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创造的生活”:劳动的技术本性及其教育意蕴

关于劳动的教育需要理解劳动的本性。在存在论意义上,劳动的起源、现实形态以及目的指向都意味着其本身蕴含着技术的本性,也即劳动作为关涉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实践,是人借助各种“技术”的生存与创造性活动。劳动创造性的实现是其技术本性的现实展现。劳动的技术本性要求教育引导一种“创造的生活”,培养个体创造性实践的能力。同时,劳动是人的身体与对象化的现实世界交往与创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的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等关系的实现及协调,有赖于劳动中身体技术与社会技术的合理运用,及其所包含着的集历史性与现实性为一体的实践创造性:劳动的身体技术关涉到教育的起点问题,其目的在于引发合理的“感性”实践,引导人的身体的解放;劳动的社会技术关系到教育的现实展开过程,其目的在于建构合理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总之,劳动的技术本性在历史发展性和现实实践性两个维度上指引着人的自我规定、社会物质—文化生产的发展以及教育的展开过程。关于劳动的教育需要引导个体在群体性的历史实践中,通过改造自然与变革社会的统一实现人的创造性生成。

创造的张力:郑敏对美国后现代诗歌的跨文化翻译与阐释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九叶派诗人兼批评家郑敏(1920-2022)编译出版的《美国当代诗歌》(1987)为崛起中的朦胧诗派与后朦胧诗派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刷新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与写作方向。作为诗人译诗的学院派译者,郑敏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尽可能保持着某种平衡,又基于跨文化翻译、结构—解构批评的视角,适当地进行了译文的“改写”与“操纵”。实际上,对美国后现代诗歌的译介与阐释也成为晚年郑敏开启诗歌转型的“创造的张力”或诗人自我更新的他者之镜。

论创造的核心要素与思维方式

研究和把握创造的核心要素与思维方式,对于人们认清创造的结构非常有意义。创造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实践活动。创造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时代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历史眼光与全球视野。人们只有认清创造的结构,才能认清创造的本质。而人们认清了创造的核心要素与思维方式,有助于认清创造的结构。

市域产教联合体公共价值创造的逻辑与路径

建立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探索,它具有协同创新性、地方性、契约性、开放性与融通性等多重特征,立足公共价值创造分析视角能帮助理解市域产教联合体超越“教育”或“产业”领域价值的组织本质。公共价值创造分析框架呈现了市域产教联合体增强职业教育经济社会适应性与人才培养组织支持水平、改善企业人力资源和技术技能结构以及提升企业形象等方面的公众价值基础,并充分阐述了其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价值共识、强化社会凝聚力和提升公众福祉等方面的公共价值结构。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应准确识别公共价值内涵,定位市域产教联合体的组织目标,在制度完善过程中寻求价值公约数以及强化组织能力,不断优化运行机制,塑造协同文化,构建价值共创格局,从而实现市域产教联合体公共价值创造。

高质量发展阶段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有效性——基于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视角

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客观要求。鉴于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着“宽货币”难以向“宽信用”传导的梗阻困境,本文从银行流动性创造理论视角提炼高质量发展阶段货币政策传导的典型事实,在此基础上,从流动性创造发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功能应当具备的可控性、相关性和可测性出发,考察货币政策流动性创造渠道的机理,并利用上市银行2016—2022年季度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推进,银行经营模式从存贷业务模式向批发业务模式转变、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银行流动性创造渠道会比银行贷款渠道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中央银行应充分认识到银行流动性创造功能的重要性,并将流动性创造纳入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体系。

场景驱动下新零售商业模式创新及其价值创造的机理与策略

数字技术颠覆了零售行业的商业模式,通过重塑人、货、场关系驱动的新零售场景,为零售商与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价值体验,也为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带来新活力。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界定新零售场景和场景价值的内涵,识别出社群、内容、时空等场景要素,分析功能、效率、体验、情绪等场景价值的构成维度并探究其互动关系,构建“关系—场景—价值”概念模型。此外,引入商业模式创新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价值创造的抓手,以“场景—模式—价值”为主线,建构场景驱动下新零售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创造机理理论框架,提出“应用场景新颖化创造功能价值”“交易场景时空化创造效率价值”“互动场景内容化创造体验价值”“关注场景社群化创造情绪价值”等4条创造场景价值的策略。最后,以步步高为样本开展案例分析,为价值创造机理理论提供经验证据。研究丰富了商业模式场景化理论,也为新零售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

从资产负债表机理看信用货币创造的内在逻辑

“存款创造贷款、贷款创造存款”是主流货币理论的重要基础。英国学者乔西·瑞安-柯林斯等人和中国学者孙国峰等人认为,“存款创造贷款”的原理存在根本性错误,用于存款的货币均为贷款的产物,因此,不是“存款创造贷款”而是“贷款创造存款”,银行可以无限地凭空创造贷款。本文对这一认识寻根溯源,指出其中的偏颇之处。“贷款创造存款”的认识,从麦克鲁德算起已有140多年的历史,但它并不符合信用货币创造和资产负债表复式记账的内在机理。商业银行贷款以有款可贷为前提;在无款可贷条件下,贷款合同只是一纸空文。在实施贷款行为中,资金应从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账户划到客户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从资金流程角度看,这是“存款创造存款”过程。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看,不论是“发行货币”还是收取“存准”、吸收超额存款准备金都是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有了资金来源,才能有效地开展贷款、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资金使用”,这一切操作都建立在真实资金的基础上,并非无中生有的“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创造贷款”与“贷款创造存款”之争在理论逻辑中无解,要解开这一死结,需要回到历史起点。人民币最初入市是与边币和旧币的兑换,初始信用货币并非来自贷款;银行券的问世建立在贵金属货币准备的基础上,并非来自贷款。如果银行可以凭空创造贷款,则不存在美国硅谷银行破产事件,也不存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同时,利率理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资产负债表理论、货币政策理论、汇率理论等均将失效。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长期价值创造的盾牌还是管理层防御的工具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有助于促进管理者专注于长期价值创造,还是被用于维护职位稳定?学术界和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对此高度关注。本研究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章程中反收购条款设置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反收购条款设置不仅没有对公司价值产生提升作用,反而降低了公司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反收购条款降低了管理层强制变更—业绩的敏感性,抑制了公司创新投资和资本支出等长期投资行为,且诱发了管理层在职消费和超额薪酬,意味着反收购条款有助于巩固管理层职位稳定,加剧了管理层短视,产生了管理层“壕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章程中的反收购条款并非长期价值创造的盾牌,而是管理层防御的工具。此外,深入分析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主要设置的反收购条款的性质和内涵,发现这些条款大多数体现了对管理层的保护,并且管理层权力较高和无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设置管理层保护条款。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股权分散企业或无实际控制人企业中,反收购条款设置的管理层“壕沟”效应更加显著。本研究克服了已有文献仅根据反收购条款对公司绩效正向或负向影响而间接推断其效应的不足,为上市公司和监管部门规范反收购条款设置提供参考。

非财务指标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

企业价值创造的相关动因可划分为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两个方面。财务指标由于具有易获得、可操作和较直观的特点,一直在企业价值评估中占据主流。然而,财务指标大多是对历史数据的反映,存在一定滞后性。同时,财务指标反映的仅仅是企业的经营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当今外部环境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对于想要持续运营、不断进行价值实现和价值创造的企业而言,需要更多地关注非财务信息等更加广泛的信息系统。非财务指标主要包括客户、内部运营、学习和成长三个方面,具体有客户满意度、员工满意度、新产品开发能力等。相对于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涵盖的信息更多,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企业未来发展能力,对财务指标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本文主要研究非财务指标与企业价值创造的相关性,探究如何更好地利用非财务信息,服务于企业价值实现与创造的过程。

数据资源资产化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机理及路径探析

数据资源资产化是企业实现数据价值的关键。企业通过变革经营模式、深入挖掘数据价值,实现数据资源资产化,将更好地赋能企业价值创造和价值链重构。当前国内企业的数字化实践表明,数据资源资产化仍属于新兴领域,其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实现路径有待进一步探索。本文在梳理数据资产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国内外数据资源资产化的典型案例和经验做法,尝试构建数据资产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基本逻辑和作用机制,探析数据资源资产化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实现路径。

从中美大型银行比较看建设金融强国的路径——基于价值创造的视角

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将金融工作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金融强国需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其中之一是要有“强大的金融机构”。在这方面,大型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银行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需要借鉴世界一流金融企业经验,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本文从价值创造的视角对中美两国大型银行进行比较研究,剖析两国大型银行在业务结构、经营效率、分配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在综合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旨在为中国大型银行做优做强、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金融强国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职业教育价值创造的本体实践

职业教育是创造价值的教育,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职业教育的价值具有历时性、现实性、全面性等基本特征。职业院校可以在把握这些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开展基于价值创造的本体实践:一是以功能定位彰显价值创造的全面性,二是以专业优化体现价值创造的现实性,三是以人的全面发展突出价值创造的历史性。

“共生”逻辑下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因素研究

“共生”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价值创造的新理念、新逻辑。结合组织生态理论,从“共生”逻辑视角理论分析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机制,识别关键因素并应用基于信息量的改进解释结构模型构建各因素间层次结构,通过“驱动力—依赖力”分析揭示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各因素层次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历经数字要素搭载数字技术创造新价值、数字技术构建生态型组织链接价值和共生型组织支撑多边主体价值共生的逻辑过程;其影响因素可分为数据禀赋、数据共享、数据联动和资源编排等12个因素,并分解为五个层次;数据禀赋是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根源性因素,生态环境、动态交互、价值感知、价值匹配和协同共生是数字赋能企业价值创造的直接决定因素;企业基于数据禀赋开展资源编排并驱动自身与用户的价值重构,进而借助网络关系和价值匹配、价值链接等实现生态型组织价值的共生。研究结论可为企业提高数据资源编排和价值创造能力,增强数字赋能效应提供理论借鉴。

宏观审慎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研究

为应对系统性风险冲击,中国已经在宏观层面构建形成可供操作的监管体系,统筹实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维持金融市场稳健运行。以2007-2020年193家商业银行经验数据,实证检验宏观审慎政策的收紧会促使商业银行直接减少流动性创造;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证实了“宏观审慎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流动性创造”这一间接传导渠道;“双支柱”调控的协同影响最终表现为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减少,充分发挥出宏观政策对银行微观个体的金融稳定效应;当考虑经济周期时,相比于经济下行期,上行期宏观审慎政策收紧对流动性创造的抑制力度更大,符合逆周期调控的政策方向。研究结论为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对相关监管机构把握“双支柱”调控的监管力度有较强启示意义。

数字政府公共价值创造的理论分析与实践逻辑

数字政府旨在运用数字技术重塑政府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提供符合公众价值期望的公共管理与服务。深圳市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蕴含了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公共价值生成机制:数据共享、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合作生产能力对服务价值创造产生了关键作用;合法性与支持、数据共享则有助于专业价值创造;数据共享推动的部门间合作生产是效率价值创造的重要动力;数据共享、政府与市民的合作生产则对参与价值创造发挥了显著影响。我国地方数字政府公共价值创造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明确公共价值导向进行数字政府战略管理,加强对数字化项目的各方面支持,强化合法性基础。同时,地方政府应围绕数据共享和系统联通达成协同治理架构,提高效率、优化服务;重视企业与公众参与,强化数字化建设中的多元主体合作生产。

公共价值创造的“协商-共识”过程模型

政策环境的多元价值属性对决策者提出挑战,如何超越具体价值分歧并在实践中创造公共价值,是公共价值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聚焦政策冲突情境,通过引入协商式政策分析的核心思路,构建了公共价值创造的“协商-共识”过程模型。该模型包括主体参与、协商对话、寻求共识三个关键环节。在特定外部环境与条件以及专业支持和辅助下,有分歧的相关方有望实现公共价值创造,为政策合法化和政策执行奠定基础。这一过程可在多种场域中实现。选取美国枪支管控和北京市某胡同修缮整治两个案例,初步验证了“协商-共识”过程模型在公共价值创造实践中的解释力和可行性。中美两国的差异化国情也表明“协商-共识”过程模型在不同制度环境中都有参考价值。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价值创造的机制与效应——基于格力电器的案例研究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数字化转型承担着数字化技术创新升级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任务。文章以格力电器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为例,分析数字化转型推动价值创造的机理关系及价值创造效果。研究发现:格力电器在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再创造中主要依赖于内外部价值链重塑、自主研发驱动技术创新、搭建数字平台推动商业模式转型。通过实施以上三种路径,格力电器提升了组织绩效、有效地进行成本管控,提升了研发创新水平,扩大了市场影响力,以上的三个层面共同实现了企业价值创造。基于此,文章构建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价值创造的机理模型,为传统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价值再创造、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数字赋能对零售企业长期价值创造的影响

长期价值创造是零售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以数字赋能为视角,基于2010-2021年我国A股零售企业样本数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赋能对零售企业长期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赋能与企业价值和研发创新显著正相关,说明数字赋能能够促进零售企业长期价值创造。在面板工具变量估计、倾向得分匹配等内生性分析以及若干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保持不变。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大公司、非国有企业以及位于良好营商环境地区的企业中,数字赋能的长期价值创造效应更为明显。文章丰富了数字赋能和企业价值的研究内容,且为业界如何借助数字工具促进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参考。

碳信息披露视角下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基于261家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数据

文章探讨了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和影响机制,以及碳信息披露水平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基于2017—2021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且具有滞后效应,滞后一期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要大于当期和滞后二期;碳信息披露水平在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高碳信息披露水平下,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影响的正效应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存在资源挤占效应和激励效应,高碳信息披露水平能够减弱资源挤占效应、增强激励效应,发挥其在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U型影响中的正向调节作用。由此,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初期,应增大财务杠杆,提高资产周转速度,持续不断地提高技术创新投入水平,积累创新经验,并积极进行碳信息披露,发挥碳信息披露的正向调节作用,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

基于价值创造的企业财务分析体系探讨

本文深入探讨了基于价值创造的企业财务分析体系,旨在为企业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的支持。分析了企业财务分析的三大作用:决策支持、风险评估和绩效评估,并阐述了财务数据在指导企业战略中的重要性。提出了构建这一体系的三大原则:以股东价值为中心、全面性原则和动态适应性,这些原则确保了财务分析的深度与广度。探讨了四项基于价值创造的财务分析策略:长期视角、风险与收益平衡、创新驱动和利益相关者整合,强调了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需通过这些策略实现持续的价值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