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学与炀帝宫廷文学的流动性之异同

隋朝作为一个初步统一南北的王朝,炀帝宫廷文学亦融合了南北文学的特点,因此炀帝宫廷文学就具有了刚健与清丽并存的两重性。而初唐文学虽然对炀帝宫廷文学加以反思,但其诗文创作中仍然受到炀帝宫廷文学的影响。但初唐下层文人却避免了宫廷文学应制性的弊端,使得唐诗的流动性得到更好的展现。初唐文学和炀帝宫廷文学的流动性相似而不相同,流动性不只是文化地域的流动性,更蕴含着时代精神的统一性。炀帝宫廷文学有着淫绮骄逸之风,其宫廷诗作不能代表隋代的整体风貌,初唐文学更多展现出昂扬的风骨,自上而下的文学创作中都展现出整体的唐代精神。

北魏、北齐对初唐文学的影响——从王绩、王勃诗歌创作谈起

初唐文学发展历程缓慢,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也相对复杂。除了学界普遍认可的齐梁文风之外,北魏、北齐文学亦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北魏文学与经学的繁荣,尤其是河汾地区薛、王家族重文学、重经学的传统,为初唐文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北齐至隋,以薛道衡为代表的北朝诗人已能融合南北诗风,而王通《续诗》的编纂对充实文学表现内容作用较大。虽然初唐王绩、王勃创作开唐代风气之先与薛氏家族影响有很大关系,但薛氏作品消遣性、点缀性特点明显,极大地削弱了文学感染力,王氏作品终因抒情言志、慷慨不平、自然流露的特点而雄踞于文坛。

历史意识与初唐文学

初唐文学是在浓郁的历史意识中展开的,从思维方式到文章结构,从咏史、怀古诗的大量涌现到时间意识、生命意识和功名意识的增强,甚至在密集、突出的文学意象中,无一不渗透着历史的意识、历史的思维方式以及表现手法的印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了解初唐的史学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初唐的文学,缺少了历史视域的初唐文学史必将是残缺不全的、肤浅的文学史。

隋与初唐文学思想观的比较

从魏晋南北朝的重艺术,到梁、陈的娱乐消闲、放荡绮艳,隋与初唐就是在这样的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的。本文对隋与初唐文学思想观进行了分析比较.

论《文心雕龙》对初唐文学的影响

《文心雕龙》对初唐文学文化的建设曾产生重要影响,这突出地反映了初唐时期的文人对文学的理论认识日渐深化,其中包括初唐时期出现的在"原道、征圣、宗经"认识影响下的溯源文学观、以崇尚学识为核心的文学学术化倾向以及"通变"观和"文质论"二重性对于初唐时期的南北文风融合所起到的理论推动作用。这些受到《文心雕龙》深刻影响所形成的重要认识无不促使初唐的文学创作朝着成熟健康的方向发展,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初唐的文学文化在中古时代由魏晋六朝向盛唐气象转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初唐的文学理解与文学观念的形成

初唐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存在着观念层次和实际存在空间的矛盾现象,即文人一方面汲汲于文事,一方面大力贬抑文学价值。这样的文学理解和文学观念是由魏征的政本思想逻辑塑造的。唐初士人普遍接受了贞观朝确立的为政本末价值体系,既盛饰文辞以求仕进,又刻意以摒弃雕虫、高扬器识为标榜,这正是初唐反拨六朝的时代语境和文人的生存处境使然。

武则天时期的宫廷诗歌创作对初唐文学的影响

本文从审美观念、诗歌题材及形式等方面分析了武则天时期的宫廷诗歌创作对初唐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唐诗中的盛唐气象与武则天时期造成的审美时尚是有关的;武则天君臣吟咏山水风光的诗歌创作对于盛唐山水诗的发展,意义极为重大;武后倡导的嵩山石淙赋诗活动,对七律的推广也有明显的影响。

陈子昂文学地位与历史贡献的重新审视

陈子昂是初唐杰出的文学家 ,其文学活动对唐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代文学史家对其多有评价 ,但所论偏泛。其实 ,陈子昂只是众多积极反映时代审美意识与创作观念的文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他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创作实践上 ,就其理论形态的贡献而言 。

初唐四杰赋篇目及分类探讨——兼论初唐赋分体发展的趋向

对初唐四杰赋的篇目归类,由于对诗、骚、赋文体界定的争论问题,一直不曾有明确的界定,对四杰赋篇目中的各体文体因子因而也很少人认真关注。四杰赋中几乎各体因子兼备,是汉晋以来初唐赋分体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初唐崔湜诗歌的思乡情怀初论

本文是对初唐崔湜诗歌中怀乡诗的研究,笔者力图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初唐崔湜诗歌中唐代怀乡诗的思想和艺术做全面、细致、深入地探讨,揭示出唐代怀乡诗对前代的继承与发展,论述怀乡诗在唐代的新发展和新成就。

初唐史家批判宫体诗缘由解析

为避免重蹈前朝覆亡的道路,唐王朝统治者加强了思想统治,初唐史家对宫体诗的批判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其批判的缘由:一是蔽于方域之见;二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儒家古训,认为宫体诗是淫靡之音,有害政治,进而警示君王要以勤于国政为本,不可沉溺于文章著述;三是调整文学发展方向的需要;四是转变士风的手段。探讨他们批判宫体诗的动机,对于客观、公正的评价宫体诗以及全方位的揭示文学发展过程是有益的。

唐初五十年类书与诗对文学的影响

唐初五十年类书的编纂和诗的创作,对唐初文学被学术同化具有深刻影响。首先,唐初类书不过是词藻堆砌,将词藻当做学术进行研究,其直接的影响是造成文学在研究领域被学术同化。其次,唐初的诗是"类书式"的诗,从而造成了文学在创作领域被学术同化的现象。

重论古文复兴

古文复兴不是韩愈的专利，而是文类稳定的中心与可塑的边缘辩证运动的命定之局。骈体脱离散文精神旁逸斜出，是古文复兴的直接动因；骈体内“文心”与“诗情”不可调合的矛盾，是古文必然复兴的内在依据。而三唐世风心态的转变，仅是使内因起变化的条件。

两《唐书》辨误二则

两《唐书》辨误二则《新唐书》卷１１２《韩琬传》载景云初年韩琬奏章，云：“贞观、永徽之间，农不劝而耕者众，法施而犯者寡，……”赞美当时社会风气良好。此处“法”与“施”间脱“不”字，否则就与上文意思不相符合。按《全唐文》卷３０４载其《上睿宗论时政疏》云：...

昭陵神道碑与唐国史的早期构型

昭陵神道碑是唐帝国早期形塑国史的文学制品,寄寓着统治集团的集体记忆与时代情绪,张扬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具体而言:首先是历史书写的文学体制,昭陵神道碑的骈俪藻饰不仅植根文学传统,更接榫官方史观,通过文体探索、史典融贯以实现对当下的阐构;其次是公私互见的叙事策略,戡乱定世与功臣入唐的叙事并轨,凸显、隐没、改窜了史事的细节,彰显文本对现实语境的回应及回护;最后是君臣一体的治世垂范,唐廷撰作了一系列本朝的君臣故事,依托昭陵神道碑景观及文本的宣扬,转化为世俗知信的历史.在上层文学集团的创作序列中考察昭陵神道碑的体用与受容,有助于深化对初唐文学的原生状态及文学史意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