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判词的传承、超越与近代转型——以樊增祥《樊山政书》为例

《樊山政书》作为晚清判词集的优秀代表,既包括传统判词的情理因素和文学特点,又表现出明显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在结构模式、论证过程的逻辑性、语言的程式化、词语的专业化方面均出现了新的突破,总体上呈现出简明晓畅、结构严谨等近代司法文书模式特点,代表了晚清判词的近代转型。

中国裁判文书说理的历史演进与修辞变迁

中国裁判文书修辞说理经历了从繁至简的变迁历程,为了加强裁判文书说理的情感论证,保持司法领域与社会公众的有效沟通,适当的修辞说理不可或缺,这也是对中国古代判词说理实践的借鉴和承袭。裁判文书修辞说理可以克服法律形式主义的僵化性,平衡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价值判断,提高判决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从而有助于法治的发展。中国法官在裁判文书说理中,一定要结合国情适当运用修辞,而不能过度修辞亦或滥用修辞损害司法的权威性。

论唐代判词中礼法关系对当代裁判文书的借鉴意义

判词在古代诉讼中相当于现在法院的裁判文书。唐代判词具有以情理说服和说理透彻两大特点,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我国目前的裁判文书具有格式刻板且说理不透、文采不足和缺乏情理等问题,而唐代判词注重以情说理、以典故说理、以道德说理和以文化说理,对我国裁判文书改革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建议通过优化法律表达方式,学习唐代判词的逻辑清晰、寓情于理的表达方法,凸显法官的司法智慧等途径助力我国裁判文书改革。

中国古代判词的表达艺术

中国古代判词极具表达力和艺术魅力,其劝导和说服策略体现在以礼法和经义为据、引用典故或史实说理、从社会正义和生存伦理角度说理以及基于具体案情析理4个方面。而其修辞艺术主要表现为修辞格的运用、判词诗化、言辞和事实的润饰与剪裁等。

论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

判词是中国古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裁决判定书。从留传的历史资料看,中国古代许多判词写得文采飞扬、辞藻华丽,且引经据典,工整对仗,使得本应严肃的判词显得文法(理)兼容,词情并茂,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这种现象固然受惠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达和唐代文风的浸润,但其直接动因还在于开科取仕制度对判词写作的重视。古代判词的文学化倾向使之成为一种文学题材得到后人的承继。回眸其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我国当代司法文书制度的改革或许存在某些可能的效用,特别是对于借用中国本土资源促进法律与文学运动,不无借鉴意义。

基于关联理论的《红楼梦》判词英译对比评析

本文以关联理论为基础,选取了《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中判词的翻译。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分析了两个英译本中判词翻译的不同策略,并从关联理论角度分析了两个译本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本文通过对判词翻译的研究以期对诗歌翻译及其评价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论我国古代的判词说理

从法理层面看,我国古代判词说理体现出这样的特征:说理的原则要以礼率律,迭相为用;说理的根据要断狱必贵引经,其后乃有判词;说理的标准要情贵推原,理当依据,法宜按定;说理的形式要文理兼具,因词厚情;说理的功能要承流宣化,寓教于判。

《龙筋凤髓判》判目破译──张鷟判词问目源自真实案例、奏章、史事考

张判词适值唐代判文发展的第一阶段，即“取州县案牍疑议”为问目者，与后来判文“取经籍为问目”不同。《龙筋凤髓判》判文问目源自当时真实案例、奏状、史事者，昭昭可考。唯张骛为避讳，虽保留涉案人原姓，却略省、更改其名，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它的真面目。这种“伎俩”在当时人不是谜，但为后人解读造成了莫大障碍。以致长期以来，人们不敢轻用其文。实际上，张判词问目是武周、中宗两朝的实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尤其对法律史研究助益良多，或能带来研究角度、研究方式的突破。

清代州县审断的灵活性——以清代南部县档案中“判词”为例

分析清代川省南部县档案中的"判词"在知县审断中的运用、形式、内容以及作用等呈现出的特征,可以揭示有清基层衙门在审断纠纷上与中央官厅的不同面向,进而从审断中表达知县态度的文本——"判词"——这一侧面,说明了至少清季州县在纠纷审断上所具有的,也是当下司法所不具有的灵活性或自主性。

唐代判词中的法意、逻辑与修辞——以《文苑英华·刑狱门》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判词是中国古代法律智慧的结晶。一些用骈文写成的判词,修辞考究,形式优美,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一些学者认为其是"堆垛故事之浮词"。经考察发现,一些优秀判词并非如此,华丽外表之下有着丰富义理,这与评判唐代判词的标准有很大关系。一篇优秀判词首先要观点正确,其次要合乎法律,此外还要合乎逻辑、言辞优美。只有这四者比例协调,才能形成好的判词。以"刑狱门"为代表的唐代判词符合上述原则,因此,并非"徒有其表"。唐代判词还非常注重法律论证,论证结构非常复杂,普遍采用中国传统辩证论证方法,即"双证"方法,亦即理证与事证相结合、正面证明与反面证明相结合、演绎论证与模拟论证相结合,一阴一阳,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表明,到唐代,我国古代法律思维已经逐渐发展成熟。

中国古代判词的伦理化倾向及其可能的效用

判词是古代司法官员审理案件的具结文书。中国古代判词融情、理、法于一体,运用情感和道德的说理艺术,具有明显的伦理化色彩,但其注重寻求个案的实质正义和宣教意义,不失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份值得珍惜的遗产。重新认识和评价古代判词的内在精神实质及其效用,有利于革除我国现行司法判决文书刻板化、程式化的弊端,推动司法文化的改革和进歩。

论中国古代判词中的修辞论证

古代中国,判官们在撰写判词时喜欢以文学化的语言叙事和修饰。这是一种修辞论证方式,目的是要说服当事人、说服听众,实现情理法的统一。文学化的修辞论证是古代中国人司法智慧的展示,可以用最低的社会成本和司法成本达到最大的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定纷止争"的目的。

由女性主义看《红楼梦》判词的英译

本文分析了<红楼梦>的创作中所体现出的女性主义倾向,提出十二钗判词的英译除了在形式、韵律和意义方面的要求之外,还必须体现作者的创作用意即作者所着眼的女性立场和价值标准.

中国古代判词的发展轨迹及其文化蕴涵

本文结合有关史料 ,对学术界目前涉及较少的中国古代判词进行考察 ,认为它是中国古代特定社会文化机制下各种文化因素有机融合的产物 ,是一种具有独特艺术品格的文学体裁。在对判词内涵与外延进行准确、科学界定的基础上 ,本文对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演变的轨迹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论中国判词近代转型期的语体特色

判词作为法律判断的结论,是对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体现了立法与司法之间的相互融合。中国的判词从古代的文学化、情感化、道德化至近代的对传统的扬弃及域外的引鉴,彰显出判词的程式化、逻辑性、专业化等特点,走出了一条由(古代)封闭到(近代)开放的路径。

中国古代判词的法学与文学价值

制作好判词是中国古代为官执政司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的判词发展,不但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朝代更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与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判词要进行规范评价、旁征博引,就有一个引经据典的叙事说理过程,从而使判词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不可违拗的说服力。古代判词的价值评价往往通过文情并茂的文学表现形式加以展现出来。对古代优秀判词加以批判地继承和转化,从而将今天的裁判文书写得更加完美,也会有利于今天的法治文化建设。

《龙筋凤髓判》探析

判是制判者对一个案件、事件是非曲直的判决与裁定,通常分为判目与判词两大块,张鷟的《龙筋凤髓判》便是唐代典型的拟判集之一。全书共4卷79则判文,通篇用骈体文写就,判目真实具体,判词征引繁富,最终处理意见简括明确。书中不仅反映了张鷟深厚的法学功底,而且也反映了唐高宗到玄宗开元时期人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认识,同时从拟判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和研究唐代科举、铨选的资料。

唐代选官制度与中国古代判词文体的成熟

本文结合有关史料,对文学史研究者涉及较少的判词进行探讨。指出唐代是中国古代判词的成熟兴盛期,并结合唐代的社会历史状况,进一步详细论述,指出唐代所特有的注重判词写作的选官制度和文化风尚,直接促成了判词本身的成熟。

中国古代判词的修辞蕴涵:说服与劝导

本文重点考察中国古代判词的修辞蕴涵:说服与劝导。长期以来人们都坚信理性和逻辑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然而理性和逻辑并不能解决一切法律问题,因为它不能诉诸人们的内心世界、心灵结构。中国古代判词虽然非理性、非逻辑化倾向比较严重,也没有对法言法语使用的严格要求,却用情感的、道德的修辞直接诉诸人们的心灵,达到说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