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数字化转型可以突破研发资源配置时空边界,赋能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但潜在的数字鸿沟问题也可能会加剧企业创新的不确定性。鉴于此,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构造数字化转型指数,系统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选取2007—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对于大多数制造业企业来说,其数字化转型水平低于门槛值,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助力,而非阻力;人力资本和公司治理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在国有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中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合理评估中国制造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视角,对国家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合力效应也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治理负外部性、推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以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模型(GMM)法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有效的财政分权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

制度组态视角下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多元路径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何协同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制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兼顾“绿色”和“创新”内涵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体系,并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制度组态视角分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在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方面发挥的协同作用。研究发现:首先,单个制度因素并不构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必要条件,但社会监督在促进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上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其次,存在“市场—社会推动型”“政府—社会监管型”和“政府—市场—社会协同促进型”三种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制度组合;最后,在缺少社会监督的情况下,即使政府充分发挥了监管和支持的作用,也不能导致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说明政府制度发挥作用存在限制条件。这些发现对于推进我国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启示。

智能制造对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制造业服务化的调节效应

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是实施制造强国的重点任务,深度探究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创新效率问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基于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实证考察智能制造对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并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制造对我国制造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U型影响效应,主要影响机制是通过降低内部组织成本、减少企业内部融资两个途径提升制造企业创新效率。通过非线性影响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对智能制造与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越高,智能制造前期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就越弱。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大规模或实施策略性创新的企业中智能制造与制造企业创新效率的U型影响关系较显著。为此,企业应系统应对智能制造应用过程中不同阶段对企业创新驱动的作用效应,充分发挥服务化转型对推动智能制造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要根据自身规模和创新方式等选择适宜的智能制造推进路径。同时,应充分发挥政府对智能制造的协调、支持作用。

创新价值链视角下数字金融能否改善企业创新效率?

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是积极稳妥发展数字金融、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重要落脚点。依据创新价值链理论理解企业创新效率,结合数字金融的金融属性与科技属性,阐释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市数字金融百度新闻指数与三阶段链式网络DEA模型测算的企业创新效率数据,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意转化、知识凝结和成果实现三阶段创新效率提升,这主要是源于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代理成本降低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在金融基础积累充足、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与高新技术行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相关研究结论对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来自金融资产配置视角的再审视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可为创新发展提供新动能。企业作为微观创新主体,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金融资产配置视角,以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及门限效应模型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机制中,融资约束发挥重要中介作用;金融化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效应,正向调节融资约束在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机制中的中介作用。通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效率的驱动机制,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打造数字驱动创新生态提供实践启示。

城市创新效率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耦合分析--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级市为例

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文章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级市为例,探究城市群内部城市创新效率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演变规律。选取2007年、2014年、2021年3个时间节点,运用前沿距离法、三阶段DEA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创新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城市间差距在缩小,时空分布上表现为从片状布局向带状集聚的演变特征;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各城市多层次分化与省际边界差异的特点,在时空分布上呈现从“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异向带状、片状集聚的演变特征;城市创新效率和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渐提升,区域协调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呈现空间均衡发展趋势。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网络机制——合作和知识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的中介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拓展和优化了创新网络,也使创新网络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网络结构洞理论,从创新合作网络和创新知识网络(双重创新网络)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桥梁”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机制,并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创新效率,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中介变量,即存在“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增加→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路径;企业组织韧性提高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网络结构洞的正向影响,但对网络结构洞影响创新效率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拓展和优化创新网络来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韧性以有效化解转型风险。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我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1)“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2)劳动力流动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两种机制;(3)“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城市、大规模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中更强;(4)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向调节“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驱动作用。本文为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uper-SBM模型对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模型、莫兰指数以及冷热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研究时间区间,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且呈波动上升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且该格局有加剧趋势,同时空间相关性于2020年由正转负;政府支持、教育水平以及经济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政府支持对邻近地区效率值具有负向溢出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是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有力支撑,也是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借助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使用2010~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正向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且随着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向驱动效应呈边际递增特征;(2)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可通过促进知识溢出、提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驱动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升;(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西部及东北部地区、传媒服务业和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更能推动东、中部地区、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和非国有数字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此,提出多管齐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多路并进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因地制宜推动数字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希冀为提高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相关理论经验。

高管团队稳定性、债务融资成本与数字化转型——基于创新效率的调节作用

针对高管团队稳定性、债务融资成本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问题,选取2017—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稳定性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高管团队稳定性有利于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债务融资成本在高管团队稳定性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创新效率正向调节高管团队稳定性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高管团队稳定性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强,且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程度也会对二者关系造成影响。

“双碳”目标下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

基于“双碳”目标视角,采用超效率动态网络SBM模型测算黄河流域82市(盟)2011—2021年绿色技术创新的综合效率、科技研发效率及成果转化效率,并利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检验外部环境因素对三种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将CO_(2)排放量纳入指标体系后,中下游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得以提升,上游地区效率反而下降;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科技研发效率起引擎作用;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区域差异明显,成果转化效率差异是综合效率差异的主要来源;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人力资本禀赋、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和环境规制强度对三种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建议黄河流域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完善创新成果转化平台,推动能源和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化转型视角下平台经济发展对流通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四大城市群的经验分析

平台经济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产物,在推动我国流通业创新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基于2017-2022年的样本数据,以我国最具典型代表性的四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平台经济发展对我国流通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发展对四大城市群流通业创新效率都会产生显著正向赋能作用,并通过了各种稳健性检验。但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发展对我国四大城市群流通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整体表现为“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特征。相比较而言,平台经济发展对长三角城市群流通业创新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强,而对成渝城市群流通业创新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弱。最后,本文从加强对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不断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加强科技创新对平台经济发展的赋能作用、加强平台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和引进以及加强平台经济发展中相关数据安全和隐私的保护五个方面提出了加快平台经济发展助力流通业创新效率提升的建议。

长江经济带知识产权保护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的空间效应分析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将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分解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对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知识产权保护的绿色创新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知识产权保护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总效率及其子阶段效率的直接影响均显著为正;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科技研发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对成果转化效率则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对总效率的空间影响效应依然为正。(2)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能够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金融发展、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三种渠道促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3)异质性分析表明,长江经济带下游城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推动科技研发效率和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而中上游城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科技研发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对成果转化效率甚至具有消极影响。本文结论为长江经济带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建设和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就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其中,以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为因变量,数字化转型为自变量,企业规模、企业产权结构、对外开放程度、资产负债率、创新氛围、政府支持为控制变量,通过多重共线性分析、回归分析、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分析,验证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不同行业类型的工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同,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线性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呈倒U型;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呈U型。在此基础上,为提高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分别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与政策,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

中国城市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及产业特性分析

基于2018—2020年中国297个地级以上城市创新数据,运用投入产出比和DEA-Malmquist指数模型,从创新链角度深入分析中国城市专利创新效率和产业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类型,以及各类型创新效率城市的产业特性。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的专利创新效率呈增长态势,产业创新效率呈负增长态势,且区域差异不断扩大,空间不均衡现象明显;高专利效率高产业效率城市和低专利效率高产业效率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高专利效率低产业效率城市和低专利效率低产业效率城市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其中绝大多数城市没有上市高新技术企业。针对创新效率不同的城市有必要采取差别化的创新策略,进一步强化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在提升各类城市专利创新水平的同时,需更加重视专利成果的转移转化和产业创新效率的提升。

我国五大城市群县域科技创新效率空间分异与障碍因子分析

城市群作为创新要素集聚地,在全国生产力布局中发挥战略性支撑作用,县域是城市群协同创新的重要空间载体,在中国未来城市发展中拥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采用DEA-BCC效率模型、核密度、空间探索性等研究方法,测算2018—2021年长三角、珠三角、中原、成渝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所辖县域科技创新效率,并采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五大城市群县域创新效率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五大城市群县域科技创新效率存在较大差距,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新平台建设、企业创新投入和科技人力资源禀赋等是阻碍县域科技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因素,进而提出城市群县域科技创新效率优化路径。

媒体关注会提升代际传承阶段家族企业的创新效率吗?

中国家族企业面临代际传承和创新转型的双重挑战。在新媒体融合背景下,本文选取2009—2021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作为样本,研究媒体关注对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效率的调节作用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代际传承阶段家族企业的平均创新效率显著低于非代际传承阶段家族企业;(2)媒体关注能够正向调节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该调节作用在处于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和高信息透明度的家族企业中更为明显;(3)拓展性研究发现,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具有持续性,且相较于负面媒体关注和中性媒体关注,正面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4)机制检验表明,媒体关注通过提高代际传承阶段家族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进而提升家族企业的创新效率。本文拓展了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创新边界条件的研究,丰富了公司治理理论中媒体关注的研究成果,并为家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创新要素集聚、反腐与创新效率提升

如何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转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既有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表明,创新驱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点,而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则是实现创新驱动的必要条件。因此,现阶段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均大力推进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从理论上看,在创新要素集聚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腐败作为一种阻碍资源有效配置的政府行为,可能不利于创新要素的有效集聚。文章将腐败行为引入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理论分析的结论初步表明创新要素集聚有利于创新效率提升,行政腐败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当反腐力度加强时,这一抑制效应可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基于2002—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Tobit空间面板回归模型、IV-Tobit模型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的创新要素集聚有效促进了创新效率的提升,而腐败行为的存在则抑制了这一正向效应。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保持一致。同时,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创新要素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即各地区之间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区域协同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的十八大之后反腐力度的加强有效地缓解了腐败所造成的负向效应,同时也使创新要素集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得到了纠偏,表明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反腐行动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了制度红利,提供了有利于创新要素有效集聚与配置的生存土壤。以上研究发现对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此,文章认为腐败行为的创新抑制效应意味着加强反腐力度、简政放权能够改善创新要素集聚的制度环境。反腐虽然能够降低寻求政治关联的激励,提高创新效率,但市场机制扭曲才是腐败影响创新要素集聚的根源所在。因此,现阶段应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入手,转变政府的职能,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最终形成以市场配置为主、以政府引导为辅的创新要素集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