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龄中期儿童团体创造力的发展特点及其与个体创造力的关系

团体创造力在人才创新和社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以往研究对于团体创造力的发展特点及其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仍不明确。由此,本文研究一采用横断研究法,以8~10岁的学龄中期儿童作为被试,考察团体创造力的发展特点及其与个体创造力的关系,结果显示,学龄中期儿童的团体创造力与个体创造力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9岁是儿童团体创造力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研究二采用实验法,以9岁儿童作为被试,通过创造力思维训练的方法,进一步探讨团体创造力与个体创造力之间关系的方向性问题,结果发现创造力思维训练对9岁儿童的团体创造力总分和各维度分的促进作用较弱。以上结果为初步了解学龄中期儿童团体创造力的发展特点及其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证据,在学龄中期儿童群体中检验了个体创造力向团体创造力转化的透镜模型理论。

创造力与评价:人工智能的建模探索及其哲学问题

人工智能在建模创造力时既重视研究创造力与评价的关系这一带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也重视在自主创新计算系统中建构有自评和评他功能的评价模块。这样的研究既让创新系统如虎添翼,又向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甚至在创造力、价值、评价及其关系问题上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受人工智能评价研究的启发,应该而且可以从哲学上重思创造力与评价的关系,进而获得新的发现。人的创新活动除了受已发现的机制、变量的制约之外,一定还有类似于计算创新系统中的内嵌评价模块,它让创新主体在创新的过程中经常不断地反思、验证、评价自己的创新活动,思考已做的工作相对于自己过去和别人已做的同类工作有无重复,有无进步,并根据评价适时调整自己后面的创新活动,最终让创新成果凸显。

“宽创造力”与个体主义创新观的超越——由契克森米哈赖创造力动力学模型引发的探讨

与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的反个体主义思潮和“宽”范式的迅速崛起相应,创造力的研究范式和观念也在发生较大变化,“宽”范式的影响力日渐扩大,以具身论、延展论、社会交互论等为标识的创造力理论纷至沓来。契克森米哈赖基于系统模型、心流论和重新解释的熵增原理的创造力理论是其典型形式。它不绝对否认内在的东西的作用,认为创造力不是纯内在的心理能力或现象,而是由内外宽泛的因素共同决定的超越于皮肤的现象。要化解个体主义与反个体主义在创造力问题上的争端,必须有辩证的思维,看到创造力存在方式的多样性。相对于现实存在的创新事件而言,反个体主义的崛起是认知的一个进步,意味着对个体主义创新观的超越。

“三心二意”胜过“一心一意”:媒体多任务提升低工作记忆容量者创造力

数字时代,媒体多任务已然渗透人类生活方方面面。但以往研究主要探讨其消极影响,忽视媒体多任务暗藏激发创造力的可能。基于创造力的坚持−灵活双通道理论,通过3个仿真行为实验,考察了媒体多任务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以及心智游移与工作记忆容量在其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相比非媒体多任务,个体进行媒体多任务时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实验1),其心理机制是媒体多任务诱发更高的心智游移频率,进而提升创造力(实验1和实验2),且这一提升效应只存在于低工作记忆容量组,高工作记忆容量组中则表现为消极影响(实验3)。研究结果对揭示媒体多任务的积极功能,拓展坚持−灵活交互视角以弥补双通道理论平行视角缺陷,帮助不同特质个体有效利用媒体多任务提升创造力均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高创造力员工何以阻碍团队创造力——创造力差异比较视角

个体创造力是团队创造力的基石,然而,实践中拥有高创造力的员工却不一定能够引领团队创造力提升。基于社会比较理论和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构建包含被调节的中介和被中介的调节嵌套模型,打开高创造力员工何以阻碍团队创造力的“黑箱”。结果显示,在地位—权力错位的条件下,高创造力员工引发的创造力差异更易诱发团队地位冲突,团队创造力难以涌现;团队领导的观点采择行为可以化解这一消极作用,通过降低成员的地位—权力错位程度,缓解地位冲突对创造力差异与团队创造力的负向中介效应。研究结论明晰了高创造力员工导致消极团队表现的根源,并揭示了团队领导破解上述困局之道,对企业和团队创新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

突破性创造力与渐进性创造力真的区分开了吗?基于2011~2024文献的分析

员工创造力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以往将创造力作为单一变量越来越不能满足理论与实践的需要。自2011年Gilson和Madjar迁移创新研究文献中的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这一对概念,首次提出将创造力区分为突破性与渐进性两类以来,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逐渐涌现。本文通过回顾此后13年的79篇相关中英文文献,全面深入检验了区分两种创造力的理论基础与实证证据。结果表明,虽然多数研究在理论上对两者进行了区分,但仅半数研究基于这两种创造力的差异性构建了研究问题与理论模型。在实证方面,尽管部分研究呈现了测量工具的区分效度证据,但多数研究尚未直接检验突破性与渐进性创造力影响差异的显著性。值得注意的是,仍有超过四成的研究未在理论上进行区分或提供实证支持。总体而言,未来学界应当在理论论证、研究问题与模型构建、实证检验中协同一致地探究这两种创造力的本质区别与影响。基于此,指出了一系列有助于未来更好地区分这两种创造力的研究建议,以及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研究方向。

因果定向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基于创造力报酬的调节作用

基于创造力的报酬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尚存争议。本文从创造力的情境与个体特质交互的动机视角(motivation lens model of person in situation)分析论证基于创造力的报酬对自我决定视角下因果定向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的调节作用。面向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员工发放回收有效问卷343份,使用层次回归模型并采用简单斜率检验(J-N法)验证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自主因果定向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因果定向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创造力报酬负向调节自主因果定向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本研究拓展了对基于创造力的报酬影响员工创造力的机制的认识,并对企业员工创新管理具有参考价值。

创造力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积极情绪和创造性自我效能感的作用

为考察创造力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以及积极情绪和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采用Runco创新观念行为量表、积极情绪量表、创造性自我效能感问卷和生命意义问卷对665名大学生进行了测查。结果显示:(1)创造力、积极情绪、创造性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感之间存在两两正相关关系;(2)积极情绪在创造力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创造性自我效能感调节了创造力影响生命意义感的直接路径,随着创造性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创造力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作用减弱。本研究在理论上揭示了创造力对生命意义感的作用及其机制,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教育具有一定实践参考价值。

人工智能创造力探究

目前,国内外大语言模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加速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在科学、艺术等领域展现出的卓越创造力,大大推动了人类科技进步,但也给人类传统创造力带来了巨大挑战,需要对人工智能创造力的本质特征进行审视,并预测其未来应用方向。基于此,文章聚焦于人工智能创造力,首先阐释了人工智能创造力的基本内涵;接着,文章从通用领域创造力表现和专业领域创造力表现两个维度,介绍了人工智能创造力的外在表现;然后,文章从产生机制和调控机制两个方面,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创造力的内在机制,并结合人类创造力评价经验提出了人工智能创造力的评价原则和评价方法;最后,文章分析了人工智能创造力未来的应用模式、应用前景并给出应用建议。文章的研究既可促进人工智能创造力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也能为人类创造力的培养和提升提供一定的借鉴。

面向学生创造力培养的语文项目化学习准实验研究

项目化学习是提升学生创造力的一条重要实施路径。学科领域的项目化学习是否可以提升学生的学科创造力以及在真实问题解决中的创造力?以上海市某公办小学四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实施基于项目设计标准的语文写作类项目化学习,采用对照班和实验班、前测和后测对比验证的准实验方法进行考察,结果表明:项目化学习实验班中学生的学科创造力、真实问题解决创造力显著优于对照班;学科项目对于学生学科创造力的提升可以迁移到真实问题解决创造力中。

迎难而上:知觉资源稀缺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

根据结构性紧张理论和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本研究探讨了知觉资源稀缺对员工突破性创造力的影响,同时对个体冒险意愿的中介作用以及AI-员工互动化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分析。对来自328个团队1282份领导-员工配对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员工知觉资源稀缺通过个体冒险意愿正向影响员工突破性创造力;AI-员工互动化调节知觉资源稀缺对冒险意愿的正向关系。具体地,即当AI与员工展现出高水平互动时,知觉资源稀缺对冒险意愿的积极作用加强;此外,AI-员工互动化还调节知觉资源稀缺通过冒险意愿影响突破性创造力的间接效应,即随着AI与员工互动水平的增加,知觉资源稀缺通过冒险意愿影响突破性创造力的间接效应更强。研究结果有助于拓展突破性创造力的前沿探讨。

领导员工互动公平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领导员工互动公平作为一种组织公平,反映团队成员对自身与领导沟通质量的感知,能够有效增强团队创造力,维持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促进企业繁荣稳定发展。基于102个知识型团队样本,以团队内竞争为中介变量,以权力距离导向为调节变量,从直接和间接传导机制两个维度阐释领导员工互动公平对团队创造力的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领导员工互动公平与团队创造力正相关;②团队内发展性竞争在领导员工互动公平与团队创造力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③权力距离导向正向调节领导员工互动公平与团队发展性竞争的关系、负向调节领导员工互动公平与团队过度性竞争的关系;④权力距离导向正向调节团队内发展性竞争在领导员工互动公平与团队创造力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产业数字化驱动民俗文化创造力传承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产业数字化是中国经济社会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标志,也是推动民俗文化创造力传承发展的重要机遇。通过分析现阶段中国民俗文化创造力发展现状,深入挖掘、构建、留存民俗文化样态演变过程中的母本、母题以及文化符号、图式、形态的基因数据库,研究当下中国民俗文化创造力健康、和谐、高效传承发展所遇到的产品创新及新媒体内容服务建设出现的问题。未来通过产业数字化技术平台驱动技术路径、内容路径和跨界路径三个方面,促进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民俗文化创造力传承发展,并搭建民俗文化意象和工艺的资源谱系,弘扬大国工匠精神。中国民俗文化创造力传承发展的实现路径,首先要突出文化内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精神,深化民俗文化的产业数字化支撑。其次要倡导民俗文化生产企业秉持中华造物精神、工匠境界、匠人态度的文化理念。最后在国家层面要引导全社会参与民俗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让人民群众了解和喜爱民俗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电子游戏使用与个体创造力的关系——基于实证研究的分析

电子游戏使用与个体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日常情境下的电子游戏使用对创造力的影响尚不明确,已有研究在结论上存在分歧,而教学情境下电子游戏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则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支持。此外,已有研究也初步探讨了电子游戏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揭示了认知、情绪、动机三方面的因素在电子游戏使用和个体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从当前研究的成果中可发现,沙盒、解谜和模拟经营这3类电子游戏可以有效促进创造力。未来的研究应对电子游戏相关变量进行更系统准确的操作性定义和测量,重视对电子游戏过程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他类型的电子游戏对创造力的作用及其机制,并开发促进创造力的支持工具或教育类电子游戏。

消极情绪与团队内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倒U形关系研究

基于激活理论,以趋避动机框架构建消极情绪对团队内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倒U形影响模型,并通过120个团队578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消极情绪与团队内低地位员工创造力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地位稳定性、地位差异性在二者间起调节作用。其中,与高地位稳定性相比,低地位稳定性强化了低消极情绪对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正向影响,缓和了高消极情绪对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影响,且拐点位置更高;与高地位差异性相比,低地位差异性强化了低消极情绪对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正向影响,缓和了高消极情绪对低地位员工创造力的负向影响,且拐点位置更高。

“进步”还是“内耗”:基于语言框架的数字化寻求反馈行为对创造力的影响机理

数字化办公的持续发展使得员工寻求反馈的渠道受限,囿于数字孤岛的员工难以采用传统沟通渠道中“看”与“问”相结合的寻求形式获取反馈,从而间接削弱寻求反馈对创造力的影响。此时,员工缺失临场感带来的“生动”辅助线索,更依赖“理性”文本表达获取反馈从而实现自我调整。运用扎根理论和调节焦点理论挖掘数字化寻求反馈中语言框架的构念特点并重构量表,进一步基于解释水平理论,从“促进进步”还是“引发内耗”问题出发,研究数字化寻求反馈的语言框架对创造力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①基于促进式和防御式语言框架的寻求反馈正向影响创造力,工作反刍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②虚拟临场感负向调节基于促进式和防御式语言框架的寻求反馈与工作反刍间的关系;③主管设定的沟通期望和虚拟临场感交互项会强化基于促进式和防御式语言框架的寻求反馈与工作反刍间的关系。研究结论不仅从语言框架视角拓展寻求反馈的内容构念及其对创造力的影响机理,还揭示了匹配“类传统”与“远程”工作情境的最佳数字化获取反馈的语言框架。

知识冲突情景下跨界行为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研究

跨界行为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至关重要,因而成为组织行为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在内部既有知识与外部异质知识冲突下,跨界行为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如何,既有研究尚未明确。基于资源依赖与信息加工理论,构建有调节的链式中介作用模型,探究知识冲突情景下跨界行为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通过290个有效样本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跨界行为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认知灵活性与知识整合在跨界行为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认知灵活性与知识整合在跨界行为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链式中介效应;知识冲突正向调节跨界行为对认知灵活的直接影响。本文拓展了跨界行为与知识冲突个体层面的影响研究,深化了跨界行为对创造力影响的认知灵活性与知识整合作用机制,突破了既有研究的知识冲突消极影响论,提出了其对跨界行为影响的积极效应论。同时,为企业如何通过跨界行为有效提升员工创造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奏响“数字交响乐” 激发文旅创造力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我国旅游目的地政府在“数字交响乐”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指挥家”角色,各地涌现出诸多激发数字文旅创造力的实践智慧。这一过程表现为凝聚多元创造性力量、激发创造活力、扩大创造性成果辐射效应等。然而,现阶段仍面临文旅供给同质化、创新模式不可持续、数字资源错误组合与冗余等突出问题。为此,提出亟需培育复合型人才与企业、汇聚和利用海量异构数据等建议,旨在推动数字文旅创造力的持续繁荣。

科技创新人才创造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围绕科技创新人才创造力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基于既有文献,结合德尔菲法论证,确立科技创新人才创造力的影响因素,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向天津市科技创新人才发放问卷,研究最适创造力年龄、团队以及各组织社会等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并依据问卷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证实,科技创新人才科研心理对创造力起到正向作用。理工农医类结构方程路径显示,科技创新人才的组织、社会、家庭和心理品质因素通过科研心理间接对创造力起正向作用。但在哲学人文社科类样本中,社会和公共政策因素对心理品质、团队因素对科研心理两条影响路径影响未被证实。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和问卷调查,建议从工资待遇、职业发展、科技支持(项目、团队、平台、交流)、科学评价与激励保障方面进行改进,以提高科技创新人才的创造力。

人工智能写作的技术化、创造力与文学性

学界对人工智能写作普遍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认为人工智能写作缺乏创造力和文学性。但事实上,人工智能写作是20世纪60年代“文学机器”理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从“文学机器”到“机器文学”表征了文学与技术之间的融合互动。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写作既更新了已有文学经验和知识,又为文学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势能、方法和路径,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展现出明显的创造力。因此,人工智能写作的文学性不仅集中在文学语言和形式层面,更在于人工智能技术激活和重塑了文学性,而文学性又为人工智能技术注入了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