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判决意见规则视阈下的人大释法制度--从香港“庄丰源案”谈起

香港法院借用普通法上的判决意见规则,在"庄丰源案"以及"外佣居港权案"中确立了一项限定人大释法之效力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制度。判决意见规则有着深厚的普通法理论基础,且作为香港原有法律传统的一部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承认和保留;同时,判决意见规则也在司法实践中凸显了作为立法解释的人大释法制度的固有困境。香港法院借用普通法上的判决意见规则处理人大释法并没有减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而是揭示了进一步完善人大释法制度的路径,即个案分析和有限解释。

判决不同意见书的法律价值与制度建构——司法公开与裁判文书的创新

判决书中公开写明少数法官所持见解的结果与理由,符合民主的要求,让公众追踪法院评议过程并参与事后讨论,使“司法参与”成为可能,从而控制未来的司法活动,避免法院不当判决。判决不同意见书的制度规则应确立不同意见书的提出是法官的权利而非义务,并控制提出不同意见书的法官范围与事务范围,包括:不同意见一般应附具理由,禁止对法官做人身攻击,不得以批判多数意见为目的,应考虑提出的必要性,不同意见的提出时间应尽快与合理等。

论美国联邦上诉审程序新近改革

二战以来,大量案件对美国传统的联邦上诉审程序形成了严峻的考验,联邦司法系统为此采取了诸多措施以增强上诉审程序的运作效率,提高其案件处理能力。在上诉审程序本身的运作上,口头辩论的适用范围和实践都受到严格限制;判决意见书是否公布需要根据具体案情来决定,且其公布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审判组织的构成方式也逐渐多元化,其他上诉法院的法官可以参与组成合议庭,而该上诉法院的全体法官也可能同时参与案件的审理。在上诉案件的管理机制上,大量公务律师被聘请来负责审判过程中的事务性工作以使上诉法官可以腾出精力专注于案件审判,同时,上诉法官被要求负责案件流转的全程,降低甚至消除因为上诉程序本身所造成的案件拖延。

英国一项采购人取消成交结果案例的分析及启示

本文详细分析了英国惠廷顿医院公共采购案的采购项目前期情况、项目进展以及项目取消后的中标供应商起诉和法院的判决意见,并通过对照英国案例的判例和我国案例的判决指出,目前,相较于欧盟公共采购的法律环境,我国采购人面临着更为严格的约束,采购人作出放弃采购决定时,应持尤为审慎的态度。

“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初步反对意见判决的问题、技巧与影响

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分庭关于"毛里求斯与马尔代夫海洋划界案"初步反对意见判决至少存在4个值得讨论的国际法问题:特别分庭是否偏离了国际判例法关于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混合争端案件的处理方式;特别分庭是否准确分析了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的法律效果;当事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第1—2款和第83条第1—2款承担的解决划界争端的谈判义务,与其依据该公约第283条承担的交换意见义务,是否为同一义务;特别分庭是否准确适用了国际判例法关于国际争端的判断标准。为了确立对该案的管辖权,特别分庭运用了转交、区分、回避等多种司法技巧。该案判决可能引发更多涉及查戈斯群岛的国际争端,也可能导致更多国际争端被提交给国际法院寻求咨询意见。

“一个鼻孔出气”的司法体制之争——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西北大学讲演评述

美国最高法院在判例中一直习惯在公布作为结局的所谓多数判决意见的同时,附带公布有关并存意见和不同意见。但是现任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提出挑战这个传统,认为最高法院给出的判决意见应该"明快而清晰"。按照这种思路,判决书中只应给出体现为"意见一致"的判决意见,而不应呈现大法官们的意见分歧,后者只在法官内部的讨论中保留。这个倡议一旦付诸实施,势必意味着一场重大的判决范式革新,因此在美国法律界激起汹涌的讨论。其背后涉及到相当复杂的观念分歧:包括最高法院关于现行法律及未来可能发展的显示方式,最高法院的角色定位等观念分歧问题。罗伯茨的思想可以归结为出自一种"谨慎地运用司法权力"的立场。

思想实验:以虚拟穷尽现实

“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就集中到了那些只有‘人'才能完成的工作,特别是只有‘你'才能完成的工作。”《洞穴公案》以一个虚构的案例,直击中国法律的价值命门——14份各执一词的判决意见,复活了历史另类的百家争鸣,呈现出一部中国法律思想史。“杀人者,死。”这是一条最为古老的法律。可若是加人“人伦”这一要素,那将使得明晰的律法陷入复杂而多变的境地。“杀人救父,义无反顾,触法而死,死而无憾。”大饥荒逃难又遇大雪封道,由此引发的离奇案件引发了全国性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