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融合对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

以268家医疗装备企业为研究对象,从Himmpat专利数据库获取2002—2022年的15 446条专利数据,构建“数字-医疗”技术融合网络,基于量与质的视角实证分析数字技术融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采用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互补性数字技术融合和替代性数字技术融合均对企业创新质量和数量具有正向影响,融合波动性负向调节上述关系。

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下企业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以2010—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数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与创新质量之间呈“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技术异质性、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研究结论为企业进一步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以及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及决策支持。

区域创新升级:如何从创新数量走向创新质量——基于统计学视角的模式识别及跃迁机制研究

我国创新正从创新数量为主向创新质量为主转型升级,研究其作用机制、特征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创新数量、创新质量水平建立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从动态视角对创新升级开展研究,并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综合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创新升级主要包括数量优先型升级与质量优先型升级两种模式;质量优先型创新升级能够节省更多的时间;我国目前总体上仍然处于创新升级的积累阶段;数量优先型升级研发人员作用更大,质量优先型升级研发经费作用更大;知识溢出对数量优先型升级影响显著,创新积累对质量优先型升级影响显著;研发经费对创新质量的贡献具有研发投入与创新质量门槛效应;研发经费对创新质量的贡献具有知识溢出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关系研究

基于2009—2019年高技术产业数据,从静态和动态的视角,构建面板数据模型、门槛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全面分析环境规制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创新数量促进作用明显,对创新质量促进效果甚微;环境规制与创新数量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曲线;从动态结果来看,环境规制与创新数量互动效果显著,与创新质量互动效果不佳;实施环境规制政策能有效带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以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提供借鉴和参考。

创新政策促进了创新数量还是创新质量?——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在经济迫切需要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分析创新政策、政府研发补贴对产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和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例,首先建立模型对创新政策进行测度,从测度出的创新政策、政府研发补贴(供给政策)两个角度,基于联立方程模型、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全面分析了创新相关政策的直接作用机制、间接作用机制以及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创新政策对创新数量的绩效良好;政府研发补贴对创新数量的绩效不高;创新政策与政府研发补贴对创新质量绩效较低;创新政策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经费促进作用显著;政府研发补贴对创新数量的弹性呈现倒U型曲线、对企业研发经费的弹性呈U型曲线;企业研发经费对创新数量的贡献具有创新政策门槛效应;企业研发经费对创新数量的贡献具有政府研发补贴门槛效应;我国目前创新政策和政府研发补贴以促进创新数量为主,还不能有效促进创新质量,创新政策必须从重视创新数量向重视创新质量转化。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企业效益--来自高技术产业的实证

本文根据企业成长理论,构建了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模型,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具有协同作用机制,只有同时做好创新质量与创新数量的企业才能取得较好的创新效果。创新数量较大时,其对企业效益贡献的弹性系数较大。创新质量较低和较高时,创新数量对企业效益的弹性系数更大。我国目前创新数量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但由于创新质量较低,创新质量对企业效益贡献并不显著。

创新数量、质量及其激励的异质影响

为弥补专利数量在测度创新方面的不足提出专利知识宽度的概念以反映创新质量,基于专利文件中IPC(国际专利分类)分类号数量构建测度指标。实证考察专利知识宽度在测度创新方面的适用性,结果发现专利知识宽度是反映创新能力的更好指标,是企业专利知识宽度而非专利数量促进了企业利润增长。进一步研究创新质量的影响因素并比较其对创新数量与质量影响效果的差异。结果发现创新激励对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效果存在异质性:垄断和产业政策支持对创新数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创新质量有显著负向影响;规模和需求的迅速扩大对创新数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

创新数量与质量视角下研发人员绩效研究

从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视角分析研发人员的作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首先从理论上构建了研发人员对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包括直接作用机制、间接作用机制与创新成果反馈机制。并利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发人员对创新数量作用机制显著。研发人员对创新质量不具备直接作用机制和反馈机制,只有微弱的间接作用机制。研发人员对创新数量的贡献具有创新数量门槛效应、研发人员门槛效应、企业研发经费门槛效应:随着创新数量水平的提高,研发人员贡献的弹性也较高;随着研发人员增加,研发人员贡献的弹性降低;随着企业研发经费的增加,研发人员贡献的弹性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状态。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企业规模

将创新分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以高技术产业为例研究两者与企业规模的关系,进一步深化熊彼特的企业规模与创新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数量影响企业规模,创新质量影响企业的成长阶段。创新数量具有企业规模门槛效应,对企业效益贡献显著;创新质量没有企业规模门槛效应,与企业效益无关。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水平不高、创新质量有待提高所致。

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视角

借鉴C-D型生产函数,采用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指标衡量技术创新水平,构建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四个变量的双对数模型,利用2010—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维度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都促进了中国创新投入数量的增加和创新产出质量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创新投入的数量和创新产出的质量产生较为明显的积极影响;进口贸易对中国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数量和质量均没有显著的影响,但对西部地区创新产出的质量起到明显的负向作用。

研发经费提高了创新数量还是创新质量?

中国创新规模较大但是创新质量水平相对较低。文章从宏观角度研究了企业研发经费、政府研发经费投入对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贡献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与创新数量互动关系显著;无论是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还是政府研发经费投入,均不足以有效推动中国目前较低的创新质量;政府研发经费绩效不高,只能间接带动企业增加研发经费投入;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具有正向互动关系;创新数量的提高会带动创新质量的提升。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发展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普惠贸易环境下伴随着大量中小微企业涌入数字贸易产业链。这就迫切需要发展方式向自主创新型的高端价值链转变。因此,研究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互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数字贸易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数量与数字贸易之间呈现良性互动;尽管创新质量对数字贸易短期作用较低,但对数字贸易长期发展潜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之间具有一定的良性互动关系。

产业政策对创新数量与质量的影响效应

依靠科技创新解决我国经济循环中的“卡脖子”问题,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产业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作者手工搜集了中国五年规划中重点支持行业的文本信息,采用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重视角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并非只是追求创新数量的增长,同时也实现了创新质量的提升。与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和低成长性企业相比,产业政策对民营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的创新质量影响更大。此外,相对于中部地区企业,产业政策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的创新数量提升均具有积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产业政策的影响下,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企业创新数量有所提升,但创新质量却在下降;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提升不仅没有对企业创新数量表现出积极影响,反而还抑制了创新质量的提升。研究结论能够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科学实施产业政策,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互动关系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5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创新数量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较显著,创新质量因水平较低尚未达到一定的门槛值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这意味着我国正处在以创新数量为主向以创新质量为主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转变时期;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协同项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微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带动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协同发展,这种良性互促发展将推动中国产业结构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共同向更高层次演进;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协调发展效应不强,制约了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

创新数量与质量下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绩效研究

从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视角可研究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的关系与绩效,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数据,基于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自主研发对创新数量贡献较大,对创新质量贡献较小,互动关系总体较好;协同创新对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作用均不大,互动关系较弱;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的协调水平有待提高;自主研发对创新数量的贡献呈现规模经济特征,协同创新的规模经济特征较弱;自主研发对创新质量贡献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特征,协同创新的规模经济特征很弱;创新数量下自主研发投入与研发劳动力呈现替代关系,协同创新只在创新数量较低时呈现一定的互补,创新质量下自主研发与研发劳动力呈现互补关系。

地区市场分割对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

从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角度分析市场分割的影响机制、影响大小、影响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数据,综合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全面分析了市场分割与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分割总体上与创新数量、创新质量无关,市场分割对创新的正向影响与负向影响产生的效应相当;市场分割越严重,对创新数量的正向影响越大,对创新质量的间接负向效应也越大;但市场分割也有积极的一面,表现为市场分割有利于低水平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地区创新;此外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具有一定的负向互动机制。

效率视角下创新数量、质量与速度互动机制研究

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创新速度是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三大目标,将其置于同一框架下研究其互动机制极为必要。进一步地,在考虑创新效率时,分析现实情况与理想情况下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创新速度的关系变化,可以揭示内在的规律和问题。本文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BM-BBC模型测度效率,在分析创新数量、创新质量、创新速度互动机制的基础上,综合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与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三者的互动关系,并对现实情况与完全有效率的理想情况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研发经费能有效提高现实创新数量,研发劳动力能有效提高理想创新数量;研发劳动力难以提高创新质量,研发经费更能提高理想创新质量;完全有效率时研发经费对创新速度的贡献下降;提高创新质量尚有较大空间;创新数量、创新质量与创新速度两两存在相互关系,理想情况下创新质量重要性增强、创新速度与创新数量关系更加协调、创新质量与创新速度协调良好。

专利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视角

基于专利数量和专利内部构成情况分别构建了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衡量指标,进而借助中国199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视角全面考察了创新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结果显示,创新数量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大于外观设计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均存在非线性的影响,其中,创新数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呈“倒U型”变动趋势,创新质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呈“U型”变动趋势。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质量而非创新数量的提升。

技术积累提高了区域创新数量还是创新质量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背景下,提高创新质量至关重要。以高技术产业为例,综合采用联立方程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技术积累与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积累对创新数量的贡献大于创新质量;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间的协调性不高;技术积累对创新数量的贡献中其自身、研发人员、创新质量的门槛效应呈递减趋势;随着创新数量增大,技术积累对创新数量的作用弹性逐步提高;当研发经费处于中等水平时技术积累对创新数量的弹性影响最大,对创新质量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效应。

环境规制、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采用2009—2019年高技术产业数据,结合莫兰指数,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本地效应和空间外溢效应.结果表明:创新数量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相关性在逐年上升,但创新质量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创新数量的集聚区域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创新质量不存在集聚特征;本地效应显示,环境规制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均呈现促进作用;空间外溢效应显示,环境规制对邻近省份的创新数量具有促进作用,但对邻近省份创新质量的影响微弱.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提高我国的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