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删除权与欧盟被遗忘权的比较分析

本论文旨在比较分析中国的删除权和欧盟的被遗忘权。首先,论文定义了两个概念,并回顾了它们的发展历程。接着,通过对中国和欧盟相关法律与政策的深入分析,探讨了两种权利的范围、应用及法律保护机制的差异。本文还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这两种权利在实际应用中的具体情况。此外,文章还讨论了这两种权利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以及被遗忘权对我国删除权的启示,并提出了对我国被遗忘权相关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个人信息删除权行使规则研究

网络时代,个人信息日益成为商业竞争中的关键资产和必要条件。互联网能够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但同时也存在侵害个人信息和个人尊严的危险。互联网储存的个人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如果不能进行及时删除,可能会将人带入“数字监狱”的危险境地。我国现行法律已经对删除权的行使规则作出了规定,但没有明确个人行使删除权的具体条件。作为删除权有力支撑的信息自决权理论表明,必须合理尊重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据此,以删除权的立法目的为主线,分析了我国现行立法现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构建

在开放数据中请求删除涉及本人的信息,是一项重要的个人权益保护机制。通过对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多元价值、风险及现存法律规定局限性的分析,提出在当下我国公共服务水平及大数据技术持续发展大背景下构建个人信息删除权之正当性与现实必要性。对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进行的内容设计主要包括权利与义务主体、权利行使与限制及侵权损害。在权利主体为自然人的基础上应进行适度扩张及构建政府部门与第三方处理机构的双义务主体模式,构建专门数据审查机关及审查标准,以传统经济财产损害及赔偿为基础、以放宽精神损害认定标准为突破,将“风险性损害”纳入现有侵权损害应对体系,实现对删除权的有效救济。

数字传播中个人信息删除权法律适用规则构造

“删除权”(right to delete;right to be forgotten)指在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情形下,信息主体可以请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相关个人信息的权利。“删除权”在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均有所规定,其行使对于保障数字时代个人信息的完整性与自决性至关重要。然而,我国现有删除权法律规定更多是一种昭示性和象征性阐述,具体适用规则不尽清晰,给后续司法裁判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本文将基于国内外典型司法判例和“删除权”法律文本,对其法律适用中的权利义务主体、行使方式、限制因素等规则予以明确和构造,以期为未来我国“删除权”的立法细则和实践落地提供参考依据。

区块链技术应用下个人信息删除权适用挑战与应对

[研究目的]为协调区块链的技术特征与个人信息删除权行使可能产生的矛盾,探求区块链技术、应用实践、法律主体与删除权的融合治理之路,提出区块链场景下保障个人信息删除权行使的具体举措。[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比较研究,考量区块链技术理念层面、实践层面、法律主体层面与删除权行使如何协同,从而实现区块链技术与删除权的共生共长。[研究结论]法律解释层面:合理法律解释推动区块链技术应用与删除权相适应;技术层面:寻求删除权“可替代”方案和链上链外双重保障机制;主体层面:区分区块链的用途和类型来确定区块链上个人信息控制者。

论个人信息删除权:特性、困境及完善路径——以新冠疫情防控为视角

个人信息删除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享有的重要权利.个人信息删除权兼具公私法属性.从新冠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以及我国在疫情防控期间出台的相关规范性文件可知,当前的社会状态实质上可以等同于紧急状态.在此社会背景下,将个人信息删除权认定为公法上的权利能够有效发挥防御权、客观法功能,进而通过公权力的保护义务保障个人信息权益.在这种逻辑路径下,通过设立“个人请求-公权力机关通知”的模式,利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公开个人信息处理标准,完善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制度设计,解决实践中存在的新冠病毒感染者行权成本高、个人信息处理者义务履行难的问题.

档案开放与个人信息删除权冲突的内在机理及其纾解策略

2022年8月,《国家档案馆档案开放办法》(以下简称《档案开放办法》)正式施行,旨在进一步规范档案信息的利用管理。与此同时,数字网络时代下信息侵权行为频发,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热议话题。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个人信息删除权(以下简称“删除权”),在法律规定情形出现时,信息主体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删除过时的、非必要的或保存期限届满的个人信息。

数据合规视野下个人信息删除权研究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信息安全风险,而删除权使得个人信息自决权回归,但由于删除标准模糊、删除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以及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利益失衡等问题,致使个人信息删除权面临一定的挑战。当数据来源于个人,个人信息具有人格属性,此时的个人数据往往指向个人信息保护,在信息处理层面便指向了数据合规。个人信息不仅附着信息主体的个人利益,还承载着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信息处理者的数据利益。为推动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完善发展,应明晰个人信息删除的标准、平衡删除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并处理好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

论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删除权

在网络空间中,个人信息的广泛传播给信息主体带来了许多困扰。《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引入了个人信息删除权,为解决数字技术飞速发展语境下“数字记忆的默认性”与“个人信息的私密性”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司法参照。公众人物在社会上具有知名度,必须牺牲一定的个人信息权益,至少将其生活的一部分暴露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然而,公众人物也是社会中的一般自然人,他们也应当享有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即使是公众人物,也不应当完全被曝光在公众视野中。结合欧盟被遗忘权的理论探讨及具体适用案例,通过研究公众人物个人信息删除权与其他权利的矛盾及制约关系,得出界定公众人物个人信息删除权应遵循公共利益优先、相称性、相关性和时限性等基本原则。

论我国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双重限制模式

在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的利益衡平中,信息主体的删除权存在限制不足的问题。当删除权的行使与公众知情权、言论自由等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或与信息处理者的利益损失显著失衡时,我国删除权的限制规则存在规范供给不足的问题。我国删除权的限制规则采双重限制模式,其中删除权的形成限制以比例原则为指引,删除权的行使限制以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为指引。通过借鉴GDPR和BDSG中的删除权限制规则,运用解释和类推适用的方法对我国删除权的限制规则进行完善。

论消费者数据删除权的倾斜保护

消费者数据删除权是消费者享有的请求经营者删除其个人数据的权利,意在保障消费者的信息自决以及人格尊严。在私法自治性保护模式下,消费者数据删除权保护存在着激励缺位与激励不足的问题,难以有效激励经营者模范履行数据删除权义务以及消费者积极行使数据删除权利。而倾斜保护模式能够有效克服私法保护模式的不足,既能够矫正经营者和消费者风险—收益分配的失衡,又能够契合促进删除行为的成本收益考量。倾斜保护消费者数据删除权,分别从三个维度共同构建:一是从信息获取维度,强化经营者的数据处理信息披露义务;二是从权利主体维度,丰富消费者数据删除权实现的方式;三是从责任配置维度,增加违反数据删除义务的法定成本。

论人脸信息删除权

人脸信息的收集有面向公众的收集和面向个体的收集,但人脸信息收集的“告知–知情–同意”模式有其固有缺陷,信息主体缺乏对重要情事的知悉,也缺乏表意自由,删除权的规定可以对其进行补正,以真正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处理人脸信息欠缺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时,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履行其删除义务,对于面向个人的收集,应当在人脸识别系统中嵌入自动删除设计或设计可让信息主体自行删除的选项,人脸信息的删除应当和收集一样容易。对于面向公众收集的人脸信息,在比对完成目的实现之后应当立即删除,但也可基于社会管理需要留存一定期限,在期限过后无其他事由的,应当立即删除。通过诉讼方式行使人脸信息删除权有前置条件,即已经向人脸信息处理者提出过删除申请。对于人脸信息,其删除的方式首先应当是物理删除,逻辑删除不应成为与物理删除的并列选项。

我国删除权与欧盟被遗忘权的比较分析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规定了信息主体的删除权,为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规范化提供了法律指引。删除权作为个人信息权项下的一项权利,具有人格利益的属性,删除权的适用应当符合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本文对我国删除权与欧盟被遗忘权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删除权和被遗忘权是两种不同的权利,被遗忘权在维护人格尊严上具有独特价值。在删除权的进一步完善过程中,可以适当引入被遗忘权,构建被遗忘权本土化的适用规则,推动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同时促进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个人信息删除权之限制

个人信息删除权是个人信息主体所具有的一项重要权利,是信息主体基于自身意志决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具体表现方式,同时也为信息处理者确保信息主体享有其个人信息决定权提供立法保障。纵观我国民事立法对该项权利具有明确规定。在《网络安全法》中首次对个人信息删除权进行明确,并在《民法典》第1037条中加以明确细化。但上述规定都过于笼统。2021年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第47条对个人信息删除权有所细化,个人信息的保护程度有所提升。然而在实践中,却存在个人信息删除权滥用的情形,目前立法对哪些情形不能行使个人信息删除权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不对权利的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会突破权利的边界。本文通过比较法上的对比分析,分析论证当哪些情形发生时,应当对个人信息删除权的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确保该项权利得以适当行使。

论个人信息删除权与被遗忘权的区别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个人信息的泄露、被黑客攻击、滥用等风险对个人和社会都构成潜在威胁。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第47条规定了删除权,这一规定有效的保护了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加强了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控制。但删除权与被遗忘权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删除权与被遗忘权的发展历程,进而分辨两者之间存在的区别。

信息化时代的公开权和删除权关系研究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民事主体对其人格标识的利用方式主要是在互联网平台发布并传播相关信息从而获取利益。但是在自然人发现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请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其个人信息。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公开权和删除权制度与个人隐私密切相关;行使方式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公开权和删除权的行使都离不开互联网;内容上,两者都有着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文章对两个联系如此紧密且先后纳入我国法律体系的制度进行分析,探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我国实践中公开权和删除权之间的相互联系。

《电子商务法》中删除权的法经济学分析

如今的社会因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而进步,但互联网浪潮带来的不仅是快速增长的行业红利,也将公民的个人信息置于了一个易于获取的地位.作为与现代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环,网络交易过程中买方必然需要付出相应的信息,如果将如何保护网络个人信息安全分为事前保护与事后保护,那么作为事后保护的删除权,在现实中受到的关注则远低于事前保护.删除权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是否具有并能顺利地实施删除权,决定了个人对自身个人信息处分权利的完整程度,是目的限制原则与合法原则的结合体现.如今国内外对于删除权的立法与实践均进行了不少的讨论,以电商为主要关注领域,从域外立法、消费者行为逻辑、经营者行为逻辑这三个不同的视角切入,可以对2019年《电子商务法》中删除权的设置逻辑进行探讨,进而引申到2021年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删除权基于《民法典》规定的进一步完善.

论个人信息删除权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在民法典第1037条规定的基础上,对个人信息的删除权作出了细化规定。个人信息删除权在性质上属于个人信息的一项权能,且是人格权请求权的具体体现,该项权利的行使必须满足法律规定和约定的条件。删除权虽然可以适用于搜索引擎,但应当区分不同情形作出必要限制。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定的删除权虽然适用范围较为宽泛,但仍然不能等同于域外法中的被遗忘权。在信息主体通过行使删除权保护其个人信息时,既可通过请求和诉讼的方式直接行使该项权利,也可以在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删除时,依法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删除权

删除权是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一项重要权利,该权利是个人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享有决定权的具体体现,也是对目的限制原则与合法原则的贯彻落实。在我国法已经对删除权、网络侵权责任中通知删除规则以及对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无需规定被遗忘权。删除权不同于自然人撤回同意以及网络侵权责任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删除权的权利主体是个人,义务主体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规定的情形时,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也有权请求处理者删除。如果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保存期限尚未届满或者删除个人信息从技术上难以实现的,个人不得行使删除权,但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停止除储存和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以外的处理活动。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删除权的请求,个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实现对删除权的司法保护。

论档案真实性的维护——基于欧盟GDPR“删除权”的分析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十七条'删除权'严格限制个人数据的处理,其对原始记录的影响与档案真实性的维护息息相关。文章着重对删除权的具体内容和相关案例进行分析,探讨个人在公共空间的信息记录删除范围和社交媒体归档管理办法,在此基础上提出档案工作者应分级处理基础层、中间层、应用层数据,科学划分公域空间和私域空间,完整地保存以政府为核心、以维持社会基本运转为目标的社会记忆,培养负责任的公民社会,共同构建互信友好的信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