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书充分说理的条件及其应用

判决书充分说理需要两个条件:必要条件,即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的一套概念系统;充分条件,即根据这一套概念系统对判决主文所进行的论证。如果法官可以拿捏到这样的细节层面,就能够落实辩论主义下两造民事主体的自我责任法理,从而夯实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司法实践却表明,法官对法律概念与论证两方面贯彻不力,从而使说理不充分问题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在司法改革的技术层面,不仅有必要对判决书样式做相应调整,更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要求法官运用说理性的法律概念与论证性的演绎思维。

论争议性案件中判决书说理方式的突破、挑战与应对

与以往的判决书相比，“惠阳83号判决书”在结构性说理、沟通性说理、说理方向、判词用语等方面实现了说理方式的突破。但这些说理方式在运用中也面I临着论证随意性、以情理论证代替法律论证、论证的逻辑性不强等挑战。“惠阳83号判决书”在说理方式上存在的这些问题与法官没有坚持正确的方法论立场有关，故在方法论上的应对办法就是坚持正确的法教义学立场。它要求以法律规范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要以法律规范作为证立的依据。不要轻易脱离“文本文义”进行说理，坚持规范基础分析方法。

刑事判决非法证据排除说理的困境与出路

非法证据排除的说理状况是整个判决书说理问题的"缩影",而且被许多人认为是改革进程中"最难啃的骨头"。强化非法证据排除说理,有利于排除虚假的可能性、拓展公开原则的价值、真正遏制刑讯逼供。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说理,有必要厘清证据可采性与客观真实观的碰撞、克服法律规则适用中法律发现的尴尬、解决与业务考评机制等配套制度的冲突。我国应当尽快出台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细化规定和操作指南,突出以审判为中心,完善说理激励机制;优化案例指导制度,减轻法官说理压力;规范法律文件,建构合理的业务考评。

判决书中的法官形象

全面看待法官是公民的权利和公民责任,全面展示法官形象则是法官的本分。于法官或公民而言,全面的法官形象应该在判决书中。在一份全面、充分说理的严格意义的判决书中,法官是法律信用的督察者、法律解释中的立法者、道德与普法教育中的教师、法律服务中的售货员、合议博弈中的商人以及学者。

论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制度

判前说理与判后答疑是地方法院为抑制涉诉信访而进行的创新,其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增加判决的透明度,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促进实体公正等价值应予肯定。从实践情况看,这两项制度还存在不少需完善之处,应从适用范围的扩大,判前说理、判后答疑与判决书说理的协调等方面予以完善。

实质刑法解释合理实现的程序性论证规则

刑法解释是研究中国刑事法治形成的重要题域。以程序与议论为双轨的实质刑法解释论是超越主观主义解释论与客观主义解释论之争的第三条道路,它通过程序与议论、对话与论证在交谈意义的合理性上来实现刑法价值判断的客观性。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刑法解释主体的地位,废除《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取消法官错案追究制,建立判决书说理制度,都是围绕如何构造一个平等、自由、不受强制的议论场域而设计的程序规则,以保障实质刑法解释的合理实现。

社会舆情与刑法运作互动问题研究

随着信息传播的便利,社会舆情可以对刑事裁判的整个过程产生影响。在社会舆情和刑事司法发生冲突的案件中,社会舆情"屡战屡胜",表面上看好似是"公意的胜利",而实质上依然是"正义的胜利"。因为被推翻的刑事判决本身,在法律依据、诉讼程序、定案证据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或错误。为了实现刑事司法的公众认同,维护刑事司法的权威性,刑事司法应当做到三点:坚守刑事司法的正当性;加强判决书说理;增强对社会公意的理解。

案例指导制度的未来与司法治理能力

案例指导制度已在司法实践中运行有时,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只是如何继续推进颇令人踌躇。"国家治理能力"概念的提出,为案例指导制度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即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不应仅限于确立司法政策或解释法律,并由此指导法官同案同判;还应鼓励和引导法官参照指导性案例中的说理模式在疑难案件中进行判决书说理,并总结出相应的裁判要点以形成规则。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法官的司法水平和整体的司法治理能力,实现司法公正,另一方面也可以推进法律的发展。

论“同案不同判”现象的法理逻辑及其因应

“同案不同判”现象引发公众不满,追求“同案同判”似乎成了解决该问题的“灵丹妙药”。然而“同案同判”要求的背后,隐含了这样的预设:每一个案件都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法官应该而且能够找到这个唯一正确的答案。但实际上,无论是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法律的适用,都是法官解释的结果,判决结果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不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同案不同判”具有合理性,与其他案件相比,任何一个案件都必定同时包含着“同判”与“不同判”,区别仅在程度上。事实上,公众不满的并不是“不同判”,而是判决无法令人信服,原因在于判决书没有充分说理,法院真正要做的,是用充分的说理来赢得公众对“不同判”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