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区隔、利他者:“粉丝水军”特征解读

随着明星数据作弊,流量造假的现象不断曝光,造假的“执行者”——“粉丝水军”进入大众视野。他们是粉丝迷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共生而非雇佣的身份特征;准社会交往、偏爱与区隔的行为特征;利他者而非利己者的情感特征。

利他者更幸福吗？--提升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实验研究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和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而来的文明之疾(压力、焦虑、抑郁、恐慌等)困扰着人们,严重影响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根据以往研究,利他也许是人们面对文明之疾、寻求幸福、实现双赢的佳径。本研究采用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等组实验设计,利用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感量表对283名小学生展开研究,期间对实验组实施为期16周的整合性利他教育。结果显示,干预后实验组主观幸福感总体水平显著提高;干预对高主观幸福感组的作用最显著,中等水平组次之,低水平组的效果最差;干预对降低消极情绪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最后提出研究结果对教育的启示和意义。

察觉利他者机制——进化心理学对利他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利他性行为和利他情境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来，随着进化心理学作为一种崭新研究取向的迅速发展，一些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取得了一些新的假设和视角。其中，“察觉利他者机制”是进化心理学家提出的一种针对个体识别利他者和利他情境能力的一种假设。目前，对这一机制是否存在以及其心理过程仍存在争论。

现代伦理学中利他主义的地位

一种适用于广博的陌生人社会、对每一个人都平等有效且不受空间或情感距离影响的稳定持久的利他主义,即能够体现道德原则普遍性特质的利他主义,不能奠立在缺乏坚定性、稳定性和可靠度的情感主义的基础之上,也不能表现为行为主体纯粹单方面的无私付出——所谓极端理解的利他主义。在宏大的匿名环境里,善意、仁爱、团结的利他主义倾向往往并不呈现在作为个体的行为主体直接的行为动机上,而是渗透在作为社会框架性条件的有控制系统和制裁机制的制度设计里,体现在能够使善好的道德意图转化为对逐利的战略性举措的行为激励上。这样一种对等性利他主义,能够产生出人际互相的行为期待的可靠性,让道德的规范性依靠制度和激励走入现实并发挥其应有的效力。

高中语文写作教学的主题导写与适应训练——以“利己与利他的取舍之道”为例

新高考作文命题注重材料与时事热点的紧密联系,高中语文写作教学应采用行之有效的训练方式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以“利己与利他的取舍之道”为例,围绕二者的含义与关系进行深入的解读和梳理,从高考作文的立意、选材、语言等评价角度入手,以主题导写的形式提出合理的写作建议,同时,从微写作和模拟写作入手,给予适应训练的提示。

双利他偏好下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的差异化定价决策

为了给出制造商和零售商双利他偏好下再制造闭环供应链的差异化定价决策,针对无利他偏好、单制造商利他偏好、单零售商利他偏好和双利他偏好4种决策模式,比较分析得出双利他偏好对闭环供应链差异化定价决策和渠道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零售商利他偏好程度会增加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批发价;增加双方的利他偏好程度会降低新产品和再制造产品零售价,增加市场需求;增强利他偏好程度会增加废弃产品回收数量,有利于回收再制造;提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他偏好程度将减少自身收益而增加对方收益,同时提升渠道效率;双利他偏好有利于提高闭环供应链整体利润和效率,且比单一利他偏好产生的影响更加显著。

“同情”的利他主义解释辩护

同情的利己主义解释的支持者认为,我们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被同情心唤起了自身的负面情绪,同情激发的助人行为是为了减少负面情绪的利己行为。同情的利他主义解释也预设同情会带来某种负面情绪的事实,但认为同情即使伴随痛苦仍可以产生利他动机。休谟的“同情—怜悯模型”区分了狭隘同情和广泛同情,并且认为广泛同情产生了包含关切他人的怜悯情感;巴特森的“移情—利他假说”则区分了自我利他行为和纯利他行为,并且认为后者对应一种以他人为主导的移情关切。休谟的道德哲学阐明了同情的利他性的产生机制,而巴特森用心理实验的方式为休谟的哲学观点提供了实证辩护。

对数字经济时代利他主义的反思——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阐释

本文从利他主义的理论渊源入手,梳理了有关数字经济时代的利他主义及计划经济新思潮的观点与主张,并从人的本质内涵和人的行为决策机理的角度对利他主义进行了反思、对计划经济新思潮进行了批判,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利他主义是一种具有利他效应的价值理念,并不能在根本上取代利己的价值属性,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更倾向于以利他的手段来实现利己的目标。而计划经济新思潮仍然是违背常识、违背规律的认识误区,理性的功能特性、市场的本质内涵以及人与市场的互动所形成的人的行为决策的机理决定了计划经济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本文进而运用有关人的行为决策的SBRE四因素模型,从主观内因和客观外因两个层面,从人的价值目标取向、人的理性能力提升、外部条件优化三个维度分析和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主观利己抑或有限利他:罗尔斯的人性观及其伦理反思

人性问题不是罗尔斯《正义论》重点论述的内容,但对人性的界定与使用,却为其整个正义理论的走向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把原初状态下的人性预设为两个特征:一是人性冷漠而理性利己;二是人性有限利他。这看似矛盾的人性观,实际上是为了满足理想契约环境之下的论证需要。从西方人性传统和文本逻辑上看,罗尔斯的人性论依然倾向于自利目的的利己性而非利他性。虽然罗尔斯的利己人性观在满足分配正义的论证上有其合理性,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差别原则在现实中难以落实。因此,反思罗尔斯自利与利他两种人性设计的本义,也为研究罗尔斯正义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如何看待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

什么是网络利他行为?网络利他行为是指网民在网络社会活动中,借助主体间的交往互动,自愿去帮助他人,并实现自我价值的活动。现阶段,互联网的使用在青少年群体中日渐普及,网络利他行为在道德品质塑造和人生价值观树立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对于积极心理学而言是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它侧重于提高个体生命所具备的深刻价值。

利他炫耀中的预测偏差:助人者低估来自旁观者的社会评价

助人者在决定是否主动展示自己的利他行为时常常面临困境,既希望获得他人赞赏,又害怕招致负面评价。对利他行为的炫耀是否真的会遭到负面评价?助人者对社会评价的预测准确吗?本研究通过7个实验(N=1362),揭示了利他炫耀中的预测偏差及其潜在机制:对于利他炫耀行为,助人者会低估来自旁观者的社会评价;感知到的利他动机在这一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这一发现有助于深化对利他炫耀行为及其社会评价的理解,为鼓励助人者主动传播利他行为并进而在社会层面增强利他氛围提供依据。

多元文化经历提升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及心智知觉的中介作用

人类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快速迭代、迅猛发展、不断变革,引发诸多伦理问题。其中一个核心关切便是在人类与AI和谐共生的指导思想之下,人类是否会对机器人持有与人类同等的道德关怀并对其做出利他行为。目前,鲜有研究探讨哪些文化心理因素提高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及其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本研究旨在从多元文化经历的视角开展科学探索。基于中西两种文化样本的研究发现,个体的多元文化经历正向预测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人对机器人的心智感知起部分中介作用。此中介模型在中西文化被试中不存在显著文化差异,表明该模型具备一定的文化普适性。最后,线上启动实验研究虽未能证实因果机制,但存在符合研究假设的总体趋势。本研究丰富了多元文化经历的下游效应,对探讨何种前因变量会提高人类对机器人的利他行为及其解释机制做出了一定的原创贡献。

我国青年网络利他行为变化趋势研究——以2012—2023年的相关数据为例

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选取2012至2023年间发表的70篇文献,探讨中国青年网络利他行为近12年以来的发展趋势及背后可能的社会原因。结果显示,我国青年网络利他水平在12年间显著提高(β=0.347,p<0.01),上升了0.63个标准差。当年、1年前、3年前与5年前的社会经济条件、社会联结与威胁、教育水平的变化均能显著正向预测我国青年网络利他行为的上升。在社会宏观层面,此增幅变化可能与经济发展、城镇化程度提高、失业率下降以及教育政策改革有关。

金钱剥夺情境状态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4个实验来探讨金钱剥夺的情境状态对利他行为的影响及利他行为的情境和形式效应。结果发现:(1)金钱剥夺情境下,个体做出更多利他行为,且这种行为变化是通过护面子意识而不是争面子意识的中介作用;(2)金钱剥夺个体在公开情境下会做出更多利他行为,而私人情境下该效应减弱;(3)金钱剥夺个体愿意做出更多非金钱的利他形式,而在金钱形式下该效应减弱。

社会规范及其冲突对网络利他行为意向的影响

基于规范焦点理论,本研究探讨了不同情境下社会规范及其冲突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单一呈现社会规范时,强指令性规范和强描述性规范均可有效促进网络利他行为意向,但未见弱指令性规范和弱描述性规范对意向的显著抑制效应;(2)在双重规范冲突情境中,弱指令—强描述规范冲突和强指令—弱描述规范冲突均可显著影响网络利他行为,且效力大体一致。研究有助于拓展对规范焦点理论的理解,并为加强网络信息环境治理提供了依据。

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渠道治理的调节作用

以角色外利他行为和渠道行为治理的相关研究作为理论基础,讨论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对渠道关系中合作效率和合作公平的影响,并检验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的调节作用。从经销商的角度收集到有效问卷343份,使用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假设检验。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能够促进其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效率和合作公平;第二,与关系治理相比,合同治理会强化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对合作效率的影响;第三,与合同治理相比,关系治理会强化经销商角色外利他行为对合作公平的影响。最后,文章从理论贡献、管理启示和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等方面对本文的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

亲社会倾向与自我损耗对青少年利他行为的共同影响

为探讨亲社会倾向、自我损耗对青少年利他行为的影响,对300名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筛选出具有高、低亲社会倾向的高一、初一学生各60名,对其进行自我损耗实验后,采用独裁者任务测试其利他行为。结果发现:(1)高损耗者与低损耗者在利他行为上差异显著,低损耗者更倾向利他;(2)青少年的利他行为随年级而异,高一学生更具利他性;(3)自我损耗、亲社会倾向和年级间交互效应显著。高一学生亲社会倾向高时,自我损耗不影响利他行为;亲社会倾向低时,低损耗者的利他行为高于高损耗者。初一学生无论亲社会倾向高低,低损耗者的利他行为均高于高损耗者。研究表明,自我损耗、亲社会倾向对青少年利他行为的影响与年级相关,初中生易受自我损耗的影响,而高中生在高亲社会倾向下,自我损耗效应消失。

主动性人格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大学生主动性人格、网络积极反馈、生命意义感和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选取850名大学生,采用主动性人格问卷、网络积极反馈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和网络利他行为量表进行测试。结果发现:大学生主动性人格正向预测网络利他行为;网络积极反馈和生命意义体验在主动性人格与网络利他行为间起单独和链式中介作用;生命意义寻求对网络利他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这意味着未来可通过塑造主动性人格、增加网络积极反馈和提升生命意义体验的途径来提高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

有限的“馈赠”:论翻译批评的利他性

受限于“批评”一词内含的否定倾向,翻译批评时常表现为面向翻译的论争式、摧毁式话语,这无疑阻碍了翻译场域内各主体间对话的建立,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批评的建构力量。批评应是一种面向他者的敞开,一种伦理意义上的解蔽,利他性是其本质属性。本文尝试从拓展翻译可能性、促进翻译价值转化和助推翻译理论建构三个层面探讨翻译批评的利他性本质,指出翻译批评是一种有限的“馈赠”,并联系现有批评实践进一步探索翻译批评“利他”的实现路径。

碳限额管制、零售商利他偏好与制造企业的绿色决策研究

随着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大众低碳意识的增强,绿色供应链得到了快速发展。以政府主导,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阶段绿色供应链为研究对象,设定了制造商购买碳信用额的同时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或完全购买碳信用额,零售商有利他偏好或无利他偏好共计4种情境的博弈模型。运用Stackelberg博弈分析了存在碳市场交易情境下的政府碳限额管制、零售商的零售价格、制造商的减碳努力和市场产量。研究表明:政府在零售商无利他偏好时会为制造商制定更宽松的碳排上限;当制造商做出减碳决策后,社会福利、市场需求、产品价格和绿色度并不受零售商有无利他偏好的影响;虽然零售商的利他偏好不利于自己的利润,但它可以帮助增加制造商的利润,从而有利于供应链的稳定;当市场碳价格较低时,鼓励制造商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会给社会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反之不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能带给社会更高的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