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一致采用“最有利于(被监护人/未成年子女/被收养人/未成年人)”表达范式,由此整个未成年人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贯通性的基本原则,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该原则同时具有承继国内法治实践和转化国际公约义务两个向度。对解释文件和司法数据的梳理表明,当前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呈点阵式分布,存在覆盖不足、标准不一、机械援引等问题。对照国际规范体系,厘清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权利要义、制度约束、效力层级和程序保障有助于为我国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适用注入系统、辩证和自洽的制度理性,进而通过权利本位明晰化、权益认定规范化、个案研判独异化和保护机制协同化,将这一中国特色表达深化为中国特色实践。

贯彻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立法与实践的双重审视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幼有优育”的必由之路,而立法则是促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以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为根本立场,旨在解决学前教育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草案》强调以公益普惠为基本方向,保障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和参与权;推进科学保教,遵循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规定家园社三方协同育人责任,优化学前儿童的成长环境。尽管《草案》在许多方面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充分体现了对学前儿童权益的高度重视,但在具体实施上,仍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条款,健全相应的制度保障。

我国刑事再审“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启动规则”研究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有错必纠”,并不区分启动事由上是否“有利于被告人利益”或“不利于被告人利益”,刑事再审的启动主体、启动事由、运行规范等都为实现纠错功能而运转。为维护法的安定性、法的权威性,应回归刑事诉讼客体理论,确立案件事实及其法律评价在刑事司法程序运行中的价值,夯实刑事再审的客体内容,厘定生效裁判效力的涵摄范围;为禁止法院、检察院为“不利于被告人利益”而启动再审程序。实质上,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应确立不告不理原则、控审同一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形式上,明确“不利于被告人利益”的启动事由。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下涉罪未成年人司法处遇的检视与优化——以B市检察机关2020年至2023年开展相关工作为起点

新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既是对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进行本土化的表达,也为检察机关涉及未成年人事项的处理及案件办理提供了基本遵循,这就要做到最大限度地降低涉罪未成年人的批捕率、起诉率、羁押率,找准理念驱动统筹落实的“高度”、强化专业能动办案的“力度”、把握体制机制保障供给的“精度”以及拓展联动处遇体系的“广度”,才能进一步优化涉罪未成年人司法处遇。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视域下性侵未成年人证明标准的研究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逐步扩展至有关未成年人权益的一切活动,其要求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活动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坚持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立场以及充分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在处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仍继续严格采取“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证明标准,将可能违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三项基本要求。探寻确立以“排除合理怀疑”为主的证明标准,有助于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立足于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必要性、品格证据与传闻证据的引入以及未成年被害人陈述为核心构建证据体系等可操作性展开探讨,将促使此类案件从成人“我认为”视角到未成年权利人“我需要”视角的合理转向。

利于人方谓巧——墨家的工程伦理思想

墨家对古代科学技术的关注与研究在诸子百家中可谓独树一帜。“利于人谓之巧”作为墨子工程伦理思想的核心兼顾了科技工程和伦理规范,主张唯有“尚贤”“节用”和“兼爱”才能“利人”。虽受时代和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墨家的工程伦理思想有诸多缺陷,但仍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借鉴意义。

抚养纠纷案件中实现“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首次明确规定“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这既是《儿童权利公约》“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也是解释和适用儿童相关权益规定的基本指向。但是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场景不明、“长期共同生活”作为衡量因素以及不合理增加“更适合抚养”证明责任标准等问题。究其原因是受传统司法观念影响和相应配套措施不足。为此从儿童自治主体的法律地位入手,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的当代精神是尊重儿童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以此为标准和宗旨,分别确定衡量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因素、类型化原则适用情形和衡量因素、提出实现“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配套措施,以期在司法实践中既能保护儿童的基本权利,也能让儿童参与并决定与自身相关的事项。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立法缺憾与完善建议

全面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从立法上确立了本土化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其具有逻辑结构相对完善的“1+4+6”的立法表达体系。但也应当看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存在概念内涵模糊、责任路径不明确、具体要求位阶混乱等立法不足。鉴于此,围绕未成年人的地位独立、优先保障、有效参与、全面发展等实质核心范畴,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未来立法完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概念的相对性明确;二是责任路径的法治化明确;三是权利落实的重点化保障;四是附属立法的协调性提升。

涉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治理中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司法适用

当前未成年人参与网络犯罪数量逐渐增多,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数量也持续上升。经由立法确认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根本原则,需在网络犯罪司法规制中贯彻适用。在刑事司法领域该原则的规范内涵具有体系性,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与程序法定原则的限定下,分别从实体法维度和程序法维度进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目的解释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程序设计。基于对象的二元性及内涵的体系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网络犯罪司法规制中需加以体系化适用,根据最有利于罪错未成年人的要求,在刑事实体法维度以罪刑法定原则为限定进行定罪量刑的实质限缩,在刑事程序法维度以程序法定原则为限定完善审判阶段的转处机制;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被害人的要求,在刑事实体法维度以罪刑法定原则为限定进行定罪量刑的合理扩张,在刑事程序法维度以普通司法程序为框架完善附带诉讼的支持机制。

邓小平与“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

邓小平曾经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他从来都是从客观情况出发来认识实际、把握实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而没有其他东西。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邓小平坚决反对教条、反对从本本出发,总是从最大多数群众参与实践的客观效果来分析问题、调整政策。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情况,邓小平更是多次强调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他还身体力行保护可贵的基层探索,鼓励人们发扬探索精神,勇于进行实践。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最后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思想,在哲学层面上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提供了判断标准,实现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飞跃。

从邓小平“三个有利于”到习近平“四个有利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我们将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与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的"四个有利于"标准比较不难看出,"四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进一步把握和强调,又是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四个有利于"标准不仅是对"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深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发展观、群众观的时代创新,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推向崭新的高度。

坚持让利于民,引领民生地产——九巨龙集团“百城千企商品房促销活动”落地实践

为贯彻落实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积极响应,于9月29日发起“百城千企商品房促销活动”。济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响应,会同济宁市房地产业协会,积极响应,迅速组织,统一部署,在国庆假期这一重要销售黄金节点到来之际,快速落地执行。“服务为民、政策惠民、让利于民”,助力全民优享置业,助力房地产开发企业快速去化。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界限

刑事诉讼的本质与特征、刑法的机能与特点决定了必须实行“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但是，司法机关不得滥用本原则，而应注意适用界限：（１）只有对事实存在合理怀疑时，才能适用该原则；（２）对法律存在疑问时，应根据解释目标与规则进行解释，不能适用该原则；（３）在立法上就某种情形设置有利于被告的规定时，对被告人的有利程度，应当以刑法的明文规定为根据；（４）在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认定存在疑问时，应进行合理推定，而不能适用该原则宣告无罪；（５）虽然不能确信被告人实施了某一特定犯罪行为，但能够确信被告人肯定实施了另一处罚较轻的犯罪行为时，应择一认定为轻罪，而不得适用该原则宣告无罪。

构建全球生态经济的初步探索——布朗新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座谈会纪要

2002年10月16日,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举办专题座谈会,就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R·布朗的新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进行研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农业部、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科委、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中国农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同绕此书发表感想和意见.

利于第三人合同研究

利于第三人合同分为非真正和真正两种,本文仅考察后者。利于第三人合同与代理制度、债权转让以及赠与等制度都存在根本区别。从罗马法到当代各国民法典及其他民事立法,利于第三人合同制度经历了从禁止到许可并不断完善的过程。该制度涉及到三方法律关系,此种复杂的三方法律关系还表现在抗辩和不当得利等复杂关系上。我国《合同法》第64条并没有规定真正利于第三人合同,应就此作出修订。

论《民法典》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民法典》对未成年人健康发展提供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保障,体现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我国的本土化表达,蕴涵了未成年人利益优先和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等理念。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民法典》中主要体现在监护、收养和婚姻等法律规范中。在监护制度方面,坚持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在收养制度方面,坚持最有利于被收养人原则;在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方面,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由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特性,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从肯定事由和否定事由两个维度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考量的具体事项,可作为法院裁决时的具体标准。

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在中共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四个有利于”改革标准的内在逻辑

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四个有利于"评价标准。其内在逻辑表现为:从改革的出发点看,"四个有利于"作为人民群众需要的观念反映,彼此之间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从改革的评价标准体系看,"四个有利于"是四个具有特定功能的判断标准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组成的有机系统;从改革评价标准所遵循的方法论看,"四个有利于"体现理论和实践、整体和重点、全面性和协调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与中国城镇反贫困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贫困成为困扰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中国的城镇贫困是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产生的,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进行重新思考。论题在回顾与"有利于穷人的增长"这一概念有关的理论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实现"有利于穷人的增长"对于中国城镇反贫困的意义。

论人民法院不得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人民法院启动再审是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一部分,其既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也包括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从刑事诉讼基本原理来看,允许人民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的做法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控审分离原则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在部分案件中还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混合法系,无论是否允许法院启动再审,都不允许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允许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再审的制度在当今已经不具有任何正当性。从实务的角度,人民法院应当立即停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从立法的角度,应当明确禁止人民法院启动不利于被告人再审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