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误读与意义的创生——谈谈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中的“误读”概念

误读,是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傅伟勋看来,误读是理解的创造性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是使传统理论不至于凝滞并保持鲜活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但"创造的诠释学"中的"误读"不能等同于误解,也不能等同于曲解,它并不是一种违背文本含义和作者本意的解读方式,它只是"说出作者应说而未说者"。理解作者,必须超越作者,是"误读"方法的要义,也是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的要义。

“创造的诠释学”之判辨

傅伟勋融汇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的考证训诂传统以及义理之学,架构出“创造的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从忠实原意出发,走向原意的超越,落脚在新意义的建构上,将自身展示为顺序进行而不得跳跃的五个辩证的层次: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创造的诠释学是中国诠释学建构取得的重要成果,它开风气之先,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获得的思想经验,弥足珍贵。但是,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论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建构缺乏必要的哲学基础考察、系统内部逻辑关系的检视和方法有效性的证立,这导致其内部不时会出现紧张、冲突和相互反对现象,典型地表现在“创造的诠释学”建构的初衷是方法论的,但其理论旨趣却明显偏向诠释哲学,而其对诠释合理性或有效性的说明又不得不依凭于哲学诠释学。与傅伟勋对话,取“创造的诠释学”之长,纠补其短,是后来者必须承担的思想任务。

傅伟勋诠释学之思想渊源与哲学背景探要——“创造的诠释学”的构想及其哲学基础与思想脉络

傅伟勋是哲学方法论意识最强的海外当代中国哲学家之一。像牟宗三一样 ,他在吸收、比较与融通中西方哲学的过程中逐步构思与创立了“创造的诠释学”。

创造性诠释学视域下政治文献典故翻译研究——以《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外交卷)》韩译为例

本文从创造性诠释学中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个诠释意义层面分析了政治文献的典故翻译现象,指出译者应辨析语言色彩、探究语义变化、注重语篇衔接、结合时代语境,在准确理解典故含义的基础上,通过流畅自然的表述传达其含义,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外宣翻译提供参考与借鉴。

“中国诠释学”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数年来,有关"中国诠释学"的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其中尤以傅伟勋教授、成中英教授、黄俊杰教授和汤一介教授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前人的摸索为我们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但是,已有的几种"中国诠释学"体系中也暴露出一些应予关注的问题,如:"中国诠释学"的构建不能只在方法论层面上下功夫,还须进行本体论层面的梳理;对西方诠释学的借鉴应当有所选择,无区别的移植只会损害"中国诠释学"应有的特质。

傅伟勋对中国传统哲学逻辑发展的诠释学建构

傅伟勋提出“创造的诠释学”，对中国传统道家哲学逻辑发展进行了诠释学建构。他认为老子之“道”留下了诸多诠释学难题；庄子以超形上学的立场予以突破与消解，两者分别构成道家哲学逻辑发展的肯定与否定阶段；郭象对老庄的（超）形上学实行双重否定，构成否定之否定，完成道家哲学辩证发展的第一个圆圈。傅氏的创造性诠释收获颇多，但对诠释的忠实性原则似有忽略。

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诠释──傅伟勋哲学方法论述评

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诠释──傅伟勋哲学方法论述评李翔海一美国费城天普大学傅伟勋教授是我国学术界熟知的著名华裔学者之一。作为一个身迹中西的现代学人，傅伟勋走过了一条“出乎中国哲学之外”而又“入乎中国哲学之内”的学术道路。求学期间，他一直专攻西方哲学特别是...

当代海外《论语》诠释的路径与反思

当代海外学者的《论语》诠释存在哲学和历史两个基本路径。安乐哲、罗思文基于中西比较哲学的视域和对中国哲学“情境-实用主义”的预判,以哲学诠释的方式开辟了《论语》新的义理空间。金安平广泛汲取清代朴学研究成果,以历史诠释为主要方法,展现出《论语》的丰厚诠释空间和多元诠释史。从创造的诠释学观点来看,金译本属于实谓、意谓、蕴谓三个层级,安、罗译本则属于当谓、必谓两个层级,二者各有优长,亦各有局限。未来《论语》的海外诠释,需要继续立足中国经典诠释历史和中国哲学当代发展的双重视域,通过跨学科协作方式,融通浅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融汇成一种真正的创造性诠释。

创造与思维的批判在国文教学中的运用

传统的国文教学多半停留在表诠的层次,也就是说,只对文本义理进行破译,甚少进到深层思维批判的里诠层次——原作者想说什么?怎么说?说得对不对?将傅伟勋教授所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的概念进一步运用到国文教学上,企图发掘原作者想说而未说、已说而说得不明确,或者未说未想,所留下的文本意义未定性中,提出一套补充诠释、思维批判诠释与创造诠释的重建工作,使学生从被动受教者的角色,转变成主动介入原作者文本的创作的活动中,以收到双向度的学习效果。这样的国文教学在国内的确不多见,值得引荐给学界参考。

“创造的诠释学”与未来中国哲学的创造

创造的诠释学是傅伟勋创立的中国哲学诠释学奠基理论。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该理论包括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或曰创谓)等五个层次,分别涉及原思想家或原典的文献考证、语言分析、注疏历史、批判继承、创造发展等渐次升高的内容;五层次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依文解义、依义解文以及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双轨辩证程序'加以理解。接着创造的诠释学讲,须继承其辩证开放的学术视野,发展其继往开来的学术态度,解决其缺失经学主体内容、未能确立文本的核心地位等学理问题,以期通过范式转换,建立起融贯古今中西学术、兼具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的学理合法的中国哲学。

建构文化的价值世界 审视人类的生存悖论——关于拓展《白鹿原》文化阐释空间的思考

《白鹿原》作为一部文学文化批评经典文本，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开放的文本召唤结构，其中还有更多尚待揭示的具有民族心灵秘史意味的“蕴谓”，其对人类生存悖论的思考创造了伟大作品所必备的两难结构和未知结构。因此对《白鹿原》进行文化阐释工作，一方面是对作品价值意蕴的揭示，另一方面也具有建构文化的价值世界、审视人性悖论的文化批评范式意义。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层次和方法

中国逻辑史研究是中国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国学和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当前研究者所处时代的特征是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使命,是举全民之力,科学应对机遇和挑战,振兴中华,实现民族复兴。汲取全人类几千年积淀的先进科学成果和方法,洋为中用,科学分析传统文化资源,汲取精华,推陈出新,促进传统资源实现新质飞跃和现代转型,是文化领域的必然历史要求,是提高国学和传统文化研究(中国逻辑史研究包含在内)理论层次、实践价值的根本途径与必由之路。借鉴希尔伯特的元研究、塔尔斯基的元语言和傅伟勋的创造性诠释学方法,提出中国逻辑史元研究课题,有助于提高中国逻辑史研究成果的理论层次,使该领域的研究更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浅谈傅伟勋方法论体系

傅伟勋方法论体系基本上由“创造的诠释学”“、科际整合的探索理念”“、整全(顾及全面)的多层远近观”构成,它对现在和未来中国的思想文化研究与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教益。创造的诠释学缘起并适用于对原典思想的研究和创新,科际整合适用于对不同学科的相关知识进行比较综合研究,整全的多层远近观要求学者所创的思想或理论要具有辩证的开放性和顾及全面的包容性。三个方法论的互融性和“辩证的开放性格”是其方法论体系的两大特质。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其长期局限于比较研究的“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中西互释”单纯方法论视角,缺乏两种阐释学原理意义上的疏通与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出本土化的重要实绩。要推进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本土化,须以文学心理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心理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才能实现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真正本土化。

试谈“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务实态度 ,就是对之进行现代审视和现代阐释。如何阐释 ?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从单纯谈古文论现代阐释的论著中 ,似尚难发现有宏观性质的基本方法论。于是本文由单纯对中国古文论研究的专注 ,扩大到与之同源共性的中国文化哲学领域。发现 :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 ,冯友兰的“照着讲”与“接着讲”说 ,以及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模型”说 ;虽然都是就中国文化哲学现代阐释提出来的基本方法论 ,但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来说 ,同样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和可操作性启示。本文就在这三大基本方法论的启示下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接着”提出了自己的新构想。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阐释学的一种主流方法,虽已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本土化历程,但因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及中国传统文学社会学阐释方法在精神上的相契而长期遗忘了自身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本土转化。今日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要实现真正的本土转化,形成自身的“中国形态”,须以文学社会学阐释的公共性原理形态为基点,通过融合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对中西文学社会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的“新格义”阐释形态。此种形态,应是西方文学社会学阐释本土化后的真正“中国形态”。

“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学界长期囿于理论的单一接受阐释,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吸收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到真正的本土化阐释形态。文章提出以文学语言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语言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由此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此种阐释法,应该就是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实现本土化阐释的真正方法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