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目标下的企业创新行为:实质还是策略?

创新对于促进企业减污降碳、实现绿色发展转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区别于已有研究侧重分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专利数据库的微观数据,探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低碳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其影响源于诱发企业策略性创新行为,但无法激励企业实质性创新行为。在经过一系列识别检验、稳健性检验、不同的估计方法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对非国有企业、污染行业企业的策略性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传递效应模型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扶持下,企业为寻求政府补贴而进行策略性创新。研究结论对于探索“双碳”引领、创新驱动的发展之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策略性创新还是实质性创新?——ESG评分对医药制造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框架,文章以我国医药制造行业上市公司为例,对ESG评分与不同动机下的研发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医药制造企业提高ESG评分有助于促进其实质性创新水平和策略性创新水平的提高,企业的财务资源获取和人才资源获取在其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具体来说,ESG评分对医药制造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效应在东部地区更加明显,在非国企组中更加明显;对策略性创新的影响效应不受地理位置的制约,但受产权性质的影响。立足于医药制造企业ESG评分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实证关系,文章为提高医药制造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企业技术创新是衡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方式,更是国家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因素。基于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可以显著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均有显著抑制作用;政府实施的双创政策在客户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关系中均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而对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策略性创新之间没有调节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客户集中度会通过降低企业的治理效率和提升企业的经营风险,进而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最终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当企业所面临的行业集中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会更为显著。

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和路径研究

新时期创新发展不能再只重数量,我国应重视发展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实质性创新”。本文选取1991~2022年我国内地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省级主要官员变更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结果表明:(1)省委书记变更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实质性创新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2)省委书记变更通过负向作用于财政科技支出强度,进而抑制了地区实质性创新;(3)进一步研究发现,省委书记学历和企业工作经历在省委书记变更对地区实质性创新的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用;东部省份的省委书记变更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比中西部省份更显著,且影响效果在不同时期随着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加深而不断提高。

企业社会责任解耦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

中国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的占比较低,但现有研究极少涉及企业社会责任解耦如何影响实质性创新。为此,基于组织解耦理论,从企业借助社会责任解耦策略实施印象管理而非仅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本身对实质性创新的作用效应进行探究,为解读企业社会责任引致的创新困境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参考。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中356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来自国泰安等数据库的相关数据,采用带有调节效应的回归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考察重污染行业、管理层权力和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呈负相关。其中,针对重污染和非重污染行业的检验结果支持基于合法性观点的假设而不是基于归因理论的假设,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被削弱;同时,管理层权力增大会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企业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解耦与实质性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则未得到验证。由此启示,中国需进一步健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管,并通过督促企业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制衡管理层权力过大导致的社会责任解耦策略滥用问题,以促进企业更有效地开展实质性创新。

绿色金融信号对城市实质性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信号的释放对于引导创新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级别城市的面板数据对绿色金融信号和城市实质性创新的关系加以检验,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信号显著驱动了城市实质性创新,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相对稳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扩大外资吸引规模是绿色金融信号驱动城市实质性创新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环境规制强度高、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和绿色金融政策较少的城市,绿色金融信号对城市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文章研究结论对于有效利用绿色金融信号,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驱动城市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双积分”政策能否促进新能源汽车实质性创新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逐渐从早期的选择性政策过渡到功能性的“双积分”政策,以构建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以中国新能源汽车(整车)上市公司作为实验组,通过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从非汽车制造企业中匹配出对照组,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双积分”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双积分”政策显著激励了新能源汽车企业“实质性”创新行为;(2)“双积分”政策同时也激励了“策略性”创新行为;(3)这种激励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显著,对非国有企业未造成显著影响,而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其研发投入都显著促进了“实质性”创新;(4)地区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西部地区不显著,而企业规模可以平衡这种异质性的影响。因此,政府应继续完善“双积分”政策,加强对非国有企业的引导,对市场水平较弱的地区给予针对性的支持。

绿色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策略逢迎还是实质转型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推进,绿色并购成为重污染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但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真实目的仍需验证。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借此探究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真正动机。研究发现:绿色并购能够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且具有持续性;从作用机制来看,绿色并购行为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资金扶持,从而缓解绿色创新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对非国有企业、环境执法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以及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而言,绿色并购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从并购动机角度丰富了绿色并购经济后果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重污染企业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我国实行创新驱动战略的背景下,数字经济是否能够切实推动实质性技术创新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本研究提供了来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证据。本文以2011-2019年的35个城市为样本,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与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相比,数字经济对发明专利的促进效果更明显;(2)在新能源汽车试点城市数字经济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非试点城市具有负向影响;(3)数字经济对电池、电机、电控的技术创新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对电池技术正向影响最大,电机技术次之,电控技术创新最小。本文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视角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对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央与地方创新政策对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的非对称影响

以2010—2019年沪深A股关键战略材料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负二项回归方法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对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效应,对比中央与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影响效应的差异,并进一步探索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影响效应的边界条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研发补贴对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有先抑后扬的“U型”激励效应,调节机制检验发现,区域市场环境与创新环境负向调节地方政府研发补贴的创新激励效应,且地方政府研发补贴的“U型”效应仅在国有企业与低发展水平城市企业出现。研究结论为地方政府合理制定研发补贴政策,促进关键战略材料企业实质性创新,加快核心技术国产化替代提供参考。

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当前,减税降费已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重要举措。文章以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减税理论与双元创新理论,深入研究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考虑股权性质、地区分组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了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的正向效应,但对策略式创新的影响不明显。在非垄断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在大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策略式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文章为减税降费政策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减税降费政策嵌入企业双元创新提供经验启示。

政府补助与实质性创新——基于融资约束分析

伴随政府创新补助的不断加大,中国企业如何利用现有技术重点提升企业实质性创新水平成为热点话题,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前景理论以及融资优序理论,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中介效应实证研究方法,探讨政府补助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实质性创新这一路径的可行性以及进一步研究企业异质性与企业规模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补助显著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2)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企业实质性创新;(3)政府补助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实质性创新以及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这一路径更为明显;研究结果拓展了政府补助、融资约束、实质性创新三者相关研究深度,为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实质性创新,提供思路与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环境支出与企业绿色创新:策略性创新还是实质性创新?

在地方政府环境支出逐年增长及以绿色创新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的背景下,以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支出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支出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仅对策略性创新有效;作用机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支出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激励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从产权属性、代理成本、行业污染程度三个角度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环境支出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代理成本较低的企业以及低污染行业。

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分析

环境规制实施对推动绿色创新、促进减污降碳,最终实现“双碳”战略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环境规制工具《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实施为准自然实验,以我国276个城市数据为样本,采用多时点DID模型分析了城市在该标准实施前后的绿色技术创新表现。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我国城市的实质性绿色技术效应,但对策略性绿色创新效果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治理、公众监督进一步强化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显著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新标准显著促进东部地区实质性绿色创新,抑制其策略性绿色创新。由此,我们认为应进一步完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将更多的环境信息纳入国家监测体系,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差异化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知识搜寻的中介作用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这可能与多数文献忽视环境规制(命令型与市场型)与绿色创新(策略性与实质性)的双重异质性有关。基于制度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构建“环境规制—知识搜寻—企业绿色创新”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采用285份企业调查问卷验证研究假设。结果显示:命令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策略性绿色创新,市场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知识搜寻深度在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知识搜寻广度在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实质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地,通过fsQCA分析得到5种前因构型,其中,高策略性绿色创新与高实质性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分别有2条和3条。结论可拓展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维度,并为政府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企业应对外部制度压力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不同创新层次的维度

基于全国278个地级市2011—2020年的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有显著的增益效果。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其次是使用深度,再次是数字化程度。分地区看,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区域创新的效果存在一定差距,对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活动增益效果显著大于东部、西部地区。分创新层次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各个层次的区域创新水平有突出的正向驱动效果。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提升金融效率和市场化水平进而促进区域创新。

政府研发补助对装备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

针对政府研发补贴在装备制造业中对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结合锦标赛理论,阐述了政府补贴的激励机制。根据2011—2021年中国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以企业绿色研发投入作为调节因素,研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激励效果,而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在一定阈值范围内,政府研发补助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激励作用,但超过该阈值则会起到阻碍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政府研发补助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样,大规模企业相较于小规模企业,政府研发补助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明显。

国有资本参股影响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促进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采用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2009—2022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即显著促进了实质性绿色创新,而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程度提高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环保补助和政府补贴;环保补助(政府补贴)增加可以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且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国有资本参股对环保补助(政府补贴)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国有资本参股具有资源获取效应和治理改善效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也能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在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同时形成实质性创新偏向。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在绿色发展意愿较弱、非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小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应在持续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重视并解决好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提高民营企业的绿色发展意愿,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质量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何以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传导机制及异质性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微观企业创新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在科技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主要着眼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机制及企业异质性差异,通过以创新程度较高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且发挥促进作用的主要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第二,研发投入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关系中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第三,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差异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这种正向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小规模企业中比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社会责任能否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基于沪深A股2015—2020年3296个企业年度观测值,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社会责任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正向影响在国有、东部地区、非制造业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发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在社会责任与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6.7%、5.9%。最后,针对性地提出推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