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萧萧》初刊本到再刊本的版本变迁看其“非常态家庭模式”建构

《萧萧》最初发表于1930年,后因社会环境的影响和返乡经历的刺激,沈从文对《萧萧》进行修改,并于1936年7月重新发表。从初刊本到再刊本,《萧萧》建构起残缺的原生家庭,以此凸显萧萧的悲剧性命运,控诉畸形的婚姻制度。《萧萧》中奇特的婚姻家庭模式也在初刊本与再刊本中构建、巩固,通过对“童婚”家庭的和谐化书写,展现了湘西的人性之美,而看似美好的生活背后隐含的是其奇特而又残酷的另一面。《萧萧》的版本变迁和“非常态家庭模式”的建构蕴含了沈从文对独特生命形式的观照和对湘西文化的忧思,表现了沈从文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责任感。

北师大藏程乙本及乾隆壬子初刊图版考溯——兼谈绍兴蘭藏本、津图本等程乙本的印行次序

乾隆五十七年,程伟元和高鹗校订整理再版的《红楼梦》木活字本,就目前采集到的书影资料加以比较,从封面题签、书首书尾,到序言、绣像、目录,以及正文特征来看,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程乙本,以及绍兴市文物管理局的"蘭藏"程乙本,应为现存完好且刊行较早的两部程乙本。目前可见,程乙本初刊时缺少第四十七回第十二叶,北师本以两叶东观阁嘉庆十六年评点本增补,天津市图书馆藏程乙本此叶不缺,但经考辨,其与程甲本书叶相同。北师程乙本与绍兴蘭藏本上,缺页现象、补摆异体字,以及天头漏油墨等特征显示,二者应为乾隆五十七年萃文书屋《绣像红楼梦》的初印版本。相较而言,津图本、浙桐本等本上存在再度调补木活字的痕迹,构成"重订"程乙本的特征。通过与程甲本以及版内微调的三类程乙本综合比对得知,上图本兼有程甲和程乙,亦存在某些独立性,称其为程丙本相对准确。

《证类本草》初刊者考

北宋本草学巨著《证类本草》,历来被视为《本草纲目》的蓝本,但其初刊者及初刊时间尚存争议。文章辨驳了诸家观点,考证出《证类本草》的刊刻者"集贤孙公"并非孙觌而是孙升。孙升于元祐五年(1090年)至元祐八年(1093年)间刊刻了《证类本草》,他是《证类本草》的初刊者而非重刊者。从《孙公谈圃》所载本草学内容来看,孙升对于本草学具有良好的修养及学术兴趣,这是他发现并刊刻《证类本草》的重要缘由。王继先、李时珍等人关于《证类本草》的撰成时间及初刊时间的认识,应据此修正。

《中原音韵》“的本”初刊时间考辨

《中原音韵》是元代一部关于北曲创作的著作,包括韵谱和创作理论两部分,由元代戏曲家周德清编撰。《中原音韵》在最初流传过程中,有"墨本"、"的本"两种版本。在《中原音韵》手稿刚完成时,曾有数十本手抄本流传江湖。周德清称手抄本为"墨本",称最终改定付梓的稿子为"的本"。"墨本"和"的本"在对平声的分类处理等方面存在差别。

沈从文初刊文及最初笔名新探

关于沈从文最早发表的文章,学界已有定论。本文依据《晨报》材料和对沈从文作品的研究,对学界定论有所质疑。笔者认为,沈从文初刊文应为1924年12月《晨报·北京》栏署名“身小人”的《北京不冷的原故》一文,而“身小人”应为“■”字误植。“■”为西南方言字,常见于沈从文早期创作,时因排版缺相应字钉,常以拼字代偏旁,遂生错误。本文又据沈从文用词习惯,提出假设,就教于方家,为沈从文辑佚和现代文学史料提供新的线索。

新见《望溪集》初刊本及其价值考论

新发现《望溪集》初刊本是方苞晚年手定的善本。该本现藏于南京图书馆,收文260篇,最大特点是汇集了同时期147位评点者的350余条近2万字批语。它不仅揭示了方苞在世时的文坛地位及评价,而且深化了方苞义法理论体系,还补充了方苞及清初的独家文献史料,对方苞、桐城派以及清初文坛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冰心译《吉檀迦利》的初刊本

1946年,冰心译《吉檀迦利》(1—30)连载于《妇女文化》杂志第一卷,题为"吉檀伽利",是冰心译《吉檀迦利》初刊本,与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单行本《吉檀迦利》之间的修改与变化多达532处。本文从冰心与《吉檀迦利》的翻译与传播、冰心译《吉檀迦利》(1—30)初刊本版本背景叙录,初刊本与单行本的版本差异比较等方面做一些考证梳理和简要分析,以期厘定冰心生平行实中相关重要史实,为冰心研究、冰心翻译研究和《吉檀迦利》研究提供版本文献支持。

论韩少功创作姿态和美学倾向的嬗变——以韩少功小说的“修改版”为考察对象

韩少功的创作生涯已近50年,文类丰富,数量庞大。有研究者注意到,其作品在再版时多有改动。洪子诚指出韩少功在修改中赋予了作品和人物以“温暖色调”与“自主性”而淡化了“寓言化的批判性”①。有学者认为其修改主要在“表达方式”②上,体现出了作家与不同文学观念之间“协商和妥协的努力”③。这些研究关注到了韩少功作品的版本更迭,启发本文将思路进一步延展到对不同版本进行对读。本文以《蓝盖子》《老梦》《雷祸》等在期刊发表的版本(下文简称“初刊本”)为基点,对1986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诱惑》(下文简称“湖文版”)、2001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归去来》(下文简称“山文版”)、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归去来》(下文简称“人文版”)中的相应文本进行对比,对韩少功修改的内容进行细读,尝试分析作家创作姿态与美学倾向的嬗变,并结合具体历史语境对变化背后的叙事观念进行考察。

莫言《白棉花》版本考辨

作为“《红高粱》的姊妹篇”的中篇小说《白棉花》,最早公开发表在《花城》1991年第5期,是为“初刊本”;几乎同时,它又被收入华艺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的同名小说集《白棉花》,是为“初版本”。这两个版本时间接近,却又存在着明显的文本差异,以至于后来“花开两朵”——后来的“转载本”属于“初刊本”序列;2002年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幸福时光好幽默:莫言电影小说精品》、2004年当代世界出版社“莫言文集”第10卷《白棉花》等则是“初版本”的延续。而2004年民族出版社“名著彩绘·莫言精品系列”的《白棉花》,虽以“初版本”为“底本”,但已经过全面修改,可称之为“改定本”,2020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白棉花》(莫言中篇小说精品系列)采用的就是这个版本。一方面,我们力倡作家的版本意识,即尽可能保持作品文本的高度稳定;另一方面,作品的一次次修改、打磨,又确实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就结果而言,当代文学的作品文本与版本,往往是由作家与编辑共同完成的,而读者也是版本“最优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俞平伯《为润民写本》初刊本及其他

因特殊的写作目的而尤其精要真切的《为润民写本》是研究俞平伯诗学理论的重要资料,其版本主要有《大中》第1卷第5期刊发的初刊本与日报本、初版本、节录本、美文本、全集本6种,呈现出初稿版本和修改版本两个版本系列,在题名、段落、文字和标点等方面存在较多的差异。这些版本差异背后蕴藏着丰富的史料、思想和情感信息,把捉它们对促进俞平伯相关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不无意义。

“回到”还是“经过”?——小议鲁迅《祝福》从初刊本到初版本的一处修改

鲁迅小说《祝福》完成于1924年2月7日,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后称之为“初刊本”)。在1926年《祝福》被收入《彷徨》集(后称之为“初版本”)时,作者对文本进行了修改,改动多达一百多处。从整体上来说,这些修改提高了语言的表现力,使文本“更有精彩”。不过,有一些修改还是值得探讨的。

《景岳全书》初刊年份刍言

《景岳全书》初刊年份一般均据张景岳外孙林日蔚跋文“全书纪略”所言：“是岁庚辰，携走粤东，告方伯鲁公，……捐俸付剞，阅数月工竣”而推断。“方伯”系明清时担任布政使的官吏之别称。跋文中所言之“方伯鲁公”，即时任广东布政使的鲁超。据《清代职官年表》所载可知，鲁超在康熙三十六年至四一年（１６８８～１６７１）曾任广东布政使。再参合其它可供借鉴的资料，推断《景岳全书》的初刊年份当在１７００年。

《卫生宝鉴》成书及初刊年代辨析

罗天益所撰《卫生宝鉴》应成书于1283年春。成书于1281年之说，是据《砚坚序》的错误推理；成书于1343年之说，是对《王恽序》“至元癸未”的误解。《卫生宝鉴》初刊于《汤液本草》之前或1294年之说，均不足为据。此书成书当年可能即刊刻行世；即便成书当年没有刊刻，初刊年也不晚于1307年。

2005年版《鲁迅全集》校勘三例

近年来,随着史料整理的发展,有关鲁迅手稿的研究不断深入,以手稿为校勘原本,对鲁迅创作及其思想作出新的探研和发现,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值得重视。本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5卷本《鲁迅手稿丛编》①(以下简称《手稿》)为原本,通过对比初刊本、初版本与鲁迅亲自校勘过《鲁迅自选集》(天马书店1933年版),以及不同年代出版的《鲁迅全集》(1938年、1958年、1973年、1981年),校勘目前最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发现了尚未引起学界注意的三处差异,在此分类说明,以资再版参照订正。

戏剧《关汉卿》版本校评

约半个世纪前,田汉在创作戏剧《关汉卿》时,从最初付梓印刷到后来,曾经数易其稿,对场次、舞台提示、台词提示和台词都作了较大改动。本文主要对较初刊本与初版本、初版本与再版本,以窥其版本流变轨迹,以及这些改动对剧情和人物形象塑造产生的影响。

关于《泰山道里记》的版本──《泰山道里记》研究之一

清乾隆间泰安聂的《泰山道里记》是介绍泰山名胜、古迹、金石的一部重要著作。出版后曾多次被重印，先后出现了八种版本。其中除两种为铅字排印本外，其它六种均为木刻本。据笔者考察，这六种木刻本中只有清乾隆三十七年（1773）聂氏杏雨山堂家刻本为初刊本，其它五种均系初刊本的修补本。弄清其印刷情况，有助于研究《泰山道里记》的流传过程及其影响。

《毛泽东集》的编辑局限--以第二版第一卷为例

竹内实主持编篡的《毛泽东集》因努力恢复1949年前毛泽东文献原貌,而得到学界的广泛赞誉。但比较该文集第二版第一卷录文与相应初刊本可知,其仍然存在标点、文字和历史语境三方面的编辑局限。标点和文字方面,或者出于编者自身主观判断,或者由于所选底本不精善,最终录文与初刊本有所出入,造成部分历史信息甚至文意的丢失。此外,《毛泽东集》还保留了底本在历史语境的作用下而对文献内容的删改,此即历史语境造成的编辑局限。造成上述局限的主要原因在于底本与初刊本关系的不统一,次要原因则是编辑标准的不一致。这种不统一和不一致最终造成《毛泽东集》录文与毛泽东文献原貌之间存在不统一性,使之未能完美达成竹内实恢复文献原真性的初衷。就此,学界在利用《毛泽东集》时,需要保持警惕和批判性态度。

从《续金瓶梅》看《金瓶梅》的版本及作者

版本问题,无疑是批评研究一部作品的最基础的工作之一。谈到《金瓶梅》的版本,不少研究者总以为它比《红楼梦》的版本问题要简单得多。这种判断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关于《金瓶梅》版本的许多问题,诸如见于记载的当时流行于刊本之前的各种抄本间的关系问题,初刊本与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初刊本与《新刻金瓶梅词话》

李长之《鲁迅批判》的版本问题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作为第一部对鲁迅其人其文进行系统研读与批评的著作,"开辟了鲁迅研究领域的学理化道路,象征着鲁迅研究界学理精神的勃兴"①,是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领域中引用率极高的著作之一。迄今为止,《鲁迅批判》历经初刊本、初版本、东方本、汇编本、珠海本、北京本、文集本、天津本、岳麓本、三联本、增订本共11个版本。作为鲁迅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不同研究者依据的版本又各不同。鉴于此,对《鲁迅批判》的版本加以梳理并鉴别优劣显得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