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差异化类别的创新补助激励效应实证研究

在创新与非创新政府补助二元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将政府创新补助细分为人才计划、项目支持和成果奖补等3类,利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3类补助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差异。结果表明:人才计划类补助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项目支持类补助同时存在激励效应和扭曲效应,成果奖补类补助激励效果不显著;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激励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高管特征企业间存在异质性,人才计划类补助更能激发国有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创新激励效应更为突出,而项目支持类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应在国有企业、大企业、有研发背景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突出;信号传递机制是政府创新补助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人才计划类和项目支持类补助均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且前者信号功能强度大于后者。

政府科研创新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挤出、替代还是激励?

文章利用2007—2008年的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政府科研创新补助对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为了探讨"挤出"的深层次原因,将样本分为补助组、研发组和补助研发组,发现占总样本比例达48.41%的补助组公司,政府补助完全或部分挤出了企业研发。25.24%的研发组公司,企业自主研发,但研发强度较低,并不能对下年度的研发产生显著影响。5.96%的补助研发组公司,研发支出占政府补助的三分之一,补助替代了研发;20.39%的补助研发组公司,尽管补助强度较研发强度显著的低,但补助依然对下年的研发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

政府创新补助对环保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外部监督调节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08-2017环保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政府创新补助对环保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外部监督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为外部监督参与政府创新补助监督、促进环保企业创新提供了量化的依据。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在当期、滞后期均对环保企业创新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相较于民营环保企业,政府创新补助对国有环保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从外部监督的调节效果来看,高资质审计师监督和机构投资者监督发挥了正向的调节作用,能够提高政府创新补助对环保企业创新的激励效果。因此,政府在实施创新补助政策时,应充分发挥高资质审计师、机构投资者的外部监督作用。

监督视角下政府创新补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18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政府创新补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政府创新补助会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和实质性的创新产出;②从政府审计监督视角来看,政府审计在创新补助和国有企业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提高创新补助的激励效果;③从社会监督视角来看,高资质审计师能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促进国有企业创新,而机构投资者监督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审计、高资质审计师监督能够对企业创新产生叠加效应,共同对创新补助进行监督。本研究有助于理解监督在政府创新补助中的作用,对减少政府资源浪费、提高创新补助激励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创新升级——基于“两高一剩”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两高一剩"企业作为我国粗放型发展模式伴生的经济存量,能否创新升级是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两高一剩"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创新能力与企业升级两个角度考察政府创新补助的激励效应,探索源于企业、产业和要素市场差异的激励效应异质性,及政府创新补助在产业绿色发展中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总体上有助于"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但异质性特征明显,政府创新补助在要素市场扭曲地区充分发挥了"支持之手"的作用,而在资本密集型"两高一剩"企业中呈低效率激励。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有效地缓解了企业创新升级渠道对我国产业经济绿色发展的阻碍作用。通过提高监督检查力度、甄别企业类型及所属地区环境、区别发放政府补助,可有助于政府创新补助的高效配置,加速"两高一剩"企业创新升级。

基于技术溢出效应下的政府创新补助研究

以2009~2018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技术溢出的视角,探讨了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技术溢出产生外部性成本,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政府对高技术溢出企业进行补助,可以降低技术溢出外部性成本的负面影响,提高政府创新补助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对高技术溢出企业进行政府创新补助,更能促进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在知识产权保护较弱的地区,对高技术溢出企业进行政府创新补助的效率更高。研究表明,适当调整政府创新补助方向,不仅能够促进受补助企业创新,而且会提高社会整体创新水平,提升政府资金利用效率,增强经济转型动力。

内部控制影响政府科技创新补助使用效果研究

在我国政府科技创新补助不断提高但收效甚微的背景下,影响政府科技创新补助使用效果因素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文章以2011—2014年间高新技术型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数据包络法从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实证结果显示:政府科技创新补助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正向调节政府科技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不仅证明了政府科技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而且为我国进一步提高政府科技创新补助的使用效果找到了途径,即应该将政府科技创新补助补贴给内部控制有效性强的公司。

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专利的激励效应研究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研究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专利数量及质量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发明专利的申请数量和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的质量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分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的过程中发现,政府创新补助对高管具有研发背景、民营、资本密集型和地处中东部的企业在专利数量和质量上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在我国从专利大国向专利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厘清创新补助的激励机理,有利于完善创新补助的效果评估体系,以及精准设计并实施创新补助政策。

政府创新补助连续性驱动研发投入研究——基于企业性质与生命周期双重视角

文章以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政府创新补助的连续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政府创新补助的连续性对不同性质、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助的连续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区间效应;政府创新补助的连续性与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呈正向关系,与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存在区间关系;政府创新补助的连续性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存在区间关系,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影响;政府创新补助的连续性与成长期研发投入企业存在区间关系;与成熟期企业研发投入呈正向关系;对于衰退期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中国政府创新补助对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装备制造业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性产业,探究政府如何更好地帮助装备制造企业取得技术创新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外部性理论和双元理论,实证检验了2010-2020年间,政府创新补助对装备制造业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政府创新补助明显增强装备制造企业双元创新绩效;(2)政府创新补助对装备制造企业独立和合作创新都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3)独立创新和合作创新模式对装备制造企业双元创新绩效都具有正向影响,但独立创新模式对装备制造业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强于合作创新模式;(4)独立创新模式与合作创新模式在政府创新补助促进双元创新绩效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本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入理解政府创新补助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内在机制;在管理实践上,为我国政府制定装备制造业的创新发展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环境保护税、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基于2015—2020年中国深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政府创新补助对环境保护税改革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助在环境保护税改革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产生这种调节效应的原因是政府创新补助缓解了环境保护税改革引致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提升。研究还发现,在政府创新补助的调节效应下,环境保护税改革可以有效促进企业进行实质性绿色创新而非策略性绿色创新。异质性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助的调节效应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环保处罚力度弱地区,以及非重点污染、非高科技产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强政策间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具有重要启示。

政府创新补助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创新和非创新补助影响的比较研究

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政府创新补助是引导和保障企业开展改善生产效率的创新活动、助力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最直接的方式。利用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比较分析政府创新补助和非创新补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创新补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面影响,非创新补助则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倒U型影响,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寻租的遮掩效应和超额雇员工对研发资源的挤占以及创新补助释放的高风险消极信号,造成企业内部资源错配和外部资金减少,是创新补助产生负面效应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两类补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融资约束水平、市场竞争程度、所有制、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异质性企业间呈现显著差异。研究结论既有助于深化理解政府补助和企业生产效率间的内在联系,也为政府完善补助政策顶层设计、激活创新补助引导效应提供政策参考。

基于绿色创新补助政策的银企系统性风险研究

降低银行与绿色创新企业间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已成为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将银行与绿色创新企业两类主体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人工银企系统,基于仿真实验着重考察其重要主体行为。具体地,着重于考察资产负债表构建与更新、主体行为动态演化、流动性资产更新以及违约清算机制等方面,通过仿真手段探究绿色创新补助政策形式与补助强度对银企系统性风险与系统总收益的影响机制,以对理论模型进行全面验证。本研究结论的意义在于:聚焦于绿色创新补助政策与银企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关系,通过计算实验方法进行验证与延伸,为促进中国绿色创新企业健康发展,帮助政府与银行防范绿色创新企业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风险提供理论机制参考与新观点。

政府创新补助的信号传递机制与企业创新

本文构建了中国情景下政府创新补助信号传递机制模型,说明了在政府技术审查能力及项目监管能力满足一定条件时,创新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补充和对外部投资的间接带动,表明了产业政策中有限有为政府的作用。选取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手工搜集和关键词筛选方法得到企业创新补助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Heckman两步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系统地评估了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微观政策效应。实证研究发现:创新补助会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增加,而非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无显著影响。创新补助对民营企业、处于成长期及公司高管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的研发创新有显著激励作用。进一步实证分析验证了政府创新补助的信号传递机制,即企业获得创新补助会向外释放积极信号,从而争取到更多的社会资源集聚。本文认为,应提高政府对创新补助项目的技术审查能力及监管效率,优化项目筛选标准及程序。在创新政策制定时要坚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企业为主导,重在发挥政府支持有限社会资源向企业科技创新配置的引导作用。

政府创新补助的激励扭曲效应——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操纵行为的检验

选取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公司通过研发操纵获取政府创新补助的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公司前一期的研发操纵程度越大,其在后一期所获得的创新补助越多。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研发操纵获取的创新补助,而所在地的法制环境作用不明显。

政府创新补助与公司高管自娱性在职消费——基于外部治理与积极情绪的考量

本文聚焦于探讨政府创新补助对公司高管自娱性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制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督促高管专注公司经营,抑制自娱性在职消费行为,称作"外部治理效应";另一方面,政府创新补助的利好消息催生积极情绪,促使高管产生自娱性在职消费的冲动,称作"积极情绪效应"。本文利用A股高科技行业上市公司2009-2014年数据,探讨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创新补助究竟表现为何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助强度越高,管理层自娱性在职消费水平越高,即创新补助表现为积极情绪效应。2013年实施"后补助"政策后,在非国有产权公司中积极情绪效应更为显著,而在国有公司样本中,此效应得以显著缓解,这是因为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政治生态改善,国有企业反腐工作有效抑制了高管积极情绪且提高了公司外部治理水平。在构建新型政企关系背景下,本文结论对于提升创新补助外部治理水平,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科技创新补贴供给侧改革与企业研发策略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科技创新补助与R&D研发数据,分析了中国供给侧改革中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与策略选择的引导激励效果。研究发现:随着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的实施,企业进行R&D研发投入的意愿得到加强,开始偏好长期研发投入。创新补贴认定与考核标准相关政策机制落地,地方政府的无效创新补贴激励机制被抑制。在供给侧改革下,企业对创新长期驱动与短期经济效益进行理性权衡抉择,减少了外观设计专利等策略性创新成果的产出。本文进一步通过对产权性质分组还发现:供给侧改革后,国有企业创新产出激励最为突出,大幅度增加了专利的申请。而民营企业则通过扩大长期研发项目的投入和聘用储备技术人员,为下一阶段的创新研发作铺垫。

混合所有制是否有利于国有企业创新:一个多元化混改功效的视角

在当前的特殊形势下,混合制改革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占据着关键性地位。本文以2010-2019年间非金融领域国有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剖析,通过多元化分析混改功效的视角,重点探讨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有企业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从研究结果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积极影响;就混改功效而言,混改通过引入市场机制能有效降低政策性负担来提升创新能力;与此同时,行政力量对国企日常经营干预的强度减弱,其对国企的需求逐渐转向为社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因此政府在资金方面给予更多的补助以支持企业投入高盈利的创新活动;从混改类型而言,相比于国有控股的形式,国有参股的形式更能充分发挥非国有资本的优势,有效推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展开;从地区的产权保护水平而言,具有较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地区能够为国有企业创新创造更有利的外部保障。

政府支持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201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农业企业为样本,结合内外部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能有效促进农业上市企业的研发投入,表明政府补助对引导农业上市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政府补助能够提升管理层的经营信心,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结合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政府补助的资源注入和积极信号能够缓解农业企业的资源困境,使其有能力做出研发投资的决策。

政府补助困境:项目筛选预期与实施效果非兼容性研究

以2012—2020年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政府创新补助、企业创新投入两阶段模型,提出政府在筛选受补助企业阶段所依赖的企业特征信号可能成为第二阶段受补助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阻碍因素。以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代表高管特征,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企业获得的政府创新补助存在正向关系,但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却降低了政府创新补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作用。因此提出,政府资助需要综合考虑项目评审和执行两阶段受资助企业特点从而提高政府基金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