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就业”:青年初职获得时间及教育的影响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年数据,结合青年初职获得时间,对“慢就业”现象及教育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将“慢就业”和“尼特族”视为青年完成最高学历教育后的分化表现。研究发现:在完成最高学历教育的青年中,“慢就业”者所占比例为27.47%,从未就业的“尼特族”比例为6.42%,目前无业的“尼特族”比例为14.93%。平均稳定初职获得时间为2.63年(标准差3.65年)。教育对青年初职获得时间具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的青年不仅更快获得稳定初职,初职获得时间的同教育层次群体内差异也更小。完成了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青年的初职获得平均时间分别为3.99年(标准差4.30年)、2.25年(标准差3.01年)和1.04年(标准差2.04年)。近年来出现的“慢就业”现象更可能是不断增加的高等教育获得者对较低层次教育获得者的职场挤出结果。要更充分理解青年的“慢就业”现象,应将视野扩展为不同学历层次教育青年,而不只是聚焦于高校毕业生群体。

高校毕业生的初职获得:高等教育大众化前后的比较研究

该研究利用1992-2011年间的611个样本数据,从通用职业地位和体制性职业地位两个方面,比较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前后高校毕业生初职地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高校毕业生的初职获得呈现开放性与封闭性同时增长的趋势,与大众化之前相比,自致性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初职地位的影响明显上升,但家庭背景的影响却经历了从不显著到显著的变化,而大学前居住地类型和父亲工作单位类型是家庭地位传承的重要路径。

大学学习经历对毕业生初职获得的影响

利用中部两省的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大学学习经历对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影响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过程的两大因素中,个人的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大于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并且先赋性因素主要以直接影响方式发挥作用;在影响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的先赋性因素中,家庭经济背景发挥着最主要的直接影响作用;学习经历在大学毕业生的初职获得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绩效性作用。总体而言,社会融入的绩效性比学术融入更明显。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资本与农村青年的初职获得——基于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农村青年的初职获得不仅关系自身的职业生涯发展,还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从初职收入、初职层次和初职稳定性这三个维度来衡量农村青年的初职获得,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使用的社会资本,考察这两类社会资本对农村青年初职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人力资本等变量时,拥有的社会资本对初职收入和初职层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使用的社会资本对初职收入和初职稳定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初职层次具有一定的负向作用。在拥有的社会资本影响农村青年初职收入、初职层次和初职稳定性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均产生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要加强对农村青年的就业培训和指导,提升农村青年的人力资本;构建就业服务平台,弥补农村青年在初职获得过程中社会资本存量低、同质性强的弱势。

父辈住房差异如何影响青年初职获得?——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青年就业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分析表明,父辈住房差异对青年初职获得的影响越来越不容忽视。相比农村自有住房,父辈拥有城镇商品住房会显著提升子代的初职获得;父辈住房资产越高(以住房资产划分的住房阶层越高),子代的初职地位越高;以教育为代表的自致因素不但直接影响着子代的初职获得,而且能够改善父辈住房劣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住房差异不只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也可以独立于劳动力市场而作用于不同人群的利益分化。在青年就业形势相对严峻的背景下,以完善城市住房制度来促进青年就业,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视角。

家庭背景在初职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及变迁

初职地位获得是社会分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通过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展示了文革后三个时期城镇家庭背景对子女初职获得的影响及变迁。研究发现,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相同的教育资质下,职业地位的获得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在文革以后,非体力阶层家庭后代的优势表现为"跳级"和"保底"效应。其成因是什么我们进行了分析。

参军对个体初职地位获得的影响分析——基于CGSS2003的研究

参军作为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对个体的人生轨迹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本研究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参军群体与未参军群体、参军群体内部在初职地位获得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参军对于个体初职地位的获得有显著影响,参军经历的有无、参军经历的差别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到个体初职地位的获得,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或者改变其他因素,发挥一定的作用。此外,初职地位的获得还受到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家庭经济地位因素的制约。

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对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采用同期群视角实证考察了教育扩张对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结果发现,没有充足证据表明教育扩张有助于打破教育代际传递。因为当把教育扩张、家庭背景、教育和初职社经地位置于同一个框架下分析时,一方面,教育扩张没有降低教育的社经地位回报,教育的社经地位回报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教育扩张没有显著改善教育机会不均等,父母教育水平等家庭背景越好,子女教育水平越高,从而形成了教育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香港回归与内地移民初职地位获得——基于内地移民教育获得地的实证研究

自1997年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陆续出台了多项有关内地移民的社会政策。我们利用香港2011年的“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数据,通过区分香港本地出生的市民、在香港接受最高教育的内地移民和在内地接受最高教育的内地移民,将研究聚焦于教育获得地对个人职业地位的影响上。研究发现,教育获得地差异更能说明内地移民和香港本地出生市民间初职地位获得差异及其变化特征;相比于回归之前的入职世代,在回归之后的入职世代中,虽然内地受教育者与香港受教育者之间的初职职业地位差距并没有缩小,但是前者所遭受的结构歧视减弱了;对接受内地高等教育者来说,同接受香港高等教育者之间的初职职业地位差距回报已基本消失。而在回归之后的入职世代中,两者初职地位获得差距主要是与内地受教育者的低教育水平有关。我们认为,特区政府应为这些低教育水平的内地移民提供更多的本地教育机会和营造一个更公正的劳动力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