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辩护方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了辩护方在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时应当提供相关的线索和材料,但是对于提供相关线索和材料应该达到怎样的标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证明标准过高,非法证据排除启动困难,或是证明标准过低,非法证据排除滥用的情况出现。因此,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辩护方提供线索和材料行为的性质进行定性,并结合国内外的相关规定来明确其所应达到的标准,以更好地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

中国非法供述排除中的被告人责任

中国当前审判程序中的非法供述排除,被告人不是享有权利,而是承担对供述非法的初步证明责任。从理论上看,被告人无法也无力承担这种证明责任;从当前不多的实例看,被告人的责任有可能异化为对供述合法的证明责任,从而导致排除程序启动的困难与非法供述排除的不畅。中国应当把被告人在非法供述中的责任限制为主张责任,同时设定诬告陷害或藐视法庭等作为滥用主张责任的惩罚。

医疗事故举证责任分配探讨——以《侵权责任法(草案)》医疗损害举证责任为视角

研究了医疗事故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渊源和价值,并对《侵权责任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中医疗事故举证责任进行分析,指出《草案》中的过错推定是证据规则,并认为《草案》首次提出了患方要承担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明责任,以及过度医疗的举证责任。

推定、倒置抑或第三条道路——环境污染侵权中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研究

在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是一个核心问题。对于该问题,学界存在因果关系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两种意见。从文义上看,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对于该问题确立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是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无法兼容被侵权人的初步证明责任,对污染者过于严苛。因此有必要在解释上认为被侵权人的初步证明责任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前置条件,以缓解污染者过于不利的地位。而这一解释,既符合学界的共识,也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主流,同时也体现了立法者的观点。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之新规判解——以“中国垃圾焚烧致病第一案”的检视为中心

同高度盖然性说、疫学因果关系说等的举证责任正置思维不同,《环境侵权解释》不仅确认了以举证责任倒置为基础的因果关系反向推定规则,还规定了原告关于排污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初步证明责任。针对关联性的证明,原告可从时间先后的关联性、空间距离的关联性、环境接触的关联性、致害物质的关联性、生态作用的关联性、疫学原理的关联性和概率统计的关联性等方面入手。运用这一原理对中国垃圾焚烧致病第一案进行检视,发现该案原告实际上已完成关于关联性的初步证明责任,而被告却未能完成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最终证明责任,理应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判原告胜诉。

规范和理论的缺失与发展 关于行政诉讼原告举证责任的几个问题

关于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问题，历来是有争论的。有的争论是理论层面的。有的争论是为了解决行政诉讼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32条对举证责任问题是这样规定的：“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该条规定经常被一些学者在论证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时所引用。之所以争论一直在延续，

农居房交易中未成年人共有权益的保护与赔偿

农居房交易由于房屋来源、占有、过户等方面的特殊性,导致未成年人利益受损极易成为出卖人一方毁约的"借口",引发诚信危机。要妥善平衡涉未成年人农居房交易案件中未成年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之间的冲突,必须解决不同诉讼主体和诉讼请求下买卖合同效力、非为未成年子女利益处分行为的性质、后续损害赔偿标准等法律适用难题。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为弥合涉未成年人财产处分方面的法律漏洞,需适当引入表见代理理论为认可父母代为处分行为的外部效力提供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子女后续赔偿诉讼成立的依据和标准。鉴于我国民法有关未成年人财产处分的规定存在疏漏,通过修法以事先预设的利益隔断机制取代事后的利益权衡和救济,更能避免裁判标准的分歧和偏颇,确立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