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重塑——兼论司法解释判例化趋向

我国司法解释在统一法律适用,完善法律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司法解释体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存在诸多弊端,需要重塑体制,予以改革完善。判例的引入是改革司法解释体制的良好契机。应建立抽象性司法解释与判例司法解释并存的司法解释机制。具体从单一司法解释主体、确定抽象性司法解释的范围、废除案件请示制度、建立配套的三审终审制以及判例司法解释制度和司法解释监督等方面构建我国新的司法解释模式。

行政判例制作中的法律解释

行政判例的法律解释是法院包括法官在制作行政判例时就需要明确的法律问题所作的说明,以期对后来的案件予以约束指导的活动。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性,保证法制改革的有序进行,创制行政判例的主体应该只限于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解释最终归宿点应该以判例这样的载体出现。行政判例制作中除一般法律解释方法的应用外,还有构成性、合法性、合理性、利益衡量等具有行政法特点的法律解释方法。

试析中国法律解释体制下的司法解释制度

作为中国法律解释体制下的一种重要制度 ,尽管司法解释得到逐渐改革和完善 ,但仍然存在一些弊端 ,需要加强立法 ,理顺司法解释与立法解释的关系。司法改革的方向不应以判例法取代司法解释 ,而是要建立司法解释与判例解释相结合的解释体系。

新中国司法解释六十年

司法解释是一种深刻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我国60年法治实践的力量。我国的司法解释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条是规范性的,体现为司法解释体制之演进;另一条是事实性的,体现为司法解释实践之展开。我国的司法解释应当沿着逐步去抽象化并逐步建立判例司法解释基本制度的方向发展。

论判例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确立

判例法与制定法是两种基本的法律渊源，关于这两种法律渊源的利弊比较以及在对我国应如何选择的问题上法学界争论以来已久。笔者在对我国法制现状、历史传统以及国际趋势等方面分析、比较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中国特色的判例法制度。

德国法中的判例

本文系德国著名法学家罗伯特·阿列克西教授与拉尔夫·德莱尔教授就德国判例制度进行的系统介绍,原文收录于尼尔·麦克米克教授与罗伯特·萨默斯教授编写的《解释判例:一个比较研究》^([1])一书。文章分析了判例在德国的含义、判例的约束力、判例的合理性、判例的适用方法以及判例的偏离与推翻机制等重要问题,详尽阐释了判例在法律适用中所扮演的解释功能。本文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推动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论雇佣救助的法律调整——兼论《海商法》第九章的修改

雇佣救助概念的司法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其成为海商法中为数不多的纯粹中国元素的法律术语。雇佣救助受《1989年救助公约》调整,公约起草过程中已经充分评估了适用公约可能产生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加百利"案再审判决亦表达了这一法律见解。应重视公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关系,其第九章的规定只能定位于救助公约的国内化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司法适用和将来的任何修改都需以此为前提。中国现行海难救助制度基本能够满足雇佣救助的规则需求,应慎重考虑基于雇佣救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

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本土化进路——以域外明确性判断标准考察为基础的展开

作为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明确性原则是现代刑法实现人权保障和法益保护的前提和重要保证。域外基于实质的罪刑法定而衍生的明确性原则在合宪性审查机制下有其独特的运作程式与机能,不能直接作为我国刑法罪刑法定明确性的内涵。基于对域外明确性原则的判断标准及其实现刑法明确性路径的考察来思考明确性原则在中国现实语境下的本土化进路:在肯定并完善刑法有权解释的基础上构建以判例模式为范本的刑事司法审判规则指导制度。

论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法学

中国古代的律学是否是法学,一直是个争论已久的话题。本文认为中国古代不仅有律学,也有法学,而且中国古代的律学是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法学。笔者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论述:法理探讨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私法著书较早、内容结构简约;成文法是法律注释的依据,内容涉及面广,方法多种多样;判例研究呈现多样化形态;法学教育以官吏明法为重任,官学与私学相结。

《税法解释与判例评注》稿约

《税法解释与判例评注》由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熊伟教授主编,2010年创始至今,每年出版1卷至2卷,连续滚动出版。截至2019年12月,已出版、编辑12卷,常年公开征稿。欢迎国内外专家不吝赐稿!《税法解释与判例评注》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刊物,也不是纯粹的实务信息汇编,而是连接理论与实务的一个桥梁,是理论界与实务界互动的一个平台。

跨国民间法解释的特殊性初探——以《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5条的解释为例

跨国民间法的解释不同于针对国家意志的国内法解释,也不同于针对条约和国际习惯法的国际法解释,跨国民间法的解释主要依据其规定的解释规则。跨国民间法在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判例解释、社会学解释和嗣后实践解释方法适用上具有特殊性。跨国民间法的解释总体上遵循法律解释的逻辑,可以借鉴但不能依赖国内法的解释技术和规则,有时需要突破传统解释路径。以《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5条解释为例,以期对未来体育法学界关注国际非正式规则解释方法有所启迪,在国际体育仲裁中彰显我国的法律存在和话语权,对跨国民间法的解释研究有所裨益。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方法智慧——关注解释的合法性

独断体解释、问答体解释、注释体解释和判例体解释构成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之四种基本方法,也从中彰显着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方法智慧。独断体解释注重解释主体、解释权力等的“适格”问题,从而为寻求法制统一提供着方法路径;问答体解释则表现着古典中国“上级”对“下级”如何理解法律的教示,它完全不同于现代解释学上的对话机制,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一种“训话”机制。注释体解释关注法律解释中的文法机器运用;判例体解释则使人们大体能够了解古代中国的“判官”们是如何在实施中“发现”法律的。

法国判例制度

判例从来不是法国正式的法律渊源,也没有任何成文法规赋予判例约束力。但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两个独立的法院系统均经常性地创制和使用判例,而且判例在法国司法体系中也实际发挥了填补法律漏洞、解释法律文本乃至创制新的法律原则等作用。立法机关对此种"解释性判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同时也行使着以立法形式最终采纳或推翻判例的权力,最根本的原因是判例的约束力在法国的法律体系中是一个规范性约束力定义的问题,如果判例被视为法律渊源,那它总是跟成文法相结合的,这也是它最终效力的来源。近年来,欧洲大陆合宪性司法审查取得了巨大进展,加之成文法质量欠佳和经济、社会复杂性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法国的法律共同体正在重新思考判例的功能和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