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后期期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基于《文化批判》《流沙》《思想》的考察

1928年,创造社后期成员秉承马克思主义信仰,立足时代变革大背景,创办《文化批判》《流沙》《思想》等期刊,构筑马克思主义话语空间,普及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创造社后期期刊的风格彰显批判性、开放性、时效性,有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期刊史中的地位不可小觑。

再论后期创造社与福本主义之关系

后期创造社是中国最早系统性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社团,其五位主力新成员在日本学习了福本和夫的批判理论,并将之应用到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提倡中来。福本主义有着鲜明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同时和列宁主义有着复杂的关系。后期创造社承袭了福本主义的这一特色,既直接学习了福本主义,又主要以福本主义为中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着重要的理论借鉴。

阶级意识概念的流变:从卢卡奇到后期创造社

阶级意识是卢卡奇思想中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不仅在西方影响深远,还通过日本的福本和夫这一中介人,影响了我国20世纪20年代末的后期创造社。卢卡奇、福本和夫、后期创造社三者一脉相承,都将阶级意识看作影响革命进程的至关重要一环,但对这一概念又各有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后期创造社对阶级意识的理解虽不尽完美,但具有一定深度。它作为卢卡奇思想在中国的首次阐释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论后期创造社的实践观及其实践之维的沦陷

后期创造社是中国最早系统性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社团,但其主力成员大都修习哲学和社会学专业出身,而并非专门的文学家。学界对后期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认识,仍基本来源于他们的文学理论文章,而对他们同期所创作的数量不少的哲学论文缺少关注。事实上,对后期创造社的文学思想以及他们深度介入的"革命文学"论争,如果不能辅之以考察他们在其他领域的理论作品,就不能获得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论文集中于后期创造社所重点提倡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理论展开考察,辨析了后期创造社实践观的基本内涵及其内含的逻辑缺陷。

后期创造社的译介策略及内在矛盾

后期创造社在译介方面转向了无产阶级文艺。将无产阶级文艺及相关理论输入国内,倡导普罗文学,追求译介的大众化是他们既定的目标,但在具体的译介实践中却出现了浓郁的符咒气息。大众化与符咒气息构成了后期创造社译介的内在矛盾,其中反映出来的是后期创造社同人在追求新启蒙过程中手段与目的的悖反。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过程考述——兼论后期创造社五位主力新成员的入党问题

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之间在1928年上半年进行的"革命文学"论争,涉及到了一系列复杂且重要的问题,然而这一论争的面目长期以来都模糊不清。通过考察这一论争的经过,对"革命文学"论争发起阶段的具体情形,比如中国共产党与这次论争的双方在最初的互动,可获得更确切的认识。

“批判”与“启蒙”:后期创造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以《文化批判》为主的文本分析

大革命失败后,一批留日归国的后期创造社成员以清醒的辩证唯物论意识,基于“批判”与“启蒙”的理论姿态,将《文化批判》作为主阵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的基本观点展开了系统的介绍,试图在文坛掀起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敏锐的时代把握、独特的受众分析、鲜明的编辑立场、整体性的内容选择、多样化的传播路径、论辩性的传播方式,形成了这一时期创造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体现了后期创造社同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把握,以及对中国社会现实和革命前途命运的多番思考。在他们的大力宣传和倡导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推广,突破了早期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局限。其切合时代的理论传播,驱散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理论界的沉闷空气,点燃了觉悟青年的思想光火,奏响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唯物辩证法热”的前奏,奠定了左翼文学运动的理论基础。但囿于时代因素以及自身社会经验的不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背景和问题框架的认识还不够成熟,这也使得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左翼文学批评的兴起——以1920年代末瞿秋白、后期创造社为对象

本文重点以1920年代末瞿秋白、后期创造社为对象,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左翼文学批评的兴起过程。

从浪漫的一代到革命中的“障碍物”——论郁达夫转向的“施蒂纳”因素

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郁达夫有过“昙花一现”的“革命”转向,随后便与创造社同仁分道扬镳。本论文尝试探讨这一过程中的“施蒂纳”因素,或者说施蒂纳的思想为何会对郁达夫转向期间的思考和行动起到重要作用。施蒂纳的“唯一者”并不是“零余者”,而是有着高度主体自觉与自由认知的现代个体,但同时郁达夫也将“唯一者”的“颓废”作为一种主动反抗的人生态度而与“浪漫”相混淆。郁达夫在这其中呈现出的思想、身份认同的矛盾折射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文学向左转的岔路口上面对个人与集体、现代与反现代等诸种中国现代历史难题时的困顿与探索。

论《创造月刊》的编辑方针及其它

《创造月刊》由“昨日的文艺”向“今日的文艺”的转向,体现了创造社对文学一元化的追求,这种追求更在其编辑方针上得以充分展现。作为编者,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和创造社文学部的编辑方针虽然具有一定的延承性,但也有明显不同。从第二卷开始,《创造月刊》上几乎每部作品的内容都倾向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至此,后期创造社和《创造月刊》放弃了多元化的文学主张,彻底转向倡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从“同情文学”到“阶级意识”的文学——1920年代革命文学情感模式的生成与嬗变

文学与"同情"在中国语境下联姻,始于近代。白话新文学诞生后,高度重视情感表达,"同情"也逐渐被视作文学的重要功用。进入1920年代,蓬勃发展的革命文学,更是普遍地诉求人性的情感共鸣,以唤起革命的"同情"之心为目标,乃至滥为俗套,被鲁迅讥为"同情文学"。国民革命之后,无产阶级文学登上历史舞台,对既有革命文学进行了猛烈批判,明确提出以"阶级意识"作为革命文学的核心内容。新革命文学的情感表达模式发生重要变化,人性的普遍性要素在其中被彻底解构,阶级意识取而代之。这一变化,在创造社的转变中有最鲜明的体现。而对两种革命文学模式都不满意的鲁迅,其实也受到这种转变的深刻影响,其革命文学观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

两种马克思主义诠释模式的遭遇--解读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

1927年下半年从日本归国的后期创造社骨干成员,在日本时重点学习了具有浓厚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批判理论,回到中国即展开了一系列批判活动。他们对太阳社的批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列宁主义的批判,具有鲜明的同构和延续关系。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的角度来细致解读二社的论争,对"革命文学"论争中涉及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可获得更清晰和深入的认识。

鲁迅文艺思想中的阶级意识溯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所谓的鲁迅"转向"时期,通过与后期创造社等各方的论争,鲁迅获得了自身的阶级文学观。鲁迅文艺思想中阶级意识的突显,与后期创造社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有着某种直接关联。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梳理,以期对鲁迅的深入认识,对我国关于"阶级意识"理论的深入研究有所借鉴。

左翼知识分子自我改造意识的生成、分歧与历史影响——以“留声机器”之争为中心

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成员中发生了"当还是不当留声机器"的论争。在外部政治话语并未介入的情况下,左翼知识分子自发地形成了否定"个人主义"立场,转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自我改造意识,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思想在新历史语境下的转换与再造。但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由于中国特殊的"后发现代性"境遇,在具体的改造方法上,左翼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了较大分歧。这次论争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宣传与相关文艺运动的展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值得引起学界进一步重视。

往事钩沉--中日文坛交往花絮

冯乃超二三事冯乃超,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活跃过一时的后期创造社主力之一,也是小说家、诗人和翻译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作为一个从东北来北京工作不久的青年,竟然能认识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革命活动家、教育家、作家、文艺评论家,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