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上涨是否推迟了初婚年龄?——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房价”与“婚姻”是大众热议的民生问题。构建婚姻决策理论模型,探讨房价对结婚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房价上涨对居民初婚年龄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每上涨1%,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龄增加1.108岁;房价上涨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对城镇地区居民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农村地区居民,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发达地区居民;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村地区男性的初婚年龄有显著负向影响,个体受教育程度对欠发达地区居民的初婚年龄有显著负向影响。

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的实证探索

中国人口的初婚年龄呈现出明显的推迟趋势。推迟的原因是“促使变化”与“保持稳定”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对后者的关注相对缺乏。从代际传递视角出发,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初婚年龄变迁的“稳定因素”进行实证探索,以事件史分析为主要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初婚年龄存在显著的代际影响,但父亲与母亲的影响存在差异。父亲初婚年龄显著影响子女(特别是儿子)的初婚年龄,呈现出代际传递特征;但母亲的初婚年龄无显著的独立影响,且不因子女性别而变化。除了差异,父母间的代际影响又彼此联系,父母初婚早晚的一致性较高,如均为早婚或晚婚,则代际传递影响会更加明显。进一步将代际影响置于宏观环境中发现,当父亲初婚年龄与周围他人的平均初婚年龄差距较大时,父亲的代际影响更为凸显。初婚年龄的代际传递体现了父母及家庭对于个体婚姻行为的重要意义,可视为初婚年龄变迁中重要的“稳定因素”。推而言之,代际传递影响可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变化与不变共存的现实提供解释路径和分析视角。

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双路径的理论思考

教育成就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甚至政治资本都密切相关;它既是自致性向上流动的主要阶梯与通道,也直接影响初婚年龄等婚姻行为。教育时间的延长必然挤占或缩短个体生命事件的其他时间。通过分析高等教育与女性初婚年龄之间的理论关联可以发现,教育经由相互纠缠的直接和间接双重路径形成校园禁闭、改变婚姻品味、降低婚姻收益而作用于初婚年龄。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也越高。这一理论发现可为理解中国人口婚育行为的转变提供一个补充视角。

初婚年龄与抚养比的关系探究

近几年,我国人口增长乏力,适婚人群的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增加了我国后续发展的不利因素。同时,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人口占比逐年下滑,抚养比不断提升。那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本文选取了2004-2020年的数据,研究初婚年龄与抚养比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抚养比对初婚年龄有显著影响。另外,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房价等经济因素会对初婚年龄产生重要影响。最后,与女性初婚年龄相比,男性初婚年龄对经济因素更为敏感。

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讨了城乡居民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原因。研究发现,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性别和户籍差异。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技术类职业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对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早。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儿子的初婚年龄均有显著的提前效应,而且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户籍居民。

初婚年龄、婚龄匹配与婚姻稳定——基于CFPS 2010年调查数据

采用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建立离散时间Logit模型,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女性初婚年龄及婚龄匹配对婚姻稳定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初婚年龄对婚姻稳定的影响效应呈"U"型模式;夫妻不同婚配年龄也对婚姻稳定产生不同影响。同时,女性初婚年龄与夫妻婚配年龄对婚姻稳定的影响存在着城乡差异。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婚姻成本的不断提高,以及适婚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可以预见我国社会中的晚婚现象将越来越普遍,而晚婚带来的不匹配婚姻也将会是婚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城市两性初婚年龄模式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年度数据

国人婚配年龄的变迁,一直缺乏长期性数据;婚配市场的实际情况,也缺乏实证性的长期数据。利用CGSS2005数据,对五代人(20世纪20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加以研究,对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早婚、不婚、晚婚、集中成婚等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揭示了各自独立和彼此承接的关系和特点。

降低法定婚龄适时可行吗?——基于北京市近年初婚年龄的实证研究

基于北京市2004-2011年的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近8年北京市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均高出法定婚龄近6岁,且有进一步推迟的趋势,城乡的晚婚率也逐渐提高;法定婚龄对于婚姻决策的影响非常有限,从而具备了下调空间。但是对22岁初婚男性和20岁初婚女性的特征分析表明,早婚人群以农村低教育程度的青年为主。在逆向选择的作用下,降低法定婚龄的潜在惠及人群很可能并不只是少数"确有早婚需要的人",而是大量并不适宜早婚的群体;政策的引导作用有可能造成更大范围的早婚并引发生育控制、妇幼健康等方面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下,降低法定婚龄并不能起到调节生育和优化人口结构的作用,宜暂缓实施。

基于初婚年龄的上海婚配特征分析——采用上海市宝山区婚姻登记系统数据

基于上海宝山区2010—2018年的登记结婚系统数据,分析发现上海初婚人群的平均年龄持续增加:男性初婚年龄已超过29岁,女性初婚年龄已超过27岁;同期,女性初婚年龄增速快于男性;择偶梯度仍存在影响,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一是初婚人群的夫妻年龄差、受教育程度差异趋于缩小,表现二是夫妻年龄方面"男小女大"、学历上"男低女高"的占比增加。此外,包含非上海户籍的家庭趋于增加,本地户籍女性面临一定的婚姻挤压,加之女性初婚年龄集中度高和受教育程度提升快,未来,本地女性面临的婚姻挤压趋于强化。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劳动力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2年清华大学"城镇化与劳动力移民"项目的调查数据,通过事件史方法考察劳动力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迁移会对初婚年龄产生推迟效应,迁移事件发生的时机和过程都会左右这一影响的具体结果。研究显示,越早实现迁移,越有助于移民进入婚姻,频繁的流动则削弱了结婚的可能性,而父亲的迁移经历同样会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影响。通过对不同世代群体的比较,本文进一步发现,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程度随世代推移呈现"倒U型"趋势,这一结果与不同世代下的迁移特点及其身处情境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移民的生命历程基于迁移发生了转轨,他们放缓了自我再生产的周期,这对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变化特点及晚婚的分因素贡献率

婚姻不仅影响家庭发展,也与生育密切相关,对国家的人口再生产影响较大。人口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生育率仍在下降,人口的初婚模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初婚年龄推迟很可能导致生育意愿大幅降低。探讨我国人口初婚年龄的变化特点,尤其探究晚婚的分因素贡献率,能对相关婚育政策提供一定的建议。本文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我国不同地区(城市、镇、农村)、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特点及变化趋势,并借鉴经济学常用的"贡献率"概念,通过分因素贡献率比较分地区(城市、镇、农村)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对我国人口总体晚婚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我国人口平均初婚年龄持续升高,城市地区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大于乡镇、农村地区;平均初婚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呈现先略微下降,再持续上升关系,小学文化水平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最低,小学以上文化水平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平均初婚年龄越高。分因素贡献率分析显示城市地区对我国人口晚婚贡献率最大,农村地区人口的晚婚贡献率最低;相较于2000年,2010年城市地区人口晚婚贡献率有所下降,农村地区晚婚贡献率上升。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晚婚贡献率较为复杂且男性与女性存在差异,对于男性,高中文化水平对晚婚的贡献率最大,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则随着受教育程度上升,晚婚贡献率降低;对于女性,小学学历对晚婚的贡献率最低,其次为未上过学的女性,高中文化水平对晚婚的贡献率最高,高中以上学历则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晚婚贡献率降低;较高受教育程度男性与女性的晚婚贡献率逐渐趋同。

外出务工对农村男女初婚年龄的影响

使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从性别差异的视角研究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男女初婚年龄的影响。发现婚前流动显著推迟了农村男女的初婚年龄,而且这种推迟效应对男性农民工表现得更加明显。除此之外,婚前流动的次数、流动距离和是否在婚前返乡也对农民工的初婚风险具有显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主要针对男性群体。研究认为,男性农民工在城市婚姻市场上的不利地位是导致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人口流动对传统婚育模式的冲击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

我国妇女初婚年龄的变化及其原因──河北省资料分析的启示

我国妇女初婚年龄的变化及其原因──河北省资料分析的启示叶文振一、理论背景和假设过去对我国妇女初婚年龄变化原因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理论派别，即人口政策派和社会经济发展派。持人口政策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妇女初婚年龄明显上扬主要是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强有力地推行...

结婚年龄之制约性条件研究——平均初婚年龄为什么推迟了

在法定初婚年龄较低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呈现出一个较高的年龄段,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也处于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这是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同时在内在因素上受结婚对象的机会成本比较、教育程度的提高、结婚成本的增加和性行为、同居现象的普遍化影响。婚姻与性及生育的逐渐背离使得结婚更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标志,而不是生理上的需要。

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通过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考察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近年来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不断增加,人口流动之后推迟了初婚年龄。实证结果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特征表现为男高女低、农业户口低于非农业户口、少数民族高于汉族的特点,且随着自身和配偶教育程度提高而推迟;新生代流动人口跨省通婚的,其初婚年龄高于省内通婚的。在就业特征方面表现为经济能力较强者可能会比经济能力差者初婚年龄来得低。此外,乡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更多受通婚圈、配偶教育等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而城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多受自身教育水平、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利用普查数据估算平均初婚年龄与平均初婚初育间隔的方法及其在四普资料分析中的应用

全国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与1988年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提供了1988年前我国初婚与初育等人口数据.1988年及以后的情况如何?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最新信息.由于人口普查未提供结婚日期(或年龄)以及生育间隔数据,我们无法直接计算80年代末的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而必须借助于人口学分析方法予以估算,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估算方法,第二、三部分对我国80年代平均初婚年龄与初婚初育间隔的变动作了分析.最后一部分就狠抓晚婚晚育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与讨论.

影响新疆维吾尔族农村女性初婚年龄的因素分析

维吾尔族农村女性早婚率高,会导致早育和高离婚率等一系列后果,这些都会影响到她们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本文试图从客位和主位进行全方位考察,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初婚年龄推迟、婚龄差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放开"二孩"政策遇冷引起了对我国夫妇生育意愿的检视。基于CGSS数据的Ordered Logit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我国青年男女的初婚年龄延迟显著降低了生育意愿,而年龄差与生育意愿之间呈倒U型关系。夫妇之间适度拉大的婚龄差具有显著更高的生育意愿,但丈夫超过妻子22岁或妻子超过丈夫4岁的生育意愿又会降低。中介模型估计结果则显示,相比初婚年龄,夫妇年龄差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初婚年龄每推迟1年,生育意愿降低0.54%,而夫妇婚龄差每增大1岁,生育意愿提高0.94%。最后根据经验证据提出政策建议。

生育需求、婚姻匹配与夫妻初婚年龄差距——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研究

本文建立两时期婚姻搜寻模型,用以解释在性别间存在可生育年龄生理差异的基础上生育意愿对男性与女性婚姻搜寻行为以及婚姻匹配模式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CHNS(1993)抽样调查的微观家庭数据,通过构建两个计量模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来分析生育率对婚姻匹配模式的影响。首先运用CHNS微观家庭数据对家庭层面中孩子数量与夫妻年龄差距之间的联系进行实证研究,对农村家庭的回归结果显示孩子数量与夫妻的年龄差距具有显著的关系,具体而言,家庭中每多1个孩子,夫妻间的年龄差距也随之扩大0.27年。其次从宏观的角度运用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的方法来分析生育政策对婚姻匹配模式产生的冲击效应,实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对我国城乡地区婚姻匹配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后生育率出现了下降,家庭的生育需求受到抑制,造成了政策实施后夫妻初婚年龄差距的下降。在生育需求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更大的农村地区中夫妻初婚年龄差距随着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出现了更为显著的缩小。研究结果表明生育需求是影响婚姻匹配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生育率的变化对我国城乡地区夫妻初婚年龄差距产生了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