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政策激励对流通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1-2021年A股上市流通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创新政策激励对流通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创新政策激励能够显著提升流通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而这一促进作用随着创新政策激励增大逐步减弱并呈现非线性的影响特征。从机制作用分析来看,环境规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创新政策激励对流通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从异质性分析来看,创新政策激励对流通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在民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促进作用方面更为显著。为进一步提升流通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本文提出加强创新政策与环境规制的衔接,强化区域差异化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共享绿色创新资源,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与社会责任相结合,建立绿色创新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建议。

新能源产业创新政策激励效应提升路径研究--以“新能源之都”常州为例

本研究以新能源产业政策激励效应提升路径为研究核心,以产业先锋地区--“新能源之都”常州市为例,选取链上样本进行深入调研。通过理论界定和实证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以常州市新能源产业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设计了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的抽样方法,并通过词频分析法和德尔菲专家法确定了测评指标。研究发现,常州市新能源产业创新政策在促进企业科技创新、产业链建设及节能环保方面均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其中科技创新激励效应最为显著。研究根据现存问题提出提升新能源产业创新政策激励效应的路径建议,旨在为我国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地区提供有益参考。

税收创新激励政策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来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证据

税收创新激励政策作为支持市场主体开展创新活动的关键动力,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2010—2022年1829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设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税收创新激励政策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关联及作用机制。结果证实,基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创新激励政策可正向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且该结论经过平行趋势及动态效应、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排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政策干扰、样本数据筛选在内的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分类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制造企业与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企业,税收创新激励政策对制造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技术创新在税收创新激励政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结合上述结论,政府部门及产业企业应从统筹推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提质增效、培育技术创新发展动能、推动传统要素密集型企业转型升级着手,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

技术创新激励政策与劳动收入份额: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证据

本文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实施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显著提高被认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该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资本密集度及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优的企业中更明显;认定政策带来的生产技术升级效应及外部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推动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认定政策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随着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强,随着企业政治关联水平的上升而减弱。此外,认定政策显著提高普通职工而非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上述结论为新时期进一步实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和优化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区域潜在比较优势、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

因地制宜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实证层面检验了区域潜在比较优势和创新激励政策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潜在比较优势显著提升了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进一步地,在受到创新激励政策的支持后,属于区域潜在比较优势行业的企业通过杠杆效应和技术内化效应实现了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时,对于外资企业、研发强度更高的企业、产业链更长的企业和位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区域潜在比较优势和创新激励政策的交互作用产生的创新促进效应更强。最后,本文发现区域潜在比较优势与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属于实质性创新.

创新激励政策、风险投资与企业创新投入

以深圳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8年～2011年四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研发补贴、金融支持、产权保护及人才激励五项创新促进政策的实施效果,并研究风险投资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性问题。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及人才激励政策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挤出效应———政府的研发补贴显著地减少了企业研发投入;金融支持政策效没有显著地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风险投资从总体上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没有非常显著影响;有风险投资的企业研发产出高于无风险投资的企业;风险投资的持股比例对企业的研发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学术型创业企业的创新机制与政策激励效应——基于人工智能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数值模拟分析

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从事学术型创业的现象,通过与传统的商业型创业企业进行对比分析,刻画学术型创业企业的创新机制,揭示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对学术型创业的作用机制及效果,进而通过建立动态优化模型,利用人工智能产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数值模拟,对相关研究假设进行验证。主要结论有:学术型创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厚积薄发”的特点,更容易产生颠覆性重大创新;学术型创业企业在发展初期以消化原有科研成果为主,R&D投入比较平稳,但在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成果转化机制后,R&D投入和技术积累水平会出现迅速提升;财政补贴对于学术型创业企业的R&D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政策激励效应强于税收优惠。为此,政府有关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应共同搭建平台,鼓励并促进学术型创业,对学术型创业企业建立有针对性的创新激励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和创新机制。

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组织正式化与创新激励政策的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利用外部研发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但对其作用机理的解释不够。从外部研发需通过内部组织发挥作用这一思路出发,以组织正式化和创新激励政策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以中国549家企业为样本,运用SPSS20.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调节检验,对4者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研发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激励政策正向调节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组织正式化对外部研发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不同调节作用。与此同时,高激励能够减少组织正式化对于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该研究部分解释了外部研发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对于促进企业创新活动,提升创新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创新激励政策中最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一项,其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问题值得关注。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21年数据,以2015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正向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排除预期效应、替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果依旧成立。作用机制方面,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通过激发企业研发投入积极性、注重无形资产积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的方式,进而提高企业创新质量。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在市场化程度高、法制环境完善地区效果更加显著。

我国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基于异质性厂商NK-DSGE的模拟分析

创新激励政策是否有效决定了我国能否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家庭部门、异质性厂商、金融部门及政府部门的NK-DSGE模型,研究了税收优惠、贷款贴息及政府创新资助三类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三类创新激励政策对创新生产部门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由于作用时效和作用力度的不匹配,影响了政策效果的发挥。不同的创新激励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政策组合的效果又有所不同。随着家庭对创新生产部门最终产品偏好程度的增强,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依然存在,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说明技术和需求都是技术创新的动力。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政府支持对工业企业技术获取策略的差异性影响——基于不同类型创新激励政策的比较研究

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作为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主要手段,对企业创新资源配置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5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省际面板数据,探究政府直接补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高新技术减免税对独立研发、合作研发与技术引进的激励效果及长短期影响异质性。研究发现,总体上三类创新激励政策均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但其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政府直接补贴短期对内部独立研发促进效果最好,挤出外部技术引进;研发加计扣除长期促进效果更好,尤其是对与国外研究机构的合作研发;高新技术减免税短期对外部合作研发与外部技术引进的促进作用更好,尤其是对与国内高等学校的合作研发。

政策工具视角下知识价值导向的科研创新激励政策分析及建议——以山西省为例

对科研人员的创新激励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全国各省份也都响应出台了科研激励政策。以山西省已出台的一系列推动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的15份政策文件作为研究样本,对其进行编码后,按照政策工具分析框架从供给面政策工具、需求面政策工具与环境面政策工具3个层面对样本文件进行文本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山西省科研创新激励政策保持传统政策制定模型且框架体系已初步建立,但各层面政策工具结构不均衡,仍存在政策过溢和政策缺失问题。据此提出丰富发展需求面政策工具,保持供给面政策工具结构平衡、优化环境面政策工具内部比例,推进智库建设与政策创新等3方面的建议。

创新激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评估——来自广东的经验证据

关注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激励政策时有关补贴对象的异质性问题和不同政策对各项创新产出的不同效果,基于2015—2018年科技部火炬中心对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的统计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评估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类创新激励政策对不同企业规模、行业类型、高企类别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效果。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有显著提升作用,但对不同规模、行业、类别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研发投入强度、财务能力、新产品收入等创新质量产出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其中,两类政策对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作用效果较强,对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资产回报率的作用效果较弱;财政补贴对入库培育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有负向作用;税收优惠对电子信息与服务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负向作用。基于此,建议广东省通过继续实施财政补贴、高新技术企业入库培育等创新激励政策,关注中小微高新技术企业需求、促进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做大做优,打造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生态链等措施,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

创新激励政策视角下江西省上市公司R&D效率研究

以2015—2017年江西省17家上市企业的3年平均数据为基础,采用DEA-Tobit两步法来研究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R&D效率的影响。首先测算企业R&D活动的生产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其次根据测算结果,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府创新补助等政策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江西省上市企业R&D投入效率的相关因素。结果显示:江西省上市企业R&D效率普遍偏低;政府研发投入补助有利于提升企业R&D技术效率,但会使企业依赖补助反而减少了有效研发,因此生产与规模效率作用不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促进了企业研发人员与资金投入,有助于提升R&D强度。

南充市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激励政策优化研究

在当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下,南充市实施了多项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然而实际上依然存在着激励政策缺乏层次性、系统性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问题。本文以南充市的四所高校为例,从政策、高校以及学生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对政策实施现状与效果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促进有效的激励机制的形成。

面向数字化转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变革,我国步入了数字化的发展时代,在改变了传统商业发展环境的同时,其创新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创新管理可以让中小型企业实现商业化、数字化的转型。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创新和管理,本文从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出发,以中小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主,将中小企业创新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其中包括创新资金缺乏,缺乏新型技术人才,内部建设不完整、创新能源的获取能力较弱,所以中小企业为了提升自身的创新水平,需要从融资渠道和大批先进人才的引进入手。

一揽子创新激励政策落地 企业发展积蓄澎湃动能

7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6%,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9.2个百分点;1-7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21.6%;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7.1%、8.8%。截至目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国总额的76.4%,创新主体地位更加突出;中央企业上半年研发经费投入3210.4亿元,同比增长37.4%;三批4762家“小巨人”企业.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三地物流业创新政策分类模式与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物流总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消费者对物流需求的转变及升级,当前我国物流业正面临着从传统物流业向现代物流业转型的重要时期,国家及地方物流政策的支持对于物流业的转型和升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京津冀层面对三地物流创新政策进行分类以及运用类比分析方法对京津冀三地的物流政策现状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下三地物流业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创新政策、企业家特征与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现有研究注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且集中研究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政策效应。本文对创新政策进行更细化的分类,以2009—2011年广东省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家人口特征,采用Hausman检验确定用随机效应模型展开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正相关;政府补贴、金融支持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知识产权政策、企业家年龄、教育背景、职称及薪酬对企业创新活动没有显著的影响。

创新政策、企业家教育背景与企业创新行为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现有研究注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且集中研究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政策效应。本研究将创新政策进行更细化的分类,以2009-2011年广东省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家人口特征中的教育背景,采用Hausman检验确定用随机效应模型展开研究。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正相关;政府补贴、金融支持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知识产权政策、企业家教育背景对企业创新活动没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