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本《御制耕织图》原刻初印本、后印本与覆刻本

清康熙三十五年焦秉贞绘、朱圭镌刻的《御制耕织图》是清前期宫廷版画的代表作品,焦秉贞参用西方画法并做了适当的本土化处理,把透视画法纳入到了传统的"耕织图"图像体系中,发展出一套新的绘画样式,并在帝王的推动下制作成版画,"镂版印赐臣工",在宫廷与地方得到了广泛的复制与流布,影响深远。清代《耕织图》的版本十分复杂,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对于上图下文版式的《御制耕织图》原刻本初印本、原刻后印本、覆刻本的判定不清晰,存在把覆刻本当原刻本的现象。本文借助新公开的版本资源,对上图下文版式的《御制耕织图》版画版本进一步厘清,以推测其刻印过程,并分析原刻初印本、原刻后印本及覆刻本的特征与关系。

明万历初印本《北宫词纪》跋

明刊后印本《北官词记》传本较多，初印本绝少见。本文作者据自藏冒广生旧藏初印本，并及见于著录之吴晓玲先生的所藏明万历，先后引述陈融、郑振铎、李一氓诸人所藏《北官词纪》后印本缺页少文概况和冒、郑、李三家论说，论证初印本传世甚少，后印本多非完本。冒本是万历刊初印本。但是否为初刻，须与吴本、郑氏百衲本该对后方能评论甲乙，然冒、吴、郑三家藏本皆属善本固毋可置议的。

国图藏北宋本《后汉书》初印后印比较研究

国家图书馆藏两种《后汉书》,经过笔者比勘,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初印和后印的区别。文章引用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一书中的相关理论对二者刻印顺序作比较研究。

《知不足斋丛书》初印本与后印本研究

使用《知不足斋丛书》时,一些学者由于没有注意到丛书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差别,导致评价丛书中收录书籍的版本价值时,出现了偏差。文章通过对初印本与后印本的比较研究,指出鲍廷博在《丛书》印行之后,对其中收录的很多书籍再次进行了校改,导致后印本与初印本文字有所不同,从诸多方面来看,两者各有优劣。因此,在使用《知不足斋丛书》本时,应尽可能将前后印本予以对比,择善而从,更好地进行古籍整理与研究。

从莫友芝寻访四库遗书论曾国藩的善本收藏

攻克江南后,有志于复兴文教的曾国藩委任莫友芝寻访四库遗书。战乱后的文化需要、曾国藩对莫友芝汉学素养的肯定以及莫友芝缓解生计压力的现实需求,是开启这场寻书之旅的主要契机。曾国藩作为访书活动的任命者,其给出的收书标准完全是以个人善本偏好为基础的。正是基于曾国藩对初印本的热衷,寻访初印本成为莫友芝的工作重心。这场寻书之旅,是公事亦是私事。于公而言,莫友芝多次为金陵书局提供校刻善本,对曾国藩的文教事业助益颇多。于私而言,无论是莫友芝还是曾国藩,均因寻访四库遗书而极大地丰富了个人收藏。这场寻书之旅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作为藏书家的曾国藩的个人善本收藏理念。

闻本《旧唐书》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差异

闻人诠刻本《旧唐书》(下文简称"闻本")是现存最早的《旧唐书》完本,笔者通过对罗士琳等《旧唐书校勘记》中所引《旧唐书》与现百衲本中的闻本部分对勘,发现二者屡有不合。经在南京图书馆查访两种现存闻本,发现闻本有初印本与后印本的区别,二者也确实存在一些文字间的差异。本文用它们不同的地方与百衲本中的宋本对勘,认为初印本更符合《旧唐书》原貌。现在标点本《旧唐书》的修订应注意到这个问题。

《六十种曲》初印本考述

明毛晋汲古阁刊刻的《六十种曲》,被誉为“现存明代汇刻传奇最丰富而重要之总集”①。《六十种曲》初印本素为学界所重,前辈学者对《六十种曲》初印本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自20世纪初持续至今。然而,目前学界尚未有学者对《六十种曲》初印本进行专门研究.

制作下颌总义齿初印模不同方法的对比研究

目的:比较无压力初印模技术与传统初印模技术制取出下颌初模型边缘与内、外斜线的距离及磨牙后垫的形态。方法:20名无牙颌志愿者分别使用无压初印模和传统初印模2种技术为同一志愿者制作2副试验用初模型,分别测量模型内斜线、外斜线到模型边缘的距离及观测磨牙后垫的形态。结果:无压力印模组初模型边缘至内斜线的距离(2.33±0.83)mm比压力组(2.70±0.72)mm明显减小,至外斜线的距离(4.37±0.87)mm比压力组(4.41±0.70)mm也明显减小;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0)。无压印模技术制取的初印模磨牙后垫的形变小于传统印模技术。结论:无压初印模制取的初模型边缘伸展更合适,更有利于全口义齿的下一步制作,是值得在临床中推广的技术。

论曾国藩的藏书与刻书

集藏书家与刻书家于一身的曾国藩,其藏书偏好与刻书理念之间,有着莫大的关联。曾国藩藏书喜初印本,包括清代官刻初印本、清代大藏书家私刻初印本及套装书的初印单行本等。正是基于对初印本的热衷,以初印本为校刻底本是曾国藩刻书的首要原则。初印本颇为符合曾国藩“方肥清匀”的刻书审美,亦影响着金陵书局的刻书版式。而曾国藩的读书偏好亦是金陵书局选择刊刻书目的关键因素。作为金陵书局一把手的曾国藩,无论是在刻书版式的要求上,还是在刊刻书目的安排上,都对金陵书局有着直接的影响。金陵书局之所以颇有盛名,与曾国藩的藏刻书理念息息相关。

《渊鉴类函》康熙间刻本考

《渊鉴类函》未曾出现过扬州诗局刻本。所谓《渊鉴类函》的康熙间刻本,包括清吟堂刻本和内府刻本两种,后者有初印本与后印本之别。

辽宁藏古籍概述

辽宁,地处祖国东北边陲,虽然这里曾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但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这里却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地区。辽宁地区历史上的文化发展程度,远不能和中原地区相比。由于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必然使辽宁地区收藏的书籍也就少。可是近代以来,辽宁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地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事业也得到了较快地发展。大量的古籍从关内汇流东北,聚集辽宁。

馆藏宋刻《自警编》著录考

在《全国古笈善本书总目》的编辑过程中,笔者有机会对辽宁省图书馆馆藏善本《自警编》进行校勘和考证,就该书版本上所存在的问题,试图加以探讨,遂将校勘考证之始末整理成文。由于初学古笈整理,未及入门,文中观点很不成熟,认识也是肤浅的,望老前辈和同志们批评指正。一、《自警编》概述《自警编》一书始撰于宋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

关于《亭林遗书》版本之我见

通过对两套馆藏《亭林遗书》的比较 。

巴金《家》的版本变迁

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旬,巴金从朋友火雪明处得知上海《时报》文艺版编辑吴灵园约他写连载小说,每天发表一千字。这时恰值巴金有一部已构思三年的长篇腹稿,就即刻答应了编者的要求。这部已被“孕育了三年”①的作品,是写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各类成员在时代激流的奔腾之中,或被冲昏——无所事事地活着,或被冲垮——势不可阻地朽去,或被冲醒——勇往直前地奋进,因此便将作品定名为《激流》。

晚清官书局本的刷印

晚清地方官书局是清代内府刻书衰落后的官刻主力,也是我国古代官刻的殿军。官书局本印量大、刷印时间长、存世量大,为深入研究官书局本的刷印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材料。本文在目验大量局本和运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试印本,双色印本与套印本,初印本与后印本,后印本的印次、用纸与装帧,以及开本和装订等五个方面对官书局本的刷印进行综合考察,力求呈现其形态的多样性,揭示其所承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丰富信息。

《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专题展览》展出

为配合普通古籍阅览室开放,普通古籍组举办的《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专题展览》于1月15日在分馆正式展出。本馆收藏的近200万册普通古籍,主要是明后期及清代版本。这是众多藏书家无偿捐献和几代图书馆工作者辛勤采访的结果。据抽样统计。

《对山书屋墨馀录》刻本考

相关论著、书目大多认为,《对山书屋墨馀录》主要有清同治九年(1870)湖州醉六堂吴氏刻本、清同治十三年(1874)毛氏甲戌定本两种刻本。然而,醉六堂本并非原刻本(最早版本),仅系翻刻本之一种。清同治九年(1870)上海毛氏亦可居刻本系《对山书屋墨馀录》之原刻本,醉六堂本即据亦可居本翻刻而成。同治十年(1871),杭州杨氏文元堂据亦可居本之后印本再次翻刻;十三年甲戌(1874),毛祥麟据亦可居本之后印本重新删易审定,系较好之本。

《芥子园画传初集》初版原貌探索

明末清初南京套印版画展现了中国彩色套印技艺的辉煌,尤以《芥子园画传》最为典型,其堪称绘画的启蒙教科书,很多画家受益于《画传初集》,它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更是享誉海外。有关《画传初集》的翻刻本更是数不胜数,以致今人看到的版本多是翻刻本。本文则以极尽于世的《画传初集》初印本为主体,通过篇幅数量、印章质量、套印色彩的准确性等几方面的比较,分析出其初印本的原貌概况。

《韓非子》提要

韓非子二十卷(戰國)韓非撰(宋)謝希深注明正統十年(1445)刻《道藏》本現存《韓非子》刻本,以明正統十年《道藏》本爲最早。該本梵夾裝,以《千字文》'匪''虧'爲函次,屬太清部。

谈谈《通志》的几种版本

《通志》是我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部史学巨著,它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全书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一卷、世家、列传、载记一百二十二卷,暨目录二卷。所收史事从三皇以至隋,“内容浩繁,该括甚大”。作者郑樵(1103—1162),宋兴化军莆田人,因其先住莆田西溪,自称西溪逸民;后居莆田西北夹(?)山讲学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