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浙江省“创新红利”的释放:理论解释与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数字经济,使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特别是新冠疫情下数字经济表现出较强的刚性,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为验证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模型,利用浙江省11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基准回归检验,稳健性检验等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红利”的释放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最后本文从数字基础建设布局、数字经济营商环境、数字经济发展防范“脱实向虚”以及企业数字经济发展四个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地方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数字经济如何释放“创新红利”: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数字经济加速演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能否以及如何释放创新红利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字经济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表现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提升,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成本、促进知识扩散等方式向企业释放创新红利;(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创新效应越显著;中心城市企业从数字经济中获取的创新红利大于非中心城市企业。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创新驱动效应提供微观层面数据支撑,对于我国利用数字经济创新红利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数据要素何以成为创新红利?——源于人力资本匹配的证据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是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新引擎.本文测算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匹配度,实证分析其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匹配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质量,但单独的数据要素或人力资本不具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创新红利的释放强调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要素组合的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匹配仅对中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金融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创新激励效应.机制检验发现,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匹配通过增强企业流动性储备、激发市场需求以及提升供应链效率从而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质量提升.此外,进一步分析中发现,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匹配对制造业创新质量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处于倒"U"型曲线下降阶段的样本仅占总样本的2.4%左右,97.6%左右的样本反映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匹配的创新激励效应.生活成本的创新挤出效应是二者匹配抑制创新质量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在推动数字化建设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推动数据要素与人力资本协同发展,释放创新红利提供理论依据与建议.

减税有助于释放创新红利吗--来自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理论与经验证据

减税是各国政府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式,但是现有文献对减税能否释放创新红利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后会增加投资,既可以增加技术投入又可以扩大生产,市场需求环境的不同会导致企业作出差异化决策。本文构建了企业进行生产流程升级和技术革新投资决策的理论模型,探讨了税收优惠政策影响企业差异化决策的前提条件。研究发现:当市场需求环境为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较大时,增值税转型政策通过降低技术设备成本的渠道为企业释放创新红利;当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较小时,企业会选择扩大生产规模而不创新。结合中国2009年增值税转型的改革实践,本文利用上市公司信息和专利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增值税转型改革带来的减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在人力资本水平更高、资本密集程度更高、市场竞争更加充分的行业,增值税转型更加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本文的研究意味着,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异质性有助于地方政府更好地释放减税的创新红利。

分类治理、控股方治理机制与创新红利——基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分析

如何通过分类治理驱动国有企业创新、释放创新红利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重要命题。本文以转轨经济阶段的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不同类型国有公司控股方治理机制对控股公司创新红利释放的影响。结果发现,公司控股方根据各类型国有控股公司创新功能定位选择相匹配的治理模式,才能有利于创新红利释放。相对而言,一般商业类公司控股方加强激励和控制机制作用,放松约束机制,有利于创新红利释放;而对于特定功能类公司,控股方的激励机制对创新红利释放的作用效果不显著,需要强化控制和约束机制作用。从产业技术视角进一步研究发现,一般商业类高技术型公司控股方的激励机制对创新红利释放作用更为显著,对于特定功能类高技术型公司,控股方加强控制机制作用更有利于创新红利释放,而非高技术(资本密集)型公司强控制、强约束的控股方治理模式对创新红利释放更为有效。同时发现,延长国有公司控股方股权金字塔层级,对一般商业类公司控股方激励机制的驱动作用更为显著,而特定功能类公司控股方约束机制作用发生反向变化,即在放权制度情景下弱化国有公司控股方约束机制有利于特定功能类公司创新红利释放。

我国创新红利分割探讨

社会主义积累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型积累模式,将社会主义积累与资本积累区分开来并讨论社会主义创新红利分割方式是必要的。本文首先透过资本积累的两种形式,深入理解社会主义积累的本质;其次,结合我国时代背景对创新红利分割方式的两种形态进行具体划分,即左移形态和右移形态,并阐明这两种形态的动态影响;最后,按我国创新红利分割的变化趋势将建国后至今这一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1978年计划阶段,1978-2012年转型阶段,2012年至今新时代阶段,并结合历史背景具体阐述各个时期的创新红利分割特征。

激发创新红利释放发展潜力

百年未有之变局正在到来,释放制度红利、激发创新红利应该是继改革开放红利、人口红利后最为重要的发展红利,希望企业家和经济主管部门都能够认识到变局背后的逻辑,汲取经验教训,跨过风险和沼泽,溯本清源,释放企业发展潜力。

技术型服务业高获利能力:市场势力还是创新红利——兼论结构性减税和协同创新对技术型服务业创新的作用

服务行业相对制造行业具有更高的平均获利能力。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两阶段成本节约型创新博弈模型,得出技术型服务企业高获利能力主要来自于企业的研发创新,而不是其市场势力的理论假说。通过运用60家技术型服务上市公司截面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研发创新与技术型服务上市公司的高获利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市场势力与技术型服务上市公司的高获利能力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服务企业还没有形成普遍的市场势力,企业在位时长、企业规模并不是服务企业市场势力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因此,技术型服务企业应该走创新发展战略,不要盲目追求市场垄断势力。

全球新挑战:如何抓住老龄化社会的创新红利

未来,世界各国人均预期寿命将有望达到八十三四岁,这将变成一个全世界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届时各国政府和社会体系该怎样保障一个老龄化社会的平稳安全运行?

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战略定位、动力源泉与发展路径

以整个苏南地区为规划范围建设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江苏省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发展创新型经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省份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战略定位是深化改革的试验区、创新驱动的引领区、新兴产业的集聚区、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国际竞争的前沿区、自主创新的样板区。转型压力、创新红利、研发优势、政策扶持为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多元动力。为顺利实现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规划建设目标,必须加强制度创新,积极探索有效的发展路径。

“人口红利”、劳动者利益与我国经济转型——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分析

"人口红利"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从马克思经济学视角分析,"人口红利"源于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趋于一致的时滞,在量上是劳动力的价格与价值的差额。由于这一差额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利益和资本家利益相互对立,经济增长与劳动者利益之间存在静态矛盾。在动态分析中,"人口红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改善了劳动者利益。"人口红利"消失,实现经济增长要求向"创新红利"时期的转变,但同时也要兼顾劳动者利益。新时代我国经济转型,是由"人口红利"时期向"创新红利"与"分享红利"交融时期转变。实现这一转变需要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养老金缺口等相关问题,化解中国经济转型的风险;需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积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践行共享发展理念,为"创新红利"模式的发展注入持续驱动力。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跨越三大发展陷阱

人类对经济增长动力的认识经历了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演进过程,挖掘"技术创新红利",已成为国民财富增长的不竭之源。从我国国情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势来看,加快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为主向以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是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实施创新驱动崛起战略,成功跨越"资源诅咒"、"中等收入"和"腐朽老化"三大陷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

中国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的创造:机制、源泉与路径选择

在我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消退的背景下,要进一步实现经济有质量高效益的增长就必须创造新的增长红利空间。新增长红利空间创造的内在机理和形成机制依托于总供给曲线的移动和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的基本理论,并主要由创新驱动红利、结构红利和深化的改革红利构成,其中包含了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创新驱动红利更是新红利空间中最核心的内容。因而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新红利空间形成的路径在于:经济增长目标由数量向质量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式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和协同创新的转变、经济增长机制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转变和经济发展产业选择由多元化向高级化的转变。

未来经营的关键,就在于要抓住这3大红利

想要解决公司的问题,首先要确定你的核心能力,到底在哪里。是产品,还是营销,还是渠道?在今天的大环境下,我们在产品、营销、渠道这三个环节,分别可以抓住哪些红利,来提高势能、增加动能呢?一、产品:创新红利在产品环节,我们要抓住创新红利。一说起产品创新,很多人就会想到互联网思维所倡导的用户体验,但这样的说法并不全面。

平阳:以创新制胜为导向 厚植发展动能

以建设高水平创新强县为目标,以提升源头创新能力为引领,平阳深入实施创新首位战略,多措并举助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平阳县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集聚科技优质服务资源,精准布局各类创新服务平台,持续释放创新红利,强化创新主体培育,在实施创新首位战略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科技大市场:浙江创新发展的“杀手锏”

浙江实现了从"科技资源小省"向"技术市场大省"的转变,成为突破时空限制、覆盖全省、辐射全国的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全国唯一的全省域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示范区、国内技术交易额最大的网上技术市场、覆盖全省的科技大市场网络……这些都是科技大市场给浙江发展带来的巨大创新红利。浙江科技大市场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对区域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带动和辐射效应?

中国为外资提供稳定而广阔的发展空间

2023年,全球经济面临不小的下行风险,能否实现疫后复苏需正确处理挑战。中国将以高水平开放,为外资创造公平、稳定和有利于享受创新红利的发展环境,为各方实现基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互利共赢提供坚实基础。

新加坡自由港发展的实践经验及其启示

自2013年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以来,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任务的自贸试验区在金融制度、营商环境、贸易监管以及法制化建设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①但随着制度创新红利的释放,自贸试验区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推进技术融合开拓经济发展新格局的举措探析

技术融合不仅引领颠覆性创新,重塑产业价值链与竞争优势,促进产业创新发展,还进一步牵引科技交叉融合式发展,创造经济发展新动能。但我国技术融合发展仍面临着高质量跨学科人才不足、多学科合作机制不完善、国家创新资助体系对技术融合重视不够等问题。因此,为推进技术融合新发展,开拓我国经济发展新格局,需大力培育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能力,优化政府科技计划的项目管理机制,构建多目标结合的融合性技术领域的财政资金投入组合,并打造以融合为核心特征的新型产业集群。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独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当今,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各级政府要深刻认识到数字经济存在集聚效应、长尾效应和滚雪球效应,能够释放联动红利、创新红利和智能红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