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震亨的初盛唐诗论

明人胡震亨编纂的《唐音统签》共1 033卷,是第一部完整收录有唐一代诗歌的唐诗总集。其中《唐音癸签》独立成卷,是胡震亨唐诗观的综合体现。胡震亨的初盛唐诗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全面宗唐的诗学观念;以"复古反正"之功赞陈子昂;以"本无优劣"评李、杜;以"风骨"论盛唐边塞诗。

唐长安城宏观布局与初盛唐诗歌

唐长安城所蕴涵的建筑文化思想表现出长安文化兼容并蓄、求实创新的文化气度 ,代表着初盛唐时代的审美理想 ,对初盛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初盛唐诗人笔下的关中景观是积淀深厚的社会之美 ,是蕴藉丰厚的文化意象。唐长安城的文化地理背景及其由宫城而皇城、外郭城 ,自上而下逐层推移的立体布局 ,赋予初盛唐诗歌高蹈雍容的气度 ,博大宽广的胸襟。长安城层层递进循环往复的方形平面建筑模式营造出刚劲稳健、明净朗练的美感氛围 ;整齐反复的节奏韵律又传递着强烈的秩序感、归属感与崇高感。大唐诗人的骄傲与激情 ,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意志、审美理想 。

论《初盛唐诗纪》的唐诗体观

《初盛唐诗纪》是明人汇编的一部唐诗总集,其不仅有着重要的文献传承意义,且有独特的唐诗学理论价值。《初盛唐诗纪》通过对乐府诗的处理及五言古律的区分,呈现出唐人"乐章"不属诗歌、界别五言古律遵循"严古宽律"标准的纯雅唐诗体观念。其此种认识,对明代以后唐诗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初盛唐诗歌中战争战役的空间分布及焦点区域转移

初盛唐（618—765）诗歌中的战争战役在空间分布上总体呈现出以下四个基本特征：（一）内地面积小于边地，内战数量多于外战。（二）外战北方多于南方，西方多于东方。（三）内战北方多于南方，西方与东方相当。（四）重视边疆及内地战略枢纽地区。初盛唐诗歌中战争战役焦点区域的转移与权力中心的变迁基本相应．也大致经历了关中本位——京洛轴心——地方分立的转变。高祖、太宗及高宗前期诗歌中战争战役焦点区域为关中及拱卫关中的北疆与西域：高宗后期、武周、中宗、睿宗及玄宗时期诗歌中战争战役焦点区域在关中及拱卫关中的北疆与西域外，又增加了晋洛及拱卫关东的东北：肃宗时期与代宗初期诗歌中战争战役焦点区域扩散分布各地，内地关中、晋洛、江南、江淮、冀鲁等成为战争多发地，而之前边地北疆、西域、东北等战争多发地则少有涉及。

试论唐诗的青年文化特点

初盛唐朝气蓬勃的诗篇展现了一种年轻的文化形态,构成了"盛唐之音"的主旋律,表现为帝王将相的"豪气"、初唐青年士子的"意气"、盛唐山水诗人的"逸情"、盛唐边塞诗人的"侠气"、诗仙李白的"傲气"、诗圣杜甫的"大气"。

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

关于唐代文化和风俗的“胡化”，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做了许多具体例证的搜寻工作，但没有分析这些“胡化”的迹象在总体文化中所占的比例大小和层次的深浅，从而给人造成了唐代社会在开元前后普遍“胡化”的笼统印象。本文通过初盛唐诗歌对唐前期风俗“胡化”的反映，指出唐前期文明的主导倾向仍是华化。初盛唐诗中可资说明“胡化”影响的例证很少，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游乐、乐舞等外来影响仅限于宫廷，而宫室、服饰、饮食、绘画方面吸收西域文明也仅是个别现象，不能说明整体的“胡化”；其次是由于衣食住行、宗教、艺术等属于文化的表层，传统道德、思想方式、民族精神等属于文化的深层。唐前期政府具有以中华礼教改造入唐胡人的明确意识，并辅之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从而形成唐前期文明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坚持以华化为主的基本倾向。因此士阶层作为掌握思想文化的中坚力量，在其诗歌中表现的也主要是对汉文化“涵育无垠”的自豪感，而不是对“胡化”的欣赏或忧虑。研究这一课题，对于当前处理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仍有借鉴意义。

论杜甫诗学思考的遣兴性质及其特点

杜甫有大量内容丰富以"遣兴"为题的作品,突出体现了杜甫突破初盛唐较多吟咏山水林泉之"兴",将之扩展到日常生活中一切引发他创作的诗兴。"遣兴"诗题强调了创作对诗人情绪的排遣作用,杜甫在穷愁的漂泊生活中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创作活动对他的意义,他的诗学思考及以诗论诗的形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并成为他"诗兴"的一种。以论诗来遣兴促使杜甫准确认识历代诗人的诗风特点和价值,成为诗歌史上的不刊之论。同时,杜甫又在缘情体物的创作中不断地砥砺诗艺,特别关注艺术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他的诗学思考正因此与史书的文学传论、诗人的集序这类形式有较为明显的不同。

李贺诗歌中的时空意识和神话色彩

李贺诗歌中的时空意识和神话色彩杨准李贺在多姿多彩的中唐诗坛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１］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至今仍为人吟诵不绝的名篇佳作。李贺诗歌的艺术魅力在很大程度上得自其诡丽的神话色彩。李贺诗歌以新奇险怪著称，对此历代...

大历十才子诗歌的艺术特征

“大历十才子”是唐代中叶(唐代宗大历、建中直至贞元前期,亦即文学史上所称的“中唐”前期)一个诗派的总称,包括钱起、韩翃、卢纶、李端、耿(氵韦)、司空曙、崔峒、吉中孚、苗发、夏侯审等十位诗人。①他们的诗歌较少反映社会现实,大都抒写个人生活的种种感受,缺少思想深度,艺术上也不及初盛唐诗歌,但却能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的特色。清人吴乔曰:“初盛大雅之音,固为可贵,如康庄大道,无奈被李、杜诸公塞满,无处下足,大历人不得不凿山开道,开成人抑又甚焉。②精当地指出大历时的诗歌具有与初盛唐诗不同的艺术风貌。十才子诗歌的艺术特征,主要有三点:一,他们抒写感情,不象盛唐诗人那样,着重总体感受的抒发。

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

长久以来， 人们在论述初盛唐诗歌艺术发展时， 多注意到南北文化冲突、融合对盛唐诗歌艺术精神之影响， 且认为盛唐诗歌正是兼采南北诗风之长融汇而成的。这些看法大致不差， 但似未见有人对此论题作进一步的探究， 故结论虽失之简略肤浅却沿用至今。为此， 本文拟从地域文化与诗歌艺术精神之关系入手， 对南北朝后期至盛唐各地域文化碰撞、交汇、融合的线索进行梳理， 试图较细致、深入地揭示地域文化之整合对初盛唐诗歌嬗变之影响，

简论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说

王瑶在《中国文学批评与总集》一文指出:我们研究文学批评不应仅以“诗文评”类的著作为据,还应该研究对读者和作者有极大影响的文学选本。这个意见对明代诗论的研究特别有效。原因是明代刊刻诗选的风气极盛,而明代诗论又以指导写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流行的选本既赢得批评家的关注,也深入一般文学读者群,因为恰当的选本为各种写诗主张提供了所需的范例,批评家在发表意见时就有所根据,而读者也易于遵循。再者,明代几个重要唐诗选本的编选宗旨、规模和架构又刺激了明代诗论的发展,研究明代诗论如果忽略了诗选的作用和影响。

盛唐清乐的衰落和古乐府诗的兴盛

在中国文学史上,凡是出现一种新的乐府民歌,就必定有文人起而模仿,随即出现拟乐府诗的兴盛局面。从汉乐府到建安文人诗,从南朝乐府民歌到齐梁诗,莫不如此。但是这一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在初盛唐诗坛上却没有重演。隋唐之交燕乐兴起,至开、天年间大盛。而早在隋代便已产生的曲子词,却一直到中唐才有文人模仿,至晚唐五代始进入文人词的盛期。也就是说,从民间词的产生到文人词的出现,竟有一百四十年以上的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