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判决的附带后果:问题与回应

犯罪人被定罪后,会在刑罚执行期限届满前后的一定时间内依法承受刑罚之外的许多附带后果,但是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公安司法机关与辩护律师对此一般持忽视的态度,而且许多附带后果设置不甚合理。这可能使有罪判决的附带后果异化为隐性制裁,削弱程序正义,加大犯罪人融入社会的难度。为此,我国应当在立法与司法的层面上对这个问题予以正当回应。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问题综述

"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这一标准存在表述模糊、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刑事诉讼法学者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提出了重构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若干不同意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形成内心确信"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择。

无罪推定视阈下的刑事判决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都对刑事判决的种类进行了规定。但是文本自身存在模糊和冲突,致使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相关规定的认识并不统一。对于变更罪名、证据不足情况下的刑事判决以及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判决应否成为第三种刑事判决等问题的思考都不仅仅对于实务界有重要意义,而且关乎无罪推定原理之维。

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之性质与效力探析

刑事诉论法第162条用三个并列条款规定了三种判决类型:有罪判决、无罪判决、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本文简称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从立法行文上来看,这种将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独立于普通的无罪判决而单列出来的行文方法与美、英、法、德、日等国家包括我国台湾地区在内的刑事诉讼法律之相关规定颇为不同。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如此规定并非立法技术上的失误,而是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深意:第一。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兼谈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重构设想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调查表明,现行证明标准存在理想化、操作性较差、诉讼成本偏高等突出问题。现行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是实践中由事实认定所造成错案产生的原因之一,但不能盲目地放大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忽视整个证据规则体系尚未建立和体制积弊、法治有待生成等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统计数据表明,司法实务工作者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认同度较高,"案件分类区分标准"观点容易导致司法蛮横对人权的肆意践踏。为了弥补现行证明标准自身不足和解决实践问题,应当在坚持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的、充分"为主体证明标准的同时,建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辅助性证明标准。要明确区分定罪证明标准与非定罪证明标准所适用的事实范围。

无罪判决被告人上诉权初探

刑事诉讼法中的判决,可以分为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大类。司法实践中,对于有罪被告人的上诉权一般都比较重视,但是,对于无罪被告人的上诉权则往往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不给以应有的保障。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有些一审法院在宣告无罪判决时,不向被告人交待上诉的权利,或者在判决书上不写明上诉的期限和法院,有些二审法院在收到被告人的上诉状后,一看是对无罪判决提出上诉,即不予认真审理,甚至不经过审理即直接予以驳回。我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为了对无罪判决被告人的上诉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问题作初步探讨。

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从几种主要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出发,并考察西方两大法系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应当以借鉴西方两大法系的精华和总结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不足为基础,建构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根据犯罪性质和判决严厉程度可作如下设计:最高标准———“确定无疑”;第二级标准———“最大程度的盖然性”;最低标准———“相当高的盖然性”。

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本文介绍了几种主要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并且考察了西方两大法系的有罪判决证明标准。在借鉴了西方两大法系的精华和总结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建构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具体构想。

上海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保持深入健康发展态势 有罪判决率达到100%

去年全市检察机关切实发挥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作用，加强侦查能力建设，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办理受贿案件取证要求，本市反贪查案工作更加规范，保持了深入、健康发展态势，反贪查案基本保持总量稳定，办案质量相对较高。

排除合理怀疑——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之探讨

我国的刑事诉讼活动采用的是统一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随着司法实践的展开,这种以客观真实为准的证明标准陷入了某种困境,因此有学者又提出了法律真实。但它们都不能达到与案件最初事实完全一致的结果,本文主要探讨审判阶段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在分析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提出排出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

有罪判决应百分之百真实 ——访刑诉法著名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关于有罪判决的刑事证明标准到底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证明程度,且这种证明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真实,法学界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就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刑诉法著名专家、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

一审公诉刑事有罪判决书制作的改进

1980年由司法部普通法院司起草、以司法部名文颁发的《诉讼文书样式》,共八类64种,较为完备,已成为近年来各人民法院以及律师事务所统一使用的文书格式。但由于当时法制尚不够完备,加之时间又较为仓促,有些诉讼文书样式已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有罪判决应百分之百“真实”——著名刑诉法专家陈光中如是说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关于有罪判决的刑事证明标准到底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证明程度,且这种证明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真实,法学界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就这一问题,笔者采访了刑诉法著名专家、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陈光中教授首先亮明自己的观点:“对刑事犯罪作出的有罪判决,涉及到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乃至生命,绝不能等闲视之。如果对刑事证明标准在理论上开一个小口,

有罪判决背后的达州官商生态

“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马晶华等人作出有罪判决。就是要维系‘达州官商生态体系’不可动摇。”马昌华的辩护律师告诉记者，如果“马晶华案”得不到彻底平反昭雪。“大竹事件”不会在达州止步。

创新线索发现新机制 把好案件质量入口关——兼论商城县院查办反渎案件有罪判决率100%现象

充足有效的案源是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依据和前提。案件线索的多与少,案源质量的高与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自侦案件质量的高与低。案件线索量少质弱的问题。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体现

无罪推定是指刑事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判决有罪以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的人。作为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最早是由１８世纪中叶意大利的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刑罚与犯罪》一书中提出的，后为不少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所确认，也为《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公...

疑罪从无

1997年4月29日凌晨,德国巴符州卡尔斯鲁厄地区的一名女警察安德里娅·查赫尔(Andrea Zacher)在家中被人用围巾勒住脖颈而窒息昏迷,其父发现后报警。经抢救,安德里娅保住了生命,但因大脑缺氧时间过长而成为植物人。侦查人员发现现场所有门窗都没有强行入室的痕迹,并在现场提取到两个从胶皮手套上脱落的胶皮指头和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有围巾、手套、香烟等物品。根据被害人父亲介绍的情况,

法院不能变更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

法院能否变更检察院对被告人的指控的罪名的问题,一直是司法工作者和法学界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分歧很大的问题,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首先,新刑法实施后。最高法院于1997年12月9日下发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

关于杜德利案判决的法理探讨及反思——以刑法为视角

在法理学经典案例杜德利案中不乏各种理论争议。文章主要从刑法角度,通过分析案例本身的特殊条件、条件特殊性与现实法律的关系、立法精神等反驳无罪判决的理由,而坚定支持有罪判决。同时,假设性地将此案例置于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之下予以定罪量刑,探讨如何真正实现刑法的正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