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补偿效应

以金融发展为切入点,探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融资模式的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创新补偿效应,且股票市场的创新补偿效应最大,银行部门次之,民间金融最小。分区域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银行部门不存在创新补偿效应,其余地区的估计结果与整体一致。进一步的门槛检验结果显示,银行部门和民间金融均存在单一门槛,且呈现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环境保护税法》与区域绿色转型:机制与效应

加快区域绿色转型进程是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一环,本文以我国从2018年开始的《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其对我国2013~2022年30个省域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检验“波特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能促进受政策冲击省域的绿色转型,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等倒逼技术创新,能源结构绿色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显著增强了税制的政策效应,加快了区域绿色转型进程。政策效应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且对服务型省域的绿色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能引发“创新补偿”效应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博弈分析

在"波特假说"及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分析环境规制下企业"创新补偿"效应的生成过程,发现"创新补偿"效应主要受企业创新动机、行为和绩效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企业内部因素,也有外部环境因素,它们相互交织,共同决定了"创新补偿"效应生成的可能性。综合企业内外因素构建的双寡头博弈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引发企业创新动机的主要因素并非环境规制,而是市场竞争与企业自身需要,但环境规制强度会影响企业R&D投入水平和创新绩效。在竞争环境中,只要具备较高的研发效率、知识吸收水平和技术成果转化率,在政府补贴政策激励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的经济绩效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环境管理成本。尤其当企业间开展合作创新时,"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遵循成本效应及创新补偿效应的视角,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进行理论阐释,并以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为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这一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模仿型技术创新和原创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呈现出类似V形的关系。此外,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经济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在以研发投入为机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作用机理时发现,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也呈现类似的V形特征。总体来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遵循成本效应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占主导地位,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一定的门槛后,创新补偿效应才占主导地位。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吗?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绿色财政领域的一项重大实践,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加快推动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成为驱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基于中国2003—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数量,在经过堆叠双重差分、两阶段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持的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提升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异质性分析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地理位置、资源禀赋、金融科技水平的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相邻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限制土地供给对企业创新的倒逼效应——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

利用2001-2013年工业企业专利申请的微观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以及双重差分等方法,考察土地供给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限制性土地供给会倒逼企业创新,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广延边际方面,而非强度边际方面。即缩减土地供给主要促使更多的企业申请专利,而不是促使已经申请专利的企业申请更多专利。机制分析表明,创新补偿效应是上述影响的机制,限制性土地供给会倒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而政府的主动筛选和市场的选择效应均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发明专利和外观专利,土地供给对企业申请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更大。

地方自发环境规制政策的企业出口质量效应——基于“河长制”政策的研究

现有关于环境规制与出口质量的研究大多考察由中央颁布的“自上而下式”政策,地方自发推动的“自下而上式”政策产生的出口质量效应有待深入探讨。首先基于2006-2013年中国海关出口统计数据测算产品质量,并加成得到企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数据,然后将“河长制”政策在长三角地区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DID和PSM-DID方法考察以“河长制”为代表的“自下而上式”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河长制”政策整体上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区分企业性质和所属行业后,“河长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省属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对于清洁型行业,“河长制”政策对污染型行业负向影响更大。因此,在推行“河长制”政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企业和行业异质性。

用能技术还是管理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环节和类型的抉择

为厘清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本文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的环节和类型的视角切入,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分为用能技术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两大类及其下设的七小类,并将之在生产链环节(源头、过程和末端)上加以归类,通过匹配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获取了关于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研究了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技术绿色创新的抉择。结果发现:第一,环境规制整体上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创新补偿”效应难以成立;第二,其内驱因素是,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率和收益率;第三,其外部原因是,与低污染行业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体现在用能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两方面,并分布在生产链的源头、过程及末端三个环节;第四,其外部原因还包括环境规制作用的阶段性,环境规制对个别绿色技术创新指标造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也影响了“创新补偿”效应的成立。据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和选择提供一定启示。

劳工成本、双重创新效应与出口技术复杂度

本文分析了劳工成本上升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在机制,利用47个主要国家的SITC Rev3.0五位码贸易数据,计算了我国1999-2010年22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此基础上,对"双重创新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劳工成本上升引致技术对劳动的替代,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从供给的角度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劳工收入水平上升引致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通过创新拉动效应,从需求的角度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劳工成本上升的创新拉动效应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具体表现为:在劳动密集型行业较为显著,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并不明显。

实现碳达峰的需求结构效应

准确理解和把握实现碳达峰对需求结构变化的影响,有助于协同推进碳达峰与需求结构升级,继而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尝试将碳减排与需求结构联系起来,基于碳减排的遵循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要素配置效应,阐明了碳减排直接和间接影响需求结构的机制,是从理论上分析环境规制影响需求结构的有益尝试。将上述机制与涵盖经济—能源—环境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相结合,本文评估了从当前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阶段实现碳达峰对中国需求结构的潜在影响。理论分析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来自遵循成本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的直接影响会降低需求中的消费份额和碳密集型产品份额。源自遵循成本效应、要素配置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的间接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且沿其传导链逐级衰减。由此,研究期内碳减排的直接影响将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引起需求中资本形成份额挤占消费份额,甚至有可能导致消费份额从稳步增长轨道转向下降轨道,但同时会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出口结构和能源需求结构的低碳转型。本文认为,为协同推进碳达峰和需求结构优化调整,应尽快完善碳总量控制制度,着力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加大消费激励力度,充分内部化碳边际减排成本。

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关系的再认识及政策启示

环境污染问题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自发消除,需要政府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以消除环境外部性,增加社会福利。许多学者和企业家普遍担心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加强环境规制,会导致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使企业失去竞争优势,可能损害当地企业和产业竞争力,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以波特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波特假说”,认为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实际上不但不会损害企业或产业的竞争力,反而可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增强其竞争力,从而在社会福利和企业私利之间实现双赢。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与竞争力关系的再认识,为政府解决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指明了一条新路,也为我国制定绿色发展的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环境规制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河南省18地市的实证分析

为明确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环境规制的作用,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效率、经济稳定、经济动力、环境友好等6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河南省各地市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综合测评,剖析了环境规制政策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逻辑与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选取2010—2018年河南省18个地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政策的加强能否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结果显示:河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数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政策的加强、地区金融支持度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则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研究进展及启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济与环境实现共赢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从环境规制演进过程出发,对环境规制的定义、测度和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从而得出政策启示,对环境规制理论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现碳达峰的需求结构效应

张友国在《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3期撰文指出,将碳达峰这一环境因素与需求结构联系起来,模拟实现碳达峰对中国需求结构的潜在影响后,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实现碳达峰对需求结构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之分,但综合影响由遵循成本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产生的直接影响主导。间接影响由其遵循成本效应、要素配置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通过影响生产率、劳动收入份额、产业结构等多个路径诱发。

环境规制能提升产能利用率吗?——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当前我国制造业存在产能利用率普遍偏低的问题,利用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调整生产投资来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影响,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对策。文章主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具体传导机制,深入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的异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环境规制更多是通过淘汰不满足环境标准的产能来提高产能利用率,而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来提升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有限;国有企业和小企业比重的增加将会减弱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私营企业和大中企业比重的提高则会促进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偏重度污染行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上述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污染强度下的作用程度也各异。研究结论对如何利用环保硬约束监督管理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以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减少无效、低端供给和推动创新发展战略等具有启示意义。

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动态——基于清洁生产标准的一次自然实验

提升技术水平是出口企业应对"绿色壁垒"进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本文运用清洁生产标准,采用自然实验法验证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试图明晰技术标准的提升是否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研究了这一问题,结果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受规制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量有所下降,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说明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短期内抑制了企业出口。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通过"遵循成本"效应提高了企业成本,进而抑制了企业出口;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从而促进了企业出口;短期内"创新补偿"效应未起主导作用。这一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严格的技术标准可能会"倒逼"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来维持国际竞争力,核心在于如何充分发挥"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