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犯的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

德、日通说认为,财产犯中不法领得的意思(即非法占有目的)包括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前者功能是区分盗窃罪与不可罚的使用盗窃,后者功能在于区分盗窃罪与毁弃罪;在德国,使用盗窃因不具有排除意思,原则上不可罚,而日本却得出使用盗窃原则上可罚的结论;我国关于财产犯罪的规定定性又定量,要求具有排除意思,使用盗窃原则上不可罚;利用意思具有区分机能,并能说明盗窃罪比毁弃罪法定刑重的原因,因而强调利用意思具有合理性;盗窃他人财物后索要感谢费以及勒索财物的,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成立盗窃罪。财产罪章以外的盗窃、抢夺等犯罪,可能包括毁弃、隐匿情形。

论盗窃罪的“利用意思”与“排除意思”

非法占有目的是盗窃罪不成文的主观要素,其与盗窃故意有所不同,能够辅助行为定性,故可自成一体。非法占有目的包含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解释利用意思时应体现对财物价值的保护。利用意思仍要保留但无需刻意证明,在确认行为人具有排除意思的基础上推定即可。利用意思的本质是享受获取财物所可能带来的各种利益,无论行为人对到手后的财物如何使用,只要该财物能够满足其特定需求,就认为其享受了利益,也就具备了利用意思。

非法占有目的之利用意思的疑难问题和理论深化

非法占有目的中利用意思的认定呈现不断缓和的趋势,应明确内涵并框定范围。利用意思虽是行为人的主观想法,但应进行刑法规范性评价和认定。利用意思不必是单一、纯粹的,其评价具有包容性。利用意思所包含的财物效用形式多样,但对财物效用的理解需根植于财物的性质特征,因而利用意思所享受的财物效用限于利用财物而从财物本身直接产生效用。利用意思所指向的财物对象可以是财产性利益,且限于取得行为时已有对其利用的意思。

论盗窃罪的不法领得意思——兼析盗窃罪与毁弃罪之法条关系

不法领得意思是盗窃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素,其内容在于排除意思而非利用意思。当然,这里的"排除意思"是指永久性排除他人占有的意图,只有坚持如此理解,才能符合盗窃罪是侵犯所有权及其他本权的本质特征,更好地实现保护财产法益之目的。

盗窃物品以勒索钱款的犯罪认定与处罚——从剖析非法占有目的入手

财产犯中的取得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该目的内涵是利用意思,排除意思没有必要。凡是具有享用财物可能产生的某种效用、利益的意思,或者说,凡是以单纯毁坏、隐匿意思以外的意思而取得他人财物的,都可以评价为利用意思。盗窃物品以勒索钱款的场合,行为人对被盗物品具有利用意思,满足了非法占有目的,同时具有客观窃取行为与主观盗窃故意,因而成立盗窃罪。在以勒索钱款的意思盗窃单纯体现财产法益的物品时,如果真实具有返还财物的意思,成立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实质一罪,以盗窃罪处罚;如果仅有勒索钱款的意思而无返还财物的意思,以盗窃罪与敲诈勒索罪并罚。在以勒索钱款的意思盗窃车牌时,由于车牌这一对象的特殊性,勒索行为不成立敲诈勒索罪,如果符合多次盗窃或数额较大的标准,成立盗窃罪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两者是法条竞合关系,以盗窃罪处罚;如果不符合盗窃罪的定罪标准,只能论以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盗窃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分析

非法占有目的是盗窃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素,其内容在于排除意思而非利用意思。当然,这里的"排除意思"是指永久性排除他人占有的意图,只有坚持如此理解,才能符合盗窃罪是侵犯所有权及其他本权的本质特征,更好地实现保护财产法益之目的。

论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推定

所有金融诈骗罪的共同点是都需要以客观推定主观,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不同点在于对"非法占有"的界定,对不同的金融诈骗所要求的推定之"基础事实"也应不同,但均应具备推定的常态联系性和可反驳性。在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间具有常态联系的基础上,允许并保障被告人的反驳权,如果其不能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能使法官对待证事实产生任何合理怀疑,方能认定推定成立。

非法占有目的的两个侧面及其功能

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两个侧面组成。排除意思是指排除权利人对财物的使用、以合法占有者的意思支配他人的财物。从本质上来说,排除意思就是试图造成可罚的妨害利用的意思,成为判断法益侵害之危险的基础素材,被视为主观违法要素。在控制使用盗窃的处罚范围上,排除意思作为主观违法要素发挥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在占有转移的时点,如果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只是轻微地妨害权利人使用财物,那么行为人就没有排除意思,这种行为只是轻微的暂时使用,并不可罚,因此排除意思起到了限制入罪的机能。利用意思就是享受财物本身效用的意思,至于是按照经济用途利用还是按照本来用途利用,则无关紧要。在出于毁坏的意图而夺取他人财物的情形中,行为人不存在对财物予以利用的意思,不成立盗窃罪。转移占有时带有利用意思的,是出于更为强烈的动机而实施法益侵害行为,具有更重的责任。利用意思不仅是为取得罪奠定违法性的主观要素,还带有主观责任要素的性质。对于财产罪,我国刑法也未明文要求具备非法占有目的,评析日本刑法理论上的各种观点和审判实务的做法,对于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审判实务来说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

论盗窃罪的非法占有的目的

一般认为,要成立盗窃罪,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由于只能在转移占有阶段终局性地判断是否成立盗窃罪,就应该根据转移占有阶段的行为人的意思而不是依据事后的客观使用情况或者损坏行为来判断。因此,可以根据排除意思之有无区别盗窃罪与不具有可罚性的使用盗窃,根据利用处分意思之有无区别盗窃罪与损坏器物罪。具体而言,第一,在剥夺被害人的占有这一点上,盗窃罪是侵害犯,而就侵犯了被害人对财物的利用可能性这种实质性法益侵害而言,在以“遭受侵害的危险性”作为处罚根据这一意义上,盗窃罪又具有危险犯的性质,排除意思正是据以认定这种危险性之有无的主观违法要素;第二,行为人是基于意欲利用财物的动机而实施盗窃罪,因而在法律上应受到更重的非难,利用处分意思就属于加重行为人之责任程度的主观责任要素;第三,对利用处分意思的判断而言,直接享受财物本身的效用的意思才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否按照财物的经济的用途或者本来的用途加以利用则并不重要。

刑法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在很多情况下都决定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成为困惑司法实践的一大难点。当前理论上有不要说、排除权利者意思说、利用处分意思说、并和说四种学说,前三种学说不符合我国现状,我国应采并合说。

盗窃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展开

盗窃罪的构成需要行为人在故意之外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为"非法占有目的"具有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机能。非法占有目的由两个方面的要素构成,即排除权利人的占有和利用处分的意思。对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判断,应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合理利用刑事推定原则。

诈骗类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问题的认定

作为主观违法要素和责任要素,对于诈骗类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一直都是司法实践和学术理论研究中争议不断的问题。立足于日本大陆法系刑法学理论,对于财产犯罪中的盗窃罪、诈骗罪乃至抢劫罪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兼具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缺一不可。依据诈骗类犯罪的构造原理,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必须产生于处分人处分财物之前,而不能超越处分行为的基准点。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结构性认定

从理论及实务经验来看,盗窃、诈骗等侵财类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由"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两个方面构成。排除意思侧重排除权利人的法益保护,利用意思侧重财物的经济利用。合同诈骗作为诈骗的特殊形态,其非法占有目的也可以从此两结构进行认定。具体来说,从签订合同时、合同履行中判断其是否具有排除意思及利用意思,也可以从合同履行中履行完毕前对通过合同取得财物的利用方式判断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刑法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研究

关于对刑法当中非法占有目的进行理论分析和探索中,可以了解在法律中这种非法占有目的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它并没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相关内容,于是在有些具体犯罪的时候也并没有用法律知识来认定其中的情形.因此,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争议较多,也在司法实务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在整个法律界,这种模糊的定义不能在具体的犯罪中提供法律效益,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浅谈一下非法占有目的的概念.

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新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盗窃的行为方式日渐多样化。若坚持从传统的角度理解盗窃罪的构成要件,许多新出现的盗窃行为便无法进行处罚,导致处罚的缺位。因此,有必要结合时代特征不断对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作出新的解释。其一,在行为方式方面,不必坚持盗窃需要秘密进行;其二,在是否需要转移占有方面,应当对实体财产与财产性利益进行区分——实体财产需要转移占有,财产性利益不必转移占有;其三,排除意思不是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

财产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认定标准的失语

以“排除意思、利用意思”来认定财产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是我国法学界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但难以让人认同。通过对我国与德日刑法的相关学说进行梳理,结合“排除意思、利用意思”在我国引起了含义不清、同案不同判等问题,继受自德日的认定标准并不能适应我国实际情况。具体辨析“利用意思”、“排除意思”的功能可知,“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的内容虚化、意义缺失,进一步深化了以“排除意思、利用意思”的认定标准界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合理性存疑。以盗窃罪为例,以辨析犯罪目的与犯罪故意本质的方式,提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对他人财物形成稳定占有的意思”。

使用盗窃行为之可罚性研究

使用盗窃行为,即盗取他人财物使用,用后归还的行为。我国目前仅有两个司法解释提到过偷开机动车的规制问题,此现状不能实现对严重侵害法益的使用盗窃行为的有效规制目的。学界大多围绕使用盗窃行为是否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展开讨论,并形成主观说和客观说两类观点。基于动产的可移动性特征,可罚的使用盗窃行为对象应当被限定于动产使用权。使用盗窃可罚性的判断基准应当遵循先客观后主观的顺序,首先在客观上判断使用盗窃行为是否给权利人的利用造成了严重妨害,其次在主观上考量行为人的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可罚的使用盗窃犯罪数额认定应当具体审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而行为人所获经济利益仅为损失认定的参考辅助。

论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侵犯财产罪中的取得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必要。非法占有目的包括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排除意思不限于永久性剥夺公私财产的意思,而是达到了可罚程度的妨害他人利用财产的意思;利用意思不限于遵从财物本来的经济用途进行利用的意思,而是遵从财物可能具有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

论盗窃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是否为盗窃罪的成立要件?围绕这个问题在刑法理论中存在必要说和不要说的争论。从机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在盗窃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是必要的构成要件要素,主要发挥犯罪个别化的机能,其内容应该是行为人针对财物的利用意思。

论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理论的内容和机能

财产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故意内容之外不成文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之所以遭致批判,主要是因为在其内容的理解上存在问题。因为必要说一方面将"利用意思"作为其内容之一,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利用意思"的本来涵义。由于"利用意思"要素的存在,使得"非法占有目的"在取得罪与毁弃罪、盗窃罪与盗用行为的区分问题上出现了逻辑悖论。将"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限定为永久性地占有他人财物的"排除意思"具有妥当性,辅以"建立占有"的存在与否,"非法占有目的"不仅可以在区分盗窃罪与盗用行为、取得罪和毁弃罪的问题上发挥作用,还能在权利行使问题的解决上有所作为。