这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广大科技人员要乘势而上、选准目标、奋力攻关。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韩国促进经济长期创新增长的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韩国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韩国政府及时出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稳定金融市场,维护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为了促进经济长期创新增长,韩国政府在实施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创新增长、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刺激国内消费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尤其是韩国的创新能力,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科技创新试点能否成为创新增长极?——来自15项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

试点政策已经成为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优势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科技创新试点为深化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发挥了引领性作用。从“增长极”到“创新极”的理论增进过程中,“创新增长极”成为符合中国现实的发展方向。然而科技创新试点政策的实施成效如何,试点能否成为创新增长极等问题仍缺乏系统性分析。研究界定了“创新增长极”的概念与内涵,并结合科技创新试点的政治运转逻辑搭建理论框架,最后基于实证分析验证了其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实施的科技创新试点能够成为创新增长极,理论和实证分析都支持这一观点。科技创新试点伴随着“集聚创新资源—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辐射带动邻近地区发展”的发展机理,通过强化综合优势成为创新增长极。此外,相比于系统性评估,单项试点政策的集聚效应和经济效应会存在约7%-19%和8%-26%的高估。研究基于中国实施的典型科技创新试点政策,旨在为优化地区资源配置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证证据。

延迟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基于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

理解延迟退休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对于制定老龄化政策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构建基于研发(R&D)创新增长的跨期迭代模型(OLG),将代际人力资本作为内生传导机制,引入混合养老保险体系刻画延迟退休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通过总量人力资本增长效应、创新增长效应和中间产品增长效应三条机制影响经济增长。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两种制度产生的总量人力资本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延迟退休使得经济增长率下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使得经济增长率上升。鉴于此,本文还考察了两种制度同时实施的经济增长效应,发现老龄化社会要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应关注延迟退休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间的联动关系,两种政策配合使用以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效应。

公私部门间人力资本配置与创新增长——基于公共部门生产性质的视角

人才作为科技创新生产的第一要素,其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的配置关系着创新增长。基于此,本文将公共部门分为非生产性公共部门(政府部门)与为私人部门研发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性公共部门,研究人力资本在政府部门与生产性公共部门、私人部门间的配置与创新增长的关系。通过构建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及利用2004~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作为非生产性的政府部门配置冗余的人力资本会抑制地区创新增长,而生产性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人力资本配置与创新增长的关系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即当生产性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本处于相对低点时,增加生产性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本能够促进创新增长,相反如果私人部门的人力资本相对较少,此时再增加生产性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本将会降低创新增长。且证实目前生产性公共部门相对人力资本尚未配置过度,处于倒U型曲线拐点的左侧。另外,技术要素市场化程度对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高程度的技术要素市场化使得倒U型曲线更平缓,且能弥补政府部门人力资本对创新增长的负面作用。此外,高对外开放地区生产性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人力资本配置与创新增长的关系仍是倒U型,但在对外开放程度低地区增加生产性公共部门相对人力资本配置能够促进创新增长;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强的地区能够弱化政府部门人力资本对创新的不利影响,且生产性公共部门相对私人部门人力资本对创新增长的影响也是与基准回归一致的倒U型关系,但是上述关系在弱知识产权保护地区不显著。本研究为解决目前创新动力不足尤其是中国的创新驱动政策提供了经验分析及技术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