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倾向变动对初次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机制

为了解决消费倾向变动与国民初次收入分配结构中初次收入分配子项目和分配结构调整机制的影响关系,本文通过构建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初次收入分配模型,计算出消费倾向、消费结构、投资倾向、投资结构、产业结构、生产直接消耗系数、要素价格在初次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作用程度。通过研究发现,消费倾向的提高,能够推动劳动力和资本从低报酬率产业向高报酬率产业转移,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进而通过要素价格的调整,推动各产业的劳动报酬系数、营业盈余系数、固定资产折旧系数和生产税净额系数不断调整,形成新的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研究结论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具有理论意义。

贵州初次收入分配格局问题研究——基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视角

1978—2007年的有关数据表明:贵州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1998年开始明显趋于下降,且比西南邻省下降幅度大、速度快。这既与英美等国劳动报酬比重相对稳定的"卡尔多"特征事实不一致,也与日韩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比重趋于上升相悖。贵州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扭曲,已成为贵州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键瓶颈。贵州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导致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则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与粗放型经济的增长方式。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深层次调整和改革,才能最终改变这种不利于劳动者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

投资倾向变动对初次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机制研究

初次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是指调整国民收入在各项目之间的分配比例,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文章对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扩展,深入透析投资倾向的变动对初次收入分配中各项目的影响,以及对初次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作用。研究表明,投资倾向对初次收入分配的影响与各产业的项目系数、生产直接消耗系数,以及国内收入总额密切相关;在现有的要素价格和投资结构情况下,提高投资倾向会使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的比例降低,会使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的比例提高。

马克思初次收入分配理论的当代价值

1990年代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承载着人们对民生的更多期待,因此,在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的形势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或扭转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成为考量政府政策的重要指标。"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不仅需要探索具体实现的途径,而且还需要弄清楚决定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形成的机理。

西部地区初次收入分配格局问题研究

西部地区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整体水平,资本收入占GDP比重则相反,另外,政府初次收入(直接生产税)占GDP比重保持相对稳定。但西部地区劳动报酬比重呈现出下降态势,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导致这种变动的因素包括产业结构调整、西部地区相对富余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因而,西部地区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构建促进劳动报酬比重持续提高的长效机制。

我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变迁:一个马克思经济学视角的经验分析

本文借助马克思初次收入分配理论的“地位论”假说,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变化所受到的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发展转型的影响,由此揭示劳动者地位受此影响而变化的机理,进而选择相关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初次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与劳动者地位的变化高度相关。所以,改变我国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需要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地位的对策措施。

两岸初次收入分配政策比较分析

收入分配改革对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以及社会收入差距的调节具有关键作用。本文结合两岸初次收入分配的现状、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构建分配矛盾维权的法制基础、发展壮大分配关系中的弱势群体、限制不合理的、垄断性的分配行为，以及形成人力资本自由流动的分配基础等四个方面提出增进公平、改善初次分配的政策及措施。

国民初次收入分配不公对核心价值观的消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是全体国民的共有、共建、共享,实现共享的起始性体现就是国民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但是多年来,我国国民劳动性收入过低,导致国民对"劳动光荣"价值观的消解;居民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国民对"共同富裕"理想的消解;政府与民争利,导致国民对社会主义国家伦理的消解。这直接拷问着"共有"的真实性和正当性,是我们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必须首先面对的道德事实。

基于CES生产函数的初次收入分配探析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扩大消费、改善民生的前提条件,也将为中国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向消费主导模式转变奠定基础。然而,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是一个普遍现象,企业财富明显向资本倾斜。如果初次分配中造成的分配差距过大,则依靠再分配的调节功能,也难以使社会公平得到有效维护。文章分析了提高劳动报酬占总收入比例的必要性,并利用CES生产函数(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对我国分配现状进行分析,同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问题——以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为视角

文章收集并使用1978年以来有关数据,具体研究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变动状况。按照国际通用的方法,文章对中国劳动报酬数据进行了调整,结果发现,与调整前劳动报酬占GDP份额出现显著下降不同,调整后劳动报酬份额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持了相对稳定,仅仅在最近几年开始出现明显下降。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问题不是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下降,而是这一比例水平长期过低,初次收入分配格局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稳定状态。作者认为,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低是一种不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格局。

我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变迁：一个马克思经济学视角的经验分析

本文借助马克思初次收入分配理论的"地位论"假说,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变化所受到的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发展转型的影响,由此揭示劳动者地位受此影响而变化的机理,进而选择相关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我国改革开放后初次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与劳动者地位的变化高度相关。所以,改变我国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需要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地位的对策措施。

增值税转型和初次收入分配

中国的税收以间接税为主,这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衡量税制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文利用2004年东北地区部分行业的增值税转型试点,衡量了增值税转型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利用三重差分方法,发现增值税转型导致劳动份额下降了4%,降幅在政策变化后第二年达到峰值,而且对外资和国有部门的影响尤为显著。企业雇佣人数和工资总额的下降,是增值税转型降低劳动份额的重要渠道。本文建议中国通过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等措施,矫正增值税转型对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利作用。

我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变迁的探讨

初次收入分配的劳动份额通常随经济持续增长呈现一种U型变动的趋势。然而,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劳动份额呈现出一个前期稳定提高,后期逐步下降的倒U型变动趋势。这种趋势表明我国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还处于不平衡的状态,造成我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如此演进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两种转型形成了影响初次收入分配结构的特殊机理。为此,在努力实现我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转型的道路上要立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同时要加强国家调控中的劳动者保护。

我国收入分配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兼论初次分配的消费效应

文章通过计量模型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初次收入分配的消费效应。实证研究显示:国民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结构异质性,其中居民收入对消费增长的带动作用最强,企业部门次之,政府部门收入的消费效应则不显著。从收入分配层次来看,初次收入分配是促进消费扩张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且以财产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强,经营性收入次之,工资性收入最弱。当初次分配获得收入不断增加乃至超过一定门槛后,初次分配的消费效应会有明显提升。

初次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生产力概念的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非常重要,考察初次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可行的切入点。在税收收入占比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意味着资本收入占比的上升。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缩小了消费市场规模而抑制技术进步(消费效应),资本收入占比的提高使得企业技术投资面临更少的融资约束而促进技术进步(融资效应),初次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之间可能呈现出无关、线性或者倒U型关系,其具体关系要视消费效应和融资效应的相对强弱而定。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初次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倒U型关系,存在一个最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意味着当前需要同时保护劳动和资本的权利。

收入分配政策的新理念: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

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历史演进出发,分析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新形势下我国实现初次分配公平的具体建议:树立全方位改善民生的观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建立规范、公平、合作的劳资关系;正确理清注重公平与效率优先的关系。

初次收入分配的“地位论”和“贡献论”的演进及启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初次收入分配呈现出一个劳动份额不断缩小的趋势,而且时至今日也没有出现扭转的迹象,这不仅有碍社会和谐,而且也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分析初次收入分配的各要素收入的依据和份额,是经济学长期关注的课题,亚当·斯密最早就该问题提出"地位论"和"要素论"两种观点,这成为后来经济学研究初次收入分配或要素收入分配的逻辑起点,由此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初次收入分配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收入分配理论以及在当代出现的新特点,这可以成为我们分析初次收入分配的重要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进而还可以以此解读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初次收入分配变迁的原因以及寻求我国目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出路。

旅游国民收入及其初次分配格局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2004年湖南旅游业国民收入及其初次分配主体格局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旅游业为湖南省当年直接贡献了3.06%的国民收入,旅游产业附加值率为0.4536,处于全社会中等水平;旅游业资本利润率高于为其提供中间产品行业的资本利润率。政府、企业和从业者在旅游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6%∶68%∶16%。与国内外经验水平相比,湖南旅游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出现了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企业收入比重过大,劳动报酬偏低,旅游业发展中的主要获益者是资本所有者而非旅游从业者,政府从旅游业发展中获得了外部效应。文章对其不利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指出旅游对目的地较高工业化水平的客观依赖性所决定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是导致湖南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源,但是,对于经济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旅游发展也有助于加速其工业化进程。

中国经济剩余价值率的估算:1995～2009——兼论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剩余价值率不仅反映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且也反映了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与劳动报酬的初次分配状况。运用价值形态和价格形态两种计算方法,来考察中国经济1995~2009年的剩余价值率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根据这两种方法计算的剩余价值率都表现出明显的持续提高的态势,而造成剩余价值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是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超过实际工资的提高速度。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的相对下降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而通过延长工作日方式提高剩余价值率则是不可取的。

最低工资法、集体协议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

在中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逐年下降已经成为典型化事实,比较流行和直观的解释是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从而压低了劳动者的工资,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忽视了制约劳动力市场的最低工资法和集体协议力量等制度因素。本文基于对辽宁省部分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企业缺少最低工资法和集体协议等劳资关系的协调机制是导致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为此,本文对实施最低工资法和集体协议制度可能产生的就业效应和分配效应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